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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女人的家:捡菌时节

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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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承载这些故事的女人,最后会变成鬼魂活在我身上,我的愤怒是因她们而起,也只能因她们而平息。
とみだ せな|Tomida Sena ​​​

捡菌的时节

六月离家,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了,云南正是捡菌子的好时节。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云南,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不好玩的,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乘兴而归。

外地朋友总是有一些浪漫遐想,以为我们云南人对捡菌子有某种特殊的喜好,唱着“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此类的童谣就高高兴兴上山去了。但我从小就感觉,人们只是在遵循自然时令,就好比种在家门口的瓜熟了,到了季节你就知道该摘了。当然,这种对应的时令,也许是云南独有的。

这时节雨水这么多,光是念完这句话,大概就能想到山里的鸡枞和菌子疯长,这里躲那里藏,该捡了。上山捡菌子,我们用的是“捡”这个字,相比书面的“采”,就少了一些目的性,好像是进了山才知道究竟会遇到什么,运气好才能捡回来。

看到上个星期朋友们结伴上山的收获,说是长得像鸡枞的特别多,但都不是,找了几个泥蛋,又不能吃。最后捡了一些奶浆菌,大红菌,还有看起来像鸡油菌的,零零散散。其实云南人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的野生菌食用指南,比如有些被标注有毒的,其实我们也会吃。谁判断可不可以吃呢,大概就是有经验的老人。

扶霞在经济学人写了一篇关于云南菜的文章,她解释说为什么出了中国并没有人知道云南菜:享受着都市特权的人似乎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但云南菜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得到食物的故乡才能吃到真味。

就在上个月,我在南昌时认识的朋友还提议,让我从家乡讨一些云南的特产寄过来,比如野生菌。当时我没法和他解释,为什么云南人会有这种感觉,在外面吃到的东西味道都不对,听起来像是我们口味太刁钻。

但扶霞这个解释,是作为“外来人”的一种体会,倒有助于和她经历相似的人能够理解。而我们只能判断,像老人教山里的菌子能不能吃一样,本能地试探,并非出于一种羞涩的思乡情绪——但我们情愿被这样误解,时常一笑置之。

说了这么多捡菌子的闲话,但我自己进山的次数其实少之又少,能回忆起具体场景的,更是连一只手都数不出来。在雨季的香格里拉,矗立在田野里的木屋,背后通向森林的路上就能捡到许多红菌,但很多外地人只是好奇,并不敢吃,于是只好晒在屋檐下,供人观赏。

再就是去年,和 Matters 认识的朋友线下相见,竟鬼使神差地约定进山捡了一趟菌子。只可惜去晚了,满山都是捡菌人,在松茅林间看到满山攒动的人头,恐怕比菌子还要多。

同学的爸妈听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怕我们上山后希望落空,于是提前进山,竟捡到了几朵鸡枞和青头菌,其中一朵有家里用来打井水的水桶大小,用绿茵茵的松茅盖住,像是好端端长在那里,新鲜活泼。幸亏如此,才终于吃到了所谓的“山珍”。

除了新鲜的野生菌,阿姨还特意炒了一盘蜂蛹招待我们。我记得小时候村里养蜂的人家请客,就常常用这道菜来款待客人,做下酒菜。但我从前在家也不常吃,阿姨笑着起身舀了一大勺给我,一时间盛情难却,只好不动声色闭着眼睛胡乱拌饭吃了一口,还觉得挺香。想骗阿川尝一尝,他却死活不肯吃一口,说是太吓人了。于是云南人的热情,只好由云南人消受。

走出山林后

但每次迎来雨季,每次看到别人上山捡菌子,我最先想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有一个面容早已模糊的女人,她拉着我的手,带我从镇上出发,沿着乡间的路,穿过田野,拎着小竹篮就进山去了。

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孩,这样寂寞的组合,运气竟然要好过今天的“职业捡菌人”。我记得甚至都没有走进深山,就已经装满了两只竹篮,我说走不动了,她才默默无言地带我回家。

这是同村的一个姐姐,当时她教我认的那些菌的种类,我一直记到今天。分别时,她好像将篮子里的菌都分给了我,让我带回家。

印象中她似乎一直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因为喉咙里长了一颗瘤,或者别人传言中并不清楚的怪病,她说话很费劲,咬字又困难,说了也让人听不清。所以她常常紧闭双唇,抿成一条细直的线,埋头做事,面对所有人的埋怨都一一受着,并不肯作声。

自从那次分别后,我们从广袤自由的山林回到镇上,回到人和人织成的复杂网络,我的生活里好像就再没有过这个人的消息。但似乎因为我一直想着她,于是这个人的故事就仍在我的大脑里继续生长。在我无意间合成的故事版本中,她收养了我小时候因为随父母搬家必须要送走的小狗,后来因为不详的疾病去世,我的小狗自然也无法孤独地活在人间了。

在脑海里上演过无数遍,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是真的,下意识觉得曾经这样发生过。但我最近想起来,特意去问了我妈关于她的事,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推理结果,我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看见的人,因为牵挂不断而在我大脑中继续生长的结果。

在我妈妈的版本中,也是我认为最可信的一个版本,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听说她以前嫁过一个男人,也许是邻村的,后来发现她喉咙里长了一颗瘤,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男人一家就决定不再要她,让她回娘家。回来后她找了一个隔壁村的男人,同时她兄弟也交着女朋友,家里的意思是让她问那个男人要点钱,给她兄弟讨媳妇用,但男人不愿意,说是她既带着病又想要钱,也不肯要她了。后来同村人说媒撮合,介绍了一个鳏夫给她,然后她兄弟就送她去鳏夫家,鳏夫给了点钱,她兄弟就把她交给鳏夫就回去了。就这样跟鳏夫过了几年,然后还是过不下去,回了村里,听说又嫁人生了一个男孩,再后面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怎样去讲这个故事,那些“男人不要她了”之类的描述,是我最痛恨的,但我都保留了下来,用来展现这一桩桩血淋淋的罪行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轻巧逃脱的,就是源于此类语言的轻佻。

当这个故事被一层层剥开,她终于从一个“上山捡菌子的沉默女人”这样轻盈朦胧的描述中揭开痛苦的面纱,瞬间倾塌。或者从原先看不清原貌的钢丝绳上走过,每踏出一步都几乎跌下来摔个粉碎——主要是此前我大脑中形成的无比天真、接近童话的幻想结局,此刻被这残酷的真相粉碎。

原先听说她还活着,我心里还感到一阵惊喜,但没想到,所谓活着竟然只是这样活着。他们不停地在用这个女人换钱,想方设法寻找买家,不能称心如意就立刻转手,要将她吃干抹尽,不达成目的不罢休。

想起《隐入尘烟》的开头,女人被当作牲口打量,人群甚至不屑于窃窃私语,反倒像说出世纪真理一样坦然:“她又不能生育,她有啥可挑的。”而导演李睿珺在影片上映后,说农村有一个现象,经常会有男性被剩下,但很少会有女光棍,女性不容易被剩下,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农村有性别优势。荒唐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我的这位姐姐,她所有版本的故事最终都汇成了这一句:听说又嫁人生了一个男孩,再后面就不知道了。值得传颂的是“生了一个男孩”,倘若是无法生育,或者生了女孩,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留下。她这一生都还是会在不同的男人手底下讨生活,“丈夫”、“男友”,任何一个称呼都不算妥当,说是“买主”也显得过于轻佻,只能作为一种修辞,而不能实际讨论。

因为它无视修辞的愤怒和控诉,而平静默认一个女人是属于她的父亲兄弟的,是可以用来买卖的物品时,就成为了一种语言陷阱,往往成为法庭上重罪轻判的原因。所以有人提倡,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用“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拐卖妇女罪”。

语言是为了沟通的,而并非为了制造陷阱。我想这种提议也是为了解除上一阶段的陷阱,但如果这些概念还是困难,仍然制造了陷阱,当然也是要再推翻重来的。

我开始和别人较劲,开始咬文嚼字的时候,就离故事越来越远了。但以身承载这个故事的女人,却好像因此和众多女人的鬼魂一起活在了我身上,我的愤怒是因她们而起,也只能因她们而平息。

只有在姐姐重新成为那个曾经带我上山捡菌子的沉默女人时,我才能从众多的词语、抽象的讨论中脱身出来,但我已经知道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我的大脑便不会再这样以一个儿时充满幻想的场景为基础,生长出一个天真童话,那不是她真正的命运。

也许我们当初不该走出那片长满鲜菌的森林,不该回到这个由人和人织成的密布网络,这个丛林要比想象中更加危险,识菌的本领、认路的本领,在这里统统失效,女人先变成了一朵菌。


一个只有女人的家:妈妈的名字

CC BY-NC-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