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法则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形势

1.    统治的艺术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二战后20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动荡——政变、革命、流血事件等——后，重提“托克维尔法则”：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这段话里的“地位平等”，法语原文为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又译作“身份平等”，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托克维尔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历史中，观察到“身份平等”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一切都显得它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运动。在“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只要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同质化运动就无可阻挡，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也就是进入政治生活。不过，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推进的历史进程时，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在公共空间浮现，却又不能被有效统治，就必然颠覆先前的政治秩序，带来政治动荡。因此，“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的不匹配，在亨廷顿看来，是战后所有政治动荡的根源。

亨廷顿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统治艺术”的角度讨论如何避免政治动荡，也就是说，亨廷顿谈论的是如何“生产”政治秩序。正如讨论经济秩序时，计划经济从生产出发、市场经济从需求出发一样，讨论政治秩序，除了从政治秩序的生产角度，还有另外一个研究进路，即通过检验“身份平等”的发展状态，来确定人们对“统治艺术”的需求。进而，根据需求去发展与“身份平等”相适应的“统治艺术”，以保证“统治艺术”总能适应“身份平等”发展变化。

因此，在我们颠覆了亨廷顿思维方向的“需求侧”思考中，考察“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即时状态，将成为一切“统治艺术”的必备功课。

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身份平等，人们在进入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之前，彼此疏离，没有可比较性，也就既谈不上平等，也谈不上不平等，只有人们进入到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时，才存在身份的平等或不平等，因此，“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进程。

2.    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我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确切位置

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看，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无论是中国传统，即以“天人合一”看待传统历史文化发展，还是西方传统，即以人的精神发展状况看待文明进程，都可以回到对“人”的理解深化中确定我们在“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从诗时代受天命的“人”从“民”中分化出来开始，参与公共事务的就是“人”而非“民”。“民”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庶民不议”；“民”被排除在历史记忆之外，这是为什么《史记》记载的只有帝王将相英雄烈士而没有平民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成为“人”，才能出现在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中，“人”意味着参与公共事务的身份。如何理解“人”？谁才算得上是“人”？对这些问题解释权的争夺，也是对公共事务控制权的争夺，在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异常激烈。从汉代到底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君合一”的不同理解带来的人君冲突，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与天子共治天下，“人”的内涵不断扩展，纳入了越来越多的受教育阶层。随着平民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到了清代，在平民参与公共事务问题上，儒家实现了大反转，认为平民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个提议一经顾炎武提出，很快就成为天下共识。平民一旦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民”与“人”二字就合而为一成为“人民”。

“匹夫有责”四个字的总结，由梁启超在1915年提出，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夜。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匹夫有责”既是历史的绝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匹夫有责，却无权。权责不对应，给平民参与公共事务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平民以“匹夫有责”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清代，前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义和团运动。都以混乱和灾难告终。

“匹夫有责”最终成熟于毛式“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特点在于，个体只是“群众”这个类的成员，类成员意味着如同动物那样，个体的生死不重要，只有种群的延续重要，个体没有权利只有对种群繁衍生存的责任，因此，“群众”只有责任没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毛在平民没有个人权利的情况下，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匹夫有责”。这种模式的群众运动充斥于整个毛时代，但是，“匹夫有责却无权”的群众运动的后果是，毛死后，超过1亿人认为自己受到政治冤屈或牵连，这是对权责不对应的控诉，如若不是这样，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个人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受点冤屈又算得了什么？在要求平反的巨大压力下，“群众运动”的统治效率降到了最低点，权责不对应的“统治艺术”无法继续维持。

正是在那时，体制无法解决数百万回城知青的就业，只好任其自生自灭，由此催生了城市个体户，个体有了体制外生存空间。也是从那时起，从财产权开始，“匹夫有权”渐成时代主题。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都受益于承认平民有（财）产权的“匹夫有权”。正如经济学解释的界定产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仅仅是因为呼应了“匹夫有权”的历史进程。

然而，权利不只是财产权利，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在三千年社会转型中——以“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的精确位置，这一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且还将占据着当代史的核心。

3.    “统治艺术”面对“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失措

“统治艺术”的发展状态，是以统治者的意图转化为被统治者意图的效率来衡量的。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公信力”一度指示了这种转化效率。

如果我们回首近年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一系列事件，那么，不仅“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清晰可见，以“公信力”为指示器的“统治艺术”变化轨迹也同样明晰可寻。

2008年初，当“公信力”刚开始成为媒体热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察觉到，那很可能就是“官方”与“公信力”分道扬镳的最初征象。此前，“官方”就是“公信力”，不分彼此，实在不需要两个词来指称，所以，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2007年10月30日，关克就曾以“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的官方身份表示：关于华南虎照片的所有质疑，都来自民间，从来就没有官方的质疑。关克以此来强调华南虎照片不容置疑的公信力。

可见在那个时候，关克还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官方就是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官方，既然如此，民间当然不具备公信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历史进程就是相匹配的。

可是，关克的断语一出，立刻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击。当天中午，中国最大的摄影网站《色影无忌》专门开设了“华南虎事件临时论坛”，显示出民间并非一片混乱，也可以有序辩论；有了舞台，技术派马上登场，网友“老编”随即推出“色差分析鉴别法”，网友“桑丘”紧跟着推出“透视变换分析法”，均以专业权威的技术分析力压关克；网友QQTV联系国际上的权威老虎基金会，更有人联系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科学》，寻求权威意见。很快，官民公信力争夺大战就见了分晓。11月3日晚，关克应陕西电视台《今晚播报》之邀，以“平民主播”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连几天前公开表示民间不具备公信力的关克，也实现了戏剧性的角色大反转，转而以“平民”的民间身份发表意见，以此昭示其公信力。

公信力由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在这五天之内，可谓一目了然。同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官民两分等级结构——在人们的观念深处——显示出崩解迹象。

接下来，同样是在《色影无忌》论坛，08年2月中旬的“藏羚羊照片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尽管屡获官方殊荣，还是抛弃了一切官方靠山，不顾一切地为自己找了个“保护藏羚羊”的民间身份。从那时起，民间比官方更具公信力就成了不可逆转的现实，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性观念。所以，等到反CNN的四月青年们愤起的时候，即使是官方的意思，也一定要以民间的身份说出来，非此不能有公信力。于是，零八年以后，蛰伏已久的“网评员”顺势崛起，官方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信，必要花钱雇人假扮民间身份来加持。很不幸的是，并不太久，网评员的身份就被识破了，这之后，自干五们闪亮登场。自干五即“自带干粮的五毛”，其含意在于强调“我的民间身份是真的，不是花钱雇的”。随着不具自主性的（autonome）言论在这些身份中的流转，这些身份迅速遭到了污染，以致于，所有可用的体面与不体面身份都用坏了，最后只好“犯罪嫌疑人”自己到央视镜头前自证其罪，看上去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话才是可以让公众相信的。诺大的中国，难道只有“犯罪嫌疑人”才有公信力？要用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才能去平息举世的质疑？

最近维权律师案中的重头戏，在万众瞩目下发表谈话的，不是官方、不是民间、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五毛，甚至不是自干五，而是代表“境内敌对势力”的“犯罪嫌疑人”，一个前无古人突破是，甚至他们在央视认罪都不够公信力了，这次靠的是一贯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外媒”：《南华早报》和《东网》。就这样，公信力消失得比霾都的蓝天还快，不到十年时间，全中国都找不到公信力了。

失去公信力，对执政者来说，到底有多可怕？在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过渡的年代，就有鲜活的例子。史学家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从瓦雷纳（Varennes）回巴黎的路上，路易十六没有发表任何演说”。葛尼菲所提到的，是1791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出逃，在瓦雷纳被革命派截回巴黎，那时，沿途民众听到有人劫持国王的传言，不分男女老幼，纷纷带着他们所能找到的“武器”，无论是长枪还是农具，一路护送国王回巴黎，自发随扈他们所爱戴国王的民众不计其数，一路上，“国王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1]。可是，为什么说葛尼菲这句话意味深长？要知道，两年之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正是由记者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跳到皇家宫殿花园外一间咖啡馆的桌子上，向民众发表演说而策动的；罗伯斯比尔，丹东起先都只是律师而已，无一不是依靠着向公众发表演说而成为革命领袖的。在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中，卢梭17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把政治合法性来源从神的意志转变到人民的意志之后，不到三十年时间，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彻底改变了。政治合法性要通过公信力（légitimités,“合法性”的复数形式，即具体形式）来获得。任何人，取得公信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的意见告诉人民，让他们来决定你是否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向公众演说，就成了这一时期获取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法国国王的政治合法性一向来自“君权神授”，并不需要向公众发表演说。政治合法性内涵已经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身份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然而，最为严苛的言论审查，蒙住了国王自己的眼睛。路易十六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他本人竟然毫无察觉，否则，他本最有机会，向着那么爱戴他的民众发表演说，重建公信力、获取政治合法性，但他毫无吝惜地浪费了这些机会。回到巴黎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的遭遇并没有逃脱“托克维尔法则”，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时，政治动荡就随时可能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零八年以后，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旺，至少佐证了官民两分结构的崩解，公共生活中的等级权威正在被历史抛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一浪高过一浪，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财产权利的“匹夫有权”，到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个体权利的“匹夫有权”，权利与责任匹配的进程，看不到任何可以被阻挡的可能，即便是“自干五”，也以强调自主自愿为特征，与没有个人意志的群众不同，也是“匹夫有权”进程在特定心智人群中的表现。

4.    结论：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

在古今之变中，在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今日中国处于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无论称之为“群己权界”，还是称之为“个人权利”，都是历史进程所强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既无可逃避，也不可逆转，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面对这样一种历史进程，认真对待“托克维尔法则”，不仅因为它既是托克维尔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命题的精髓所在、也是诸如亨廷顿等政治学家一切政治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还因为它为时代最迫在眉睫的危险提供了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这个时代一切有效政治行动的实质内容，无论是以改革、革命或其他任何样貌出现，都将只能是自个体权利而始，至个体权利而终。

2016年8月31日

[1] Timothy Tackett, Michel Vovelle et Alain Spiess, Le roi s’enfuit : Varennes et l’origine de la Terreur,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6, p. 10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