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结绳系疫 / 编者按 自爆发以来，新冠疫情从点至面，迅速发酵成全球化事件，也成为社会议题讨论和公共知识生产的催化剂与竞速场。对人类学而言，疫情则是块锐利的试金石。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疫情快速进展，次生的社会文化事件目不暇接地迭代，国际政治风云加速地淬变，人类学家能否快速抓住这些新现实？再以一套新语言加以消化、论述？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依托于长周期田野和面对面接触，但在隔离和社交控距下，这些方法是否仍然可能？不断重塑的人际信任、公共责任和治理路径重塑了社科工作者研究的社会关系，也对人类学的伦理、乃至知识生产的框架和节奏提出了挑战。疫情之际，结绳志策划这一专题，以期捕捉和连接，直面这一新形势的人类学实践与反思。
原文作者 / Katherine Mason
译者 / 安江鸿
编辑 / 曾毓坤
原文标题 / Missing the Revolution with Covid-19: On Hindsight and Ethnographic Expertise
原文发布 / 13 May 20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场我本该预见到的革命。
Orin Starn 发表在1991年《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经典文章“错过革命”（Missing the Revolution）强调人类学研究在反抗对田野对象的负面叙述时会矫枉过正，从而无法正视现实。尝试理解人类学家为何会没能预见到秘鲁1980年爆发的“光辉道路”革命斗争时，Starn想知道为何那些“与科研权威有过交流且有一手田野经验的人”会没能预见到革命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那些如此博学的人类学家怎么会对一场革命巨变一无所知？他们怎能看不到就在眼前发生的事？
就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这几个月中，上面这些问题始终萦绕着我。我的著作《传染巨变：在流行病后重建中国公共卫生》（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考察了2003年中国SARS疫情的影响、中国是如何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准备工作的、以及传染病遏制的全球卫生政治。我在2000年代末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中国一线的流行病预防公共卫生机构，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百多名公共卫生专业人士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如果说有人应该预见到这场灾难的到来，那个人本应该是我。
不知为何，我没能预见到此。不仅如此，1月底美国一家主流报纸上，我还公开展露了我的误判。这令人尴尬、困惑。当我与孩子们缩在一起，安抚我的学生，囤积卫生纸时，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
首先，我应该澄清，我确实说对了很多事情。很早开始我就不断提到，在美国和欧洲会出现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无端指责；我警告武汉的冠状病毒病例被严重低估，并解释了中国地方一级的疾病数字报告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我明确提出，无限期地封锁大量人口将是灾难性的，并会带来完全无法预料到的后果。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确实都发生了。
然而，我却弄错了一件事，大错特错。我认为世界不需要恐慌。我没有想到新冠肺炎是 一次”大流行”（Big One）——也就是说，它会像1918-19年致命的”流感大流行”的路线席卷全球。我错误地认为，这次爆发与2003年的SARS、1997年和2006年的H5N1禽流感、2009年的H1N1流感一样，不会像大家最初担心的那样糟糕。所以我不断地告诉人们——生日聚会上担心的妈妈们、我女儿的学前班老师、寻找答案的新闻记者们——深呼吸，冷静下来。我说，这不是世界末日。没有必要开始恐慌地买口罩。武汉的情况可能很糟糕，但在其他地方，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但是，一切并未安然无恙。而且还没开始好转。这就是一次“大流行”。而人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让我想问自己，正如一个愤怒的网络喷子所说，”你他妈的到底在想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Starn（1991）的问题。不知为何，在深挖中国大流行病防备工作的过程中，我错过了这场革命。
现在回想起来，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多年来致力于抵制关于中国出现病毒的东方主义和贬低性叙述。这次疫情的初始阶段落入一个熟悉的叙事：中国出现了一种神秘疾病。科学家们发出警报，这恐怕是次“大流行”。这一世界末日被归咎于所谓的中国人不自然、不负责地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两种声音交相呼应：一种指责中国掩盖真相，另一种要求中国利用其威权遏制病毒，以免它 “逃离”中国并传播到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则出现了针对亚洲人和亚裔的排外反应。
在以前较小的疫情爆发中，我看过这部“电影”。像所有优秀的人类学家一样，我曾批判脚本中的种族主义色彩。我曾质疑为什么科学家们如此肯定下一次大流感会从中国或东南亚传出，但上一次2009年H1N1流感却爆发于北美。我曾质疑，为何媒体对中国生鲜市场报道得如此猛烈。我也曾拒绝指责我在中国结识的公卫工作者，尽管他们没有能把中国的流行病始终控制在国境内。
所以我对这次“电影”的结局得出了不该得出的结论。关于中国生鲜市场产生新瘟疫的头条新闻耸人听闻，我以为最后也只会是“耸人听闻”而已。我以为这种病毒会遵循SARS和H5N1的模式。在其他国家，它将引起小规模的疫情——这足以播撒更多的恐惧，引发更多的排外情绪和歇斯底里的头条新闻。然后我想，它的传播速度会放缓，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会减弱，我们则会回头寻找其他理由来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中国。
1月和2月时，我非常自信，认为新冠肺炎不会是下一次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淡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从社交媒体上传给我的武汉的惨烈照片。我无视了同事们的可怕警告。而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我用了一个我现在希望从未使用过的词：”反应过度”。当然，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讨厌的病毒，但封闭整个湖北省？封闭与中国的边境？把所有人都疏散回美国？我觉得，这反应太过度了。
但不管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会被称做什么，它们都不是 “反应过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早期判断显得与现实完全脱节。
对于我们如何在公共领域塑造和展示民族志权威，这段经历颇具借鉴意义。与多数学者一样，对于将研究转化为大众媒体上的公共性评论，我并无太多经验。尽管冠状病毒与我的工作高度相关，但当冠状病毒出现，当人类学以外的人开始问我的想法时，我实际上相当震惊。吓了一跳，也很高兴。突然间，我上了地方新闻，然后是国内新闻，再然后是国际新闻。我在普罗维登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电台、电视、播客和网络广播上发表观点。
我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自己有重要的观点可以补充到关于病毒的全球对话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确实做到了这点。但因为我跳出了自己的专业“轨道”，去点评这一复杂的病毒流行病可能的发展轨迹，我损害了自己的可信度。我急于以我熟知的叙述来解释事件。我还犯了人类学原罪——过度简单化。最后，无意间，我把自己的专业边界扩得太远太远。
这并不是说我或其他人类学家不应参与关于重要问题的公开讨论。我仍在向媒体谈论新冠肺炎。我仍相信，我有一些重要的观点可以贡献。但我已经学会了要更加谨慎地去拓展民族志权威的边界。现在起，我将在我的“轨道”内驻足。
Reference：
Mason, Katherine. 2020 Op-Ed: International overreaction to the coronavirus is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virus itself. Los Angeles Times. 31 January 2020.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story/2020-01-31/coronavirus-china-quarantin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Mason, Katherine. 2016 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n, Orin. 1991 Missing the Revolutio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War in Peru. Cultural Anthropology 6(1): 63–91.
本文翻译受原作者Katherine Mason直接授权，若要转发中文翻译版本，请在本网站留言，或者邮件联系tyingknots20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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