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治疗幸存者：是谁在用暴力强迫你变得“正常”？｜BIE 别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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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 

加上 “扭转治疗幸存者” 的微信前，我反复咀嚼着这个词。上一次读到这个词，是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林奕含写道，“一个人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上这个词呢？也许是战争、也许是灾难、也许是危机，总之是不太好的事，某种遭遇。而你可能想问，什么是 “扭转治疗”？

所谓 “扭转治疗” 是指旨在压制或改变一个人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一系列广泛的 “治疗” 和实践。“扭转” 这个词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对正常化（normal）的控制与规训。即便早已去病理化，性少数群体仍然被视为 “病态的”、某种需要被治疗或者修复的 “非正常态”。

医学上对于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矫正早已失去了理论依据，但许多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者的现实，由此一来，便有了 “扭转治疗” 来顺应他们想要孩子恢复 “正常” 的需求。

这样一种不存在的病症，在中国被 “治疗” 了超过二十年。时至今日，基于商业化的 “矫正” 行为，仍在发生。

今天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让我们来聆听两位扭转治疗幸存者晓迪与烤鱼的故事。

01

我从“监狱”逃出去了，父亲又把我送回去了  

“我就很后悔我的17岁，浪费在了 ‘监狱’ 里面。17岁是最好的年华，最好的年纪。我的17岁被抹杀了。” 以跨性别女孩黄晓迪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晓迪》结尾，她站在风中凌乱地说道。

晓迪是在她17岁生日的那天，以外出买礼物为由被骗着送进 “监狱” 的。那是一所位于重庆歌乐山的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学校。全是森林，围墙好高，宿舍楼全是钢筋焊死的。

父亲用手机在网上挑选学校时，看到它宣称可以治疗 “叛逆、网瘾、逃学厌学、亲情淡薄的孩子”。 晓迪说，里面的成员有偷东西的、吸毒的、打架的、玩游戏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得有三分之一。

从早到晚，60多名孩子在退伍军人 “教官” 的监督下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早上五点四十到晚上八点，五公里长跑、四百米冲刺、蛙跳等轮番上阵。稍不留意，就会迎来教官的拳打脚踢。起床慢了会被打，吃饭慢了会被打，没有按规定晒鞋也会遭受惩罚。

没有手机、纸笔，也没有现代用品，一切都被控制着。晓迪听身边人说有个女生被关在这里三年，出去时连手机都不会用了。

一到晚上，晓迪就和七个男孩挤住一个房间。他们被要求在房间里完成睡前任务 —— 出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出汗就可以了，动静要小，教官会检查。” 晓迪觉得教官就是想折磨学生，他们最擅长让人生不如死。出完汗的身体在夜里会一点点凉下去，人的意识也被磨损。

像杀猪一样的嚎叫也经常出现在夜晚，来自一个15岁的男孩。

“他们不把食物给你吃，不会给水给你喝，你只能吃白面条，伙食连猪都不如说实在的。我家喂猪还会放油，还会放盐，但是我们连油也没有，盐也没有。” 晓迪在一次分享会上说道，“我们经常喝厕所水，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跑，连活着都是奢望。”

第七天，她被剃了钢铁男儿的标准寸头。“教官” 老张说，“从头开始”。她觉得很可笑，笑意里掩藏着屈辱。

“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 是晓迪迫切的需求。上初中开始，她就无法将注意力与心思从自己的身体上转移。而被同龄人孤立和嘲笑的经历，让她越来越害羞内敛，最终厌学。

辍学后学习汽车改装的她用每个月一两千的工资偷偷买药，期待自己只是生了病，吃了药就会好。她的胸部开始发育了，皮肤也更细腻，但心理压力更大了，“我觉得吃药就意味是一个变性人，所有人都会歧视变性人。”

在她的父亲眼里，只有两条路，要么是男，要么是女。晓迪对于手术的犹豫，让父亲下决心让儿子变回 “男生”。给学校交完一年三万五千元的定金后，他和妻子在这种孩子即将变成 “正常人” 的信心中离开了。

他不知道晓迪在这所特殊学校里经历的一切。当晓迪逃出去流浪七天被警察找到时，这位父亲还是选择让学校把她接回去了。

 02

我被妈妈雇佣的壮汉，在街上扒光了衣服   

“扭转治疗很像人们用一滴血去做测试，你没有坏血症，但是测试结果却告诉你有。于是你吃了很多药，做了很多治疗，染上了很多副作用，后遗症和并发症。最后，你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知道，你从没有得过坏血症，原来那些测试结果是出于商业目的被杜撰，虚构出来的。是的，你还会活下去，但你会带着那些精神上的，物理上的伤痛继续活下去。你还会告诉自己，为了更幸福更正能量更正常的活下去，你不得不把那些记忆忘掉。”

—— 来自一位 “扭转治疗” 当事人

2020年3月，18岁的烤鱼在向母亲出柜后，被带去山东临沂顺治堂医院。院长一直陪同左右，说要给烤鱼治痘痘和口吃的毛病。在那里，她被强迫喝中药，每天注射三大瓶中药，其中有一种叫作 “醒脑静” 的中成药，“有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开窍醒脑的作用”，效果很是折磨。

“他给我打那个注射剂，打完之后头会非常晕，应该像喝了很醉的感觉，然后说话也说不清。浑身的胳膊还有腿上那个肌肉就会很痛很酸。……当时就感觉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很强大，我也反抗不了。我只能在内心里想着反抗，然后还要接受他们对我做的事。感到绝望仿佛永远都逃不掉了。”

一周后，她再去医院，除了针灸和吃药，还增加了所谓 “脑循环治疗仪” 的电击疗法。胳膊被接上电，放四个肥皂大的东西戴在头上震动。电击感虽然不算强烈，但每天胳膊都很麻，脑袋很晕。

这所私立中医院并不是专门扭转 LGBT 人群的，而是针对一切中国社会的 “疑难杂症”：老人、厌学的孩子，抑郁症、情感双相障碍，精神分裂以及 “脑子堵塞需要疏通” 的 “病人”。在这里，最为出名的手段叫作 “鬼门十三针”。

“他说，你这个脖子怎么这么粗啊，然后强行来摸我的脖子，我就很抗拒。还有摸我的身体。又说，你看你吃激素吃得这个，身体跟个女的一样，还不如女的呢。很绝望，就像一个强奸犯拿着刀逼自己，不得不服从他。” 

后来，这个医院受到 LGBT 权益相关事件舆论，决定不再收她。

她被母亲转送到其他迷信场所。母亲先是请了一个法师做法，说是期望驱赶她身上的 “妖魔”，后来又在河北邯郸找了一家 “钱式中医精神病医院”，听说那里已经有一个想做男孩的女孩被 “治疗好”。正想把她转移到那家医院时，她念的那所国际高中开学了，她才侥幸逃脱。

回到学校，像是另一个世界。在上海的半年里，同学和老师都会对她使用对应性别的代词和称呼，烤鱼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外貌看起来也已经非常女性化。就在一切逐渐好起来的时候，12月里的某一天，妈妈趁她中午放学，开了一辆车，雇了两个壮汉，在路上抓她。

中午的上海郊区大街上没什么人。两个男人为阻止想逃跑的烤鱼，把她的衣服都扒光了。他们想让她因为羞耻感而缴械投降。上车后，壮汉再次用非常猎奇的方式触摸她的身体，猥亵了她。在讲述这一段时，长久以来的口吃令烤鱼的语流格外缓慢与艰难。

她用藏起来的手机想办法报了警。警察出现了，却旗帜鲜明地站在她家里人一边。但她依然没有放弃，用 ipad 求助在上海的 LGBTQ 社群伙伴，赶来的两个志愿者与警察对峙。烤鱼的妈妈最终放弃了，回了山东。

“妈妈是在2020年开始变得很疯狂的。” 烤鱼告诉我，2018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和母亲出柜，19年开始用药。她曾经天真地认为母亲对她的爱是纯粹的，会慢慢接纳真正的她。但其实，妈妈只是不知所措，想先拖住她，找好医院。

“虽然她的爱很痛苦，但我曾经很信任她，毕竟她把我一个人养大也不容易。但最后这些信任和爱都被她亲手毁掉了。” 如今成功逃到日本的烤鱼正在重新考大学。她们终于彼此放过了。

 03 奔跑！出逃！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家里的卧室。但是我转念一想，当时我就是在睡午觉的时候，被扭转机构的人从床上拖起来抬到车上的。于是我想，这个似乎不太安全。我又把很多地方都评判了一遍。发现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我的父母，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把我 ‘捉拿归案’。
在此之前我只察觉到亲情的消亡，没有发现其实安全感也近乎不存，并且我认定再也没有任何物品可以保证人身安全，所以构想的安全空间除了地面可谓空无一物。”
—— 来自一位扭转治疗当事人

无论是烤鱼，还是晓迪，都曾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出逃。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亲情的消亡，安全感最终也近乎不存。再也没有任何物品可以保证人身安全。无家可归的孤独长期笼罩着 TA 们。

从2021年1月高中毕业到七八月出国前，烤鱼的妈妈仍在用警察与私家侦探试图定位她。她长期处于被收留的状态，害怕到门都不敢出。

而晓迪的逃亡则要更艰辛，先是16岁时自觉难以面对父母选择了离家出走，而后逃离 “扭转治疗” 学校更是一场又一场流浪。

在重庆歌乐山封闭的特殊学校几次逃跑失败后，她借着外出与家人见面的机会，趁父母在小卖部凑钱的间隙，转身拨开塑料门帘，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

她翻过山，躲进农田，躲掉一路上遇到的所有可疑车辆。她担心面包车和小轿车上也坐着便衣警察。她躲开公路，跑进竹林，有车灯闪过立马趴下。夜很黑，大山一片，没有一点光亮，只有她一个人，但她想，“至少我出来了，呼吸到了最自由的空气，再也不用挨打受骂。”

路口突然停下的一辆面包车跳下两个武警，晓迪脑袋发热狂奔不止。遇到没路的悬崖，她毫不犹豫跳向左侧菜地，干枯的黄瓜竹架插入她的腿。双手着地在土地爬着，沸腾的血液让她感觉不到疼痛。害怕走大路的她选择穿过坟地，起雾的凌晨杂草的霜刺痛着她腿上划满的伤口，刺骨的疼。最后，精疲力竭的她在一家工业园区门口的平地上睡了一觉。

第二天，她用仅剩的2块钱，乘坐公交车躲去了西南医院。有时睡在医院凉亭里，有时是大厅地板上。没有钱的她，只能喝卫生间的水，在垃圾桶里翻食物。某次溜进食堂偷包子，躲在角落一口气吃了八个包子，吃完了也不知道什么馅。

到了第七天，她想从超市偷手机联系群里的朋友提供帮助，被老板捉住送去派出所，最后又回到了学校。此后连下了一个月的雨。

进入十月后，她写了整整210封求救信。第220封信是用厕所瓷砖锋利边缘划破手的血书，那些希望被折成纸飞机一只只飞出窗外。

很快，纸飞机被外出的教官发现。她被教官单独关进一个房间，教官拿出信让她吃下去。掐着脖子，按着头把她往钢筋上面撞。两百斤的教官一把把她推出两米远，并把脚踩在她的脊梁上，在上面蹦，“我感觉我身体都要断成两截了。” 地砖上都是汗水，她拖着身子回队列，“心跳好像停止了，眼睛也看不到了，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从那之后，她难以入眠，精神完全崩溃。直到春节，父母来探监，心软把她接回去了。在监视下，她没有机会去拿藏在枕头棉花中的纸条。纸条上是收集到的25个受害孩子的联系方式与笔记。

令晓迪万万没想到的是，2019年春节后，她再次被父亲骗上了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河南一所武术学校。七天后，她再次逃亡。

这次她带着装食物的塑料袋 —— 里面是从食堂攒的四五个鸡蛋和二十个馒头 —— 翻出围墙。她去网吧里上网，把河南地图画下来，带着地图沿高速走，走不动了就躺在高速下的桥洞底下。第七天，她从登封走到郑州，最后被父母找到。

从那之后，她夜里从不关灯。黑夜里不停奔跑常常进入她的噩梦，一次一次。坟地、铁门、黑暗、悬崖。在这样的奔跑与逃亡里，“家” 消散在风中。

 04 “有柜无家”   

过年回家的时候，婷婷在广西小县城路过一个 “XX文武学校”。大大的广告牌理直气壮地竖立在乡村的路上，赫然写着 “戒网瘾”，“提升男性气质”，“青少年错误行为矫正”。这只是中国一个寻常县城，她说。

婷婷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目前正在带领一个扭转治疗幸存者心理互助团队（详见文末）。这些幸存者找到她时，大多都有着严重的自杀倾向，其次是非常严重的身心损伤。创伤后容易爆发的攻击性等应激与信任缺失的问题，都导致社交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十分困难，再叠加性少数在社会的就业难、受教育程度低、证件问题等等困阻，心理问题就像难以摆脱的青苔，爬满 TA 们边缘的生命。

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是被父母送去 “治疗” 的，“家庭” 于其而言，是一个必须逃离的地方。“有柜无家” 可以说就是 TA 们处境的真实映照。2022年， 线上展览 “有柜无家” 由婷婷所在团队 “扭转‘治疗’幸存者心理互助团体” 策划展出。与其说是展览，不如说它是一份关于记录与见证扭转治疗珍贵的线上开放库。

这里有关于扭转治疗的简史与介绍，有幸存者被迫接受 “治疗” 时的物品和器具，有依照医生或相关机构关于扭转 “治疗” 的言论及问诊方式，重组话语随机生成出的 “扭转诊断书”，还有抗议扭转 “治疗” 的线下艺术行动的影响与文本记录。

让婷婷很意外的是，参与创伤疗愈小组的成员，在用于测量 PTSD 的 PCL-5 量表数值有23-68%的减少。短短八周就能带来如此成效的原因，她认为，也只能归结于这一群体能得到的支持实在太少，一点点光亮就已经是巨大的能量。

在我完稿的时候，忙碌了一个月的晓迪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她向我发出质问：“被看到又怎么样？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工作，店家更愿意招个肥头油男。”

她向我说起今年工作格外难找，全职比兼职难。她告诉我苏州物价普遍上涨了5-8元；她告诉我她做了两年炸鸡汉堡，“裹汉堡肉，鸡腿一流，单手裹和肯德基宣传照上的一模一样”。 她还告诉我她会汽车改色贴膜，手工一天一千，她有手艺，没地方做。

她说，交完了房租的她身上只有200块钱，“再找不到人做的工作，就上山拜师受业。” 苦涩得不像是一句玩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个片刻，我的脑海里闪出前两天朋友认真说的一句话：“语言和想法好轻，但生活好重啊。”

— The End —

— 作者：  酒喝了一点点—

 — 编辑： 赵四 —

- 受访者均为化名 

- 图片由作者提供

- 头图来自纪录片《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