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之間：「春天革命」與泰緬邊界上的緬甸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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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索是一座位於泰國最西端的國境線上的小城，與緬甸隔水相望。沿着莫艾河（Moei River）天然形成的國境線走，一路上有時候能聽到綿軟的緬語流行歌，有時候是誦經聲，有時候是無人機的轟鳴聲。
1997年建立的泰緬友誼大橋跨過莫艾河，連通了緬甸那邊的苗瓦迪和泰國這邊的湄索。橋上是通關的檢查站，橋下不遠處則是「邊境黑市」。黑市裏應有盡有，一個個貨攤排成一條整齊的直線分布在邊境鐵絲網的後面，攤主們從鐵絲網的另一邊叫賣緬甸食材和走私的菸酒，顧客們在鐵絲網的這一邊選購。攤主的孩子們從貨攤上一會翻進去，一會又翻出來，每一次輕巧的翻越就是一次「偷渡」。
光顧那裏很多次後我才意識到，我們站的這一邊是泰國，但是攤主們所處的位置卻不屬於緬甸，而是莫艾河中央的一小塊沙洲。它處於兩條國界線之間，是一塊「無主之地」。上面的村落裏住着無國籍的人，有的是在緬甸境內遭遇種族清洗而流離失所，卻不幸被泰國警察擋在國境線外的羅興亞人，另一些則是為了逃避泰國或緬甸的法律懲戒，只好落腳在這塊沒有主權的飛地上。
湄索就像是莫艾河上那塊小沙洲的延伸，國籍在這裏是一種不穩定的物質。
它在國境線泰國的一端，卻更像是一座緬甸城市。這裏通用緬語，大部分生產和消費活動幾乎都圍繞着緬甸人的流動而形成。極少人擁有被國家主權界定的身體，可以磊落地活在陽光下；另一些人的身份在泰國官方分配的不同種類的臨時證件下，處於流動與懸置之中；更多的人則如同現代秩序的「污垢」般，需要被藏匿起來，他們沒有任何合法身份。
邊境與無國籍的人
莫艾河潦草塗畫成的國境線如多棱鏡一般，將從歷史到當下的流動與衝突，在這座邊境城市折射出幾個平行宇宙。
祖戈爾還記得小時候每個夏天從仰光回湄索探望外祖母時，路途總是艱難險阻。一家人先從仰光驅車到苗瓦迪，然後就要碰運氣了。從苗瓦迪到湄索的路不僅崎嶇，而且是單行道，有時朝去程開通，有時則是返程。最快也要24小時才能抵達，慢的時候要在苗瓦迪等上一整天。
2023年2月，我在湄索的穆斯林聚居區認識了他。從琳琅滿目的湄索市場走向這個村落，東南亞所特有的繽紛色彩暗淡了下來。道路逐漸變得坑窪不平，低矮的建築也愈漸破敗，鐵皮和木板半遮半掩沿街的起居空間。到了晚上，整個街區籠罩着一種危險的氣氛，路燈少得可憐。誦經聲此起彼伏，從一扇扇半落着捲簾門後傳來，裏面白織燈光打在誦讀古蘭經的孩子們的頭頂，並隱微地照亮狹窄的街巷。除了穆斯林，幾乎沒有別人來這裏，包括警察。這裏或被動或主動地，被市政遺忘了。
祖戈爾的姐姐在他們家自建房的底層開了一個小吃攤，賣一種叫做泡魯達的甜品，那種甜品傳說起源於波斯帝國，後來經印度傳到緬甸，又傳到雲南，每一次流轉都增加了當地的味道，不過波斯名和藏紅花是這種甜品流傳至今保存下的精髓。我曾在雲南嚐到過它的滋味，如今在湄索再次品嚐到，就興奮地和當時站在門口的祖戈爾攀談了起來，被他邀請到家裏用晚餐。
他的媽媽穿着長袍蒙着臉，姐姐們的頭巾也戴得規規矩矩。他則戴着復古款的方框眼鏡，略卷的中長發攏在一隻發箍後面，穿着打扮和這個小鎮上保守的穆斯林村落格格不入。他自我認同為緬甸的孟加拉人，今年27歲，遠程為一家新加坡的科技公司做外包程序員。外祖父、外祖母作為戰爭難民越過邊境，母親和舅舅都出生在邊境上的難民營。他雖然也在湄索出生，但幼兒時期就跟隨來自仰光的父親回到了緬甸。他的整個青少年時期都在仰光度過，直到2012年那裏發生的一場佛教徒針對穆斯林的暴動。
「我們都怕極了，在仰光的穆斯林區，壯年男性需要24小時輪流值守，保護社區的人，以免緬族佛教暴徒闖進來」。那之後不久，他家就舉家遷回了湄索。相對於歷次民主運動的「政治流亡」和移民工的「經濟流亡」，他把他家的經歷稱作「宗教流亡」。
那是他最後一次越過這條邊境。這一次沒有崎嶇山路前的漫長等待，剛剛修建好的公路長驅直入，從仰光出發只4、5個小時就抵達了湄索。然而從那時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他就被困在了湄索。沒有身份寸步難行，他甚至連曼谷都沒有去過。
祖戈爾從未擁有過國籍，也許一生都不會擁有。在緬甸時因為穆斯林的身份，申請國籍無比艱難，來到泰國後他則變成了難民。從2012年抵達泰國至今，等待了十年後，他才剛剛拿到一張「無國籍卡」，勉強讓他不再是「黑戶」。然而，這張卡不會通向國籍之路，只有他的下一代才能成為「泰國人」。
所幸，湄索的大部分人都沒有國籍。
湄索一直是歷年來無休止的動盪之中，緬甸流亡者抵達泰國的第一站。邊境那一邊克倫邦的戰爭自緬甸建國以來幾乎從未停止過，製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離失所的克倫族難民和抵抗者，他們奔走於這個城鎮和叢林中的戰場之間。伴隨着緬甸境內一輪又一輪針對穆斯林的暴動和系統性迫害，穆斯林移民也接踵而至，在這裏形成跨國貿易的聚落。1988年和2007年依次發生在緬甸中心大陸的政治運動，都曾帶來過一批又一批來自緬甸中心大陸的抗爭者。
2021年2月1日，緬甸爆發的軍事政變震驚了世界。一週內，幾十萬抗爭者佔領緬甸的各大城市街頭，要求釋放被軍政府逮捕的昂山素姬（台譯翁山蘇姬）、恢復民選政府。年輕一代以「敲鍋」、「快閃」、街頭藝術等極具創造力的方式抵抗政變，公職人員紛紛離開系統響應「公民不服從運動」（CDM），全國工人發起大罷工，一場被命名為「春天革命」的抵抗運動就此拉開序幕。軍政府以不斷升級的暴行回應緬甸廣大民衆的非暴力抗議，最終演變為大規模的逮捕與屠殺。
城市的街頭抗爭難以為繼，在軍方的殘酷鎮壓下，抵抗運動開始轉向地下，越來越多的抗爭者逃離了中心大陸。他們來到少數民族武裝佔據的叢林裏扛起了槍，或越過邊境開啓了流亡之路。於是，湄索再一次承接了「春天革命」的緬甸流亡者。
對於湄索的穆斯林和克倫族來說，「緬甸人」還是「泰國人」並不是非此即彼的身份，而是一個流動的光譜，一個中轉的過程，一個不具太多含義的分類法。很多人只是通過自己的族群身份識別與區分彼此。而一波又一波從緬甸中心大陸流亡至此的緬甸抗爭者，在自我放逐後也失去了「緬甸人」的合法身份。他們大多沒有護照、在緬甸軍方的通緝名單上、無法返回。一些人等待着通過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難民身份好去往第三國避難，留在這裏的人則通過中介辦理為移民工設置的「勞工卡」，或通過關係和賄賂辦理為邊境少數民族設置的「無國籍卡」，或者躲在一個個「安全屋」裏儘可能降低出門活動的頻率，以免被本地警察騷擾和訛詐。
就像研究湄索「邊境資本主義」的學者斯蒂芬・坎貝爾（Stephen Campbell）指出，邊境是一種「庇護」和「暴力」的二元辯證。緬甸人在遇到政治迫害時隨即跨過國境線，卻並不一定在國際法的框架下尋求政治庇護。然而，國境線那一邊的暴政，也同時與國境線這一邊的統治技術形成了共謀，泰國當局與私人僱主利用流離失所者的不穩定身份，進行勒索與壓榨。
湄索擁有由緬甸移民工構成的龐大的血汗工廠，這個城鎮是泰國服裝加工業的主要生產基地，外加建築業和周邊鄉村的農業對勞工的需求，幾十年來吸引着緬甸中心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軍政府在緬甸的每一輪大規模徵地，伴隨每一波民主運動被軍方鎮壓而到來的西方制裁，都製造出一波又一波流離失所的緬甸人來到泰國。
對於大部分流離失所的人而言，申請合法務工證件的成本太高了，拿到務工證件的人大多會移向泰國內陸城市，以尋求更好的勞動條件。沒有身份和難以移動，使邊境的生產機制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上最殘酷的一環，在這裏勞作的緬甸移民工則是這個系統中用後即棄的人。自199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泰國工廠在利益的驅動下遷至湄索，以低於本國《勞動法》最低工資的薪酬僱傭緬甸人，他們被剝奪了社會保障和其他權利，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2021年政變以來，國境線那一邊正在發生的國家暴力更加鞏固了緬甸人在泰國的脆弱處境，同時也為泰國警察系統對緬甸「非法移民」的敲詐勒索創造了條件。政變後的近三年來，超過五萬名緬甸人涌入湄索。沒有合法身份的緬甸人成為了本地警察的「人肉取款機」，缺錢了就去街上攔截下幾個緬甸人，以遣返或監禁作為威脅，無論如何都能賺到點灰色收入，以至於湄索已經成為泰國警察擠破頭都想來供職的地方。
國境線對面另一座邊境城鎮苗瓦迪在中國輿論場上已經與詐騙園區緊緊綁定在了一起，關於中國籍受害者被綁架、奴役、「割腰子」的駭人聽聞的新聞，今年受到中國公衆的強烈關注。事實上，2021年的政變導致緬甸底層民不聊生，很多人也跑去中國人的「下水道產業」所在的水溝谷園區 （Shwe Kokko）中謀生。因為大部分人都沒有在官方系統裏登記過身份，死難者屍骨無人認領，也不具有「新聞性」。最近的流傳於湄索的一個傳聞是，有人在園區附近發現了一個亂葬崗，裏面有很多疑似緬甸人的屍體，器官被挖空。
在邊境上，緬甸發生的國家暴力總是以一種缺席的方式在場，幾乎每個人的處境都與它相關。以至於我從未去過緬甸，卻在這個地方愈漸熟悉起了緬甸的城市地景、山川河流。
逃亡路
我的谷歌地圖上，泰緬國境一線被扎滿了圖釘，標記着我見到的「春天革命」流亡青年們的出逃路線。這是我在湄索最喜歡聊的話題之一，他們不厭其煩地對我講出一個個地理名詞，我在地圖上一處一處標記下來。
不管從哪裏出發，走的是哪一條路線，流亡者最後都匯聚到了湄索。自2021年政變後，這裏已經承接了上萬「春天革命」的流亡者。
南亞面孔的梅和諾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同樣戴着黑框眼鏡，同樣梳着麻花辮，同樣衣着斯文且說流利的英語。在我們成為好友後，我仍然分不清她們。2023年二月，我遇到這對來自仰光的穆斯林雙胞胎姐妹時，她們剛剛從湄索來到清邁，每天都在出門瘋狂採購。因為在湄索的一個月裏她們沒有合法身份，只能待在「安全屋」中，不敢貿然外出。
政變後，她們跟隨母親參與了「公民不服從運動」，離開了她們各自教書的學校。這場運動由仰光的醫護人員帶頭髮起，呼籲在國家系統工作的人退出系統，高峰時全國有超過 40 萬名公職人員參與，其中約一半是教師。
離開系統後，兩姐妹開始了仰光的地下活動。在高壓下維持了兩年後，兩人所在的行動小組中有一個夥伴被軍方抓捕，所有其它人立即開始了流亡路。「我們都提前約定好，誰被抓捕了就告訴審訊者所有人的名單，沒有人應該承受那些酷刑。」
因為被通緝而無法拿到護照，泰緬邊境的關卡又因疫情而關閉，她們只能像政變兩年來的衆多緬甸抗爭者一樣，逃亡到泰國。她們從仰光一路上跟着蛇頭，換了兩輛汽車，穿越過與泰國接壤的整個克倫邦。然而，當她們剛剛跨越邊境，坐上蛇頭的摩托車的時候，泰國的警察就迎面而來。
慌亂中，姐妹倆開始用韓語偷偷交流——這是她們常年沉迷於韓劇而習得的彼此間的「加密語言」。片刻的錯愕後，緬甸蛇頭用泰語向警察舉報說，她們在說羅興亞語，一定是羅興亞人。警察立即被她們的南亞面孔說服了，兩姐妹和蛇頭一起被帶到了警察局。
事實上，在這次政變的很多年前，這裏早已經是在緬甸遭遇種族清洗的羅興亞難民偷渡至馬來西亞的中轉站。他們被藏匿在本地長期形成且聲勢浩大的穆斯林社群之中，大部分人在短暫的庇護後繼續上路，經泰國穆斯林網絡去往泰南與馬來西亞接壤的馬來穆斯林聚居區，再進入馬來西亞。少部分的則留了下來，參與進本地穆斯林的貿易生態中——二手車、柚木和寶石、圍繞外貿興起的運輸業務、本地市場裏的小生意。他們的「偷渡」倘若被抓住，往往立即被遣返。
而「春天革命」的流亡者在這裏則擁有更多的保護。泰國官方在國際壓力下擬定了協議，不遣返緬甸2021年政變後流亡至此的抗爭者。兩年多以來這裏接收的緬甸抗爭者有上萬人，他們在這裏建立起了龐大的「安全網」——由緬甸流亡政府的人、抗爭的公民社會自組織、做緬甸問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難民署交織而成。消息和資金在這個網絡裏流轉，好在困難發生時及時響應。
兩姐妹進入警察局後，次日就被本地的緬甸流亡網絡營救了出來。
同樣來自仰光的吉特敦抵達湄索的逃亡旅途要短得多——從邊境另一邊的苗瓦迪開始。吉特敦在政變後像很多人一樣加入了「人民抵抗部隊」（PDF）來到靠近泰國邊境的叢林營地裏接受克倫族地方武裝的訓練。然而，因為兒子的降生，他放棄了上戰場，選擇藏匿於叢林裏的克倫族村莊裏。
2022年2月，他最終決定帶着家人離開克倫邦。比雙胞胎姐妹幸運的是，他沒有遇到警察。但不那麼走運的是，他未能得到克倫族地方武裝組織的協助，只好和妻子、6個月大的孩子一起躋身於羅興亞難民和零星緬甸移民工組成的30幾人的偷渡隊伍裏，步行走過邊境。
一路的交談中，他發現雖然同是偷渡，其它群體的目的地和自己所屬的抗爭者群體全然不同——羅興亞人要經泰國陸路進入馬來西亞；移民工有的要留在湄索進製衣廠，有的則要混進貨車箱被拉去泰國的工業港口城市龍仔厝（Mahachai），那裏遍布靠緬甸無證移工支撐的水產廠。
更多「春天革命」流亡者們的逃亡記憶回到同一個時間和空間：2021年12月15日，位於接壤泰國的緬甸苗瓦迪地區的萊凱考鎮（Lay Kay Kaw）。那是政變以來規模最大，也最驚險坎坷的一場逃亡。
萊凱考鎮曾經是一個被稱作「和平小鎮」的明星工程。緬甸軍方與克倫族武裝組織在2012年簽訂停火協議後，在2015年緬甸民主轉型的背景下由日本援建，以安置因數十年衝突而流離失所的克倫人。直到2021年二月政變前，有4000多克倫族村民生活在那裏。
政變後，這裏成為了緬甸抗爭者口中的「解放區」。數千名年輕的抗爭者逃離軍政府，在克倫族武裝組織的保護下，來到了這個鎮子。大部分人是響應流亡政府的號召，加入「人民抵抗部隊」（PDF）前來叢林受訓的游擊隊員，他們將這裏作為去叢林訓練的中轉和補給站；另一些人則是不同政見者、記者、昂山素姬政府的前議員，在這裏暫時安頓下來休養生息。
克倫革命青年庫布的父母和弟弟，在「和平小鎮」剛剛建好的2015年就搬了過去。2021年政變爆發後，他們和這裏其他的克倫族村民一樣，熱情地接納緬甸中心大陸趕來的抗爭者。在最終的襲擊發生前，幾乎每個村民家裏都安置了外來的抗爭者，有的居民甚至把自己在鎮上由日本人建的房子租給這些大城市來的中產階級居住，自己搬去田野裏臨時搭建的棚屋。
曾經在仰光南部的迪拉瓦經濟特區做工程師的頁明秋，是政變後第一批逃至克倫邦叢林裏的人。兩個月的武裝訓練後，他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前線的工作，就在萊凱考鎮開辦了一所學校，建起一個圖書館，帶那裏的孩子們讀書。一開始學校裏只有4個孩子，到逃離前夕已經有70多個孩子了。除了文化課，他也帶着孩子們鍛鍊身體。那是他記憶裏政變之後最愉快的一段時光，他發來一些帶孩子做遊戲的視頻給我。「我想念我的孩子們，那時的萊凱考鎮就像一個烏托邦」。
一頭長發、兩隻花臂的赫特是來自仰光的資深安那其行動者，政變後在「總罷工委員會」（General Strike Committee）活動，因為十幾年來捲入社會運動的經歷，他很快就作為「通緝犯」上了軍方各大電視台，被指控殺死一個軍人。他在仰光的家被軍方查抄封鎖，妻子和孩子在仰光其它朋友們的掩護下躲了起來，他則和總罷工委員會的其他夥伴們逃到了克倫邦的叢林裏。
2021年12月15日，一切都結束了。赫特在11月時剛剛在萊凱考落下腳，一個月後就等來了軍方的襲擊。這座「和平小鎮」由於收容了太多游擊隊員，慢慢變成了一個武器流通市場，很快也引來了軍方的注意。
襲擊和抓捕剛剛到來時，村民們努力掩護抗爭者。然而，軍方很快就開始了無差別空襲。上萬人的小鎮一鬨而散。人們走上了逃亡之路，村子裏的一些老人和幼童因為行動緩慢，死於轟炸。
一路跑一路被追趕，幾千人的逃亡大軍不斷被衝散。邊境線上沒有電話信號，誰也聯繫不上誰。頁明秋跟着幾百人一起跑，和他一起逃亡的好友在路途中與妻子孩子走散了，妻子帶着三個小孩，最小的只有4歲。好友擔心他們躲不過戰火。
莫艾河的兩岸都有難民營和村落，經年累月收容着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克倫人。庫布的父母和弟弟作為克倫族難民，在莫艾河邊一個村子落下了腳。然而來自緬甸中心大陸的抗爭者則不斷往返於河水兩邊，在緬甸這一邊剛歇下腳幾天，本地村民就央求他們離開，否則軍隊的無人機也會隨之到來。而跑到泰國那一邊，有時被泰國的邊防軍驅趕回河對岸，有時遭遇難民營緊閉的大門。
「很多營地長期被捲入泰國軍火走私的黑市，我們不知道他們站在哪一邊，是否在向軍政府或者與軍政府合作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輸送武器」，赫特苦笑着說。「傳說中的聯合國難民署歡迎我們的標誌，一個都沒有見到過。」
就這樣在路上逃了十幾天，頁明秋和好友找到了可以跨境的位置。最終抵達湄索後，好友聯繫上了妻子。妻子特地感謝頁明秋在萊凱考時辦那所學校，每天帶着孩子們鍛鍊身體，讓孩子們能跟着她走完這條逃亡路。
剛剛在莫艾河邊的營地上安頓下來，庫布的母親就就離世了。他們未能為她辦一場葬禮。幾個月後，庫布的弟弟偷偷回去過萊凱考鎮一次，想再看一眼他們匆匆逃離的房子，發現裏面被軍方洗劫一空，傢俱電器全部被搬走了。又過了幾個月，「和平小鎮」完全被軍方佔領。曾經象徵着和平的明星工程，在駭人聽聞的突襲後，成為了軍方的戰利品。
逃亡者的手指在我的谷歌地圖上滑動，時而切換衛星圖，時而切換地形圖。隨着一個又一個圖釘落在河水兩邊的叢林、農場、營地中的每一次藏身處，落在蛇頭交接的場所和不同民族武裝的檢查站，落在國境線上最終可以跨越的一個個戒備鬆弛的位置，「邊境」在我的意識中越來越具體。在一條條逃亡路線的切割下，谷歌地圖上沿着莫艾河蜿蜒曲折的國境線變得支離破碎。
流亡者之城
科蒙開車帶着我去國境線上的黑市採購時接到電話，需要去接從國境線另一邊的叢林過來湄索補牙的游擊隊員。來自仰光的他長期活躍於國際勞工運動的網絡裏，流亡至湄索後，開始做組織這裏的緬甸移民工的工作，同時也在給接壤泰國的緬甸叢林裏的同志們輸送補給。
逃亡的路艱難險阻，但偷渡卻是這個邊境線上的日常實踐。叢林裏的游擊隊員時常來湄索就醫、娛樂，甚至是尋找某種日常感。走在湄索的市場裏，琳琅滿目的緬甸各民族服裝店中間，偶爾夾着一家戎裝店，共同構成這裏的日常。不過，十月初曼谷暹羅百麗宮的槍擊案讓邊境緊張了起來，種種線索指向了與泰國接壤的苗瓦迪叢林裏的抵抗戰爭，導致泰國的武器交易黑市更加活躍。偷渡突然不像之前那麼輕鬆了，需要比以往要花更多的時間找到邊境上鬆弛的位置。
即便是在我最關心國際政治的朋友圈層中，幾乎沒有人聽說過「春天革命」這個名字。2021年2月政變距離今天已經近三年，緬甸的消息在國際媒體上幾乎銷聲匿跡，但是鬥爭卻一刻都未停息過。這場革命就在缺乏國際注視的情況下，以全方位的動員與組織方式，通過互聯網和地面戰場，線上線下同時進行着。
沒有國際社會的武器輸送，「春天革命」的地面戰場在依賴少數民族武裝的支援外，就只能靠自己組裝無人機。在接壤泰國的克倫邦叢林裏，無人機的零件從湄索運送過去，叢林裏的游擊隊員再把它們組裝起來。科蒙的游擊隊員朋友是一個無人機小隊的工程師，負責組裝。他在政變前喜歡使用無人機拍攝影像，沒想到這個技能如今會在這樣的情境中發揮作用。
游擊隊員補完牙，科蒙開車帶着我們到物流倉庫取農用無人機電池的包裹。他們把東西運去安全屋，一件一件拆開、檢查，再用其它的盒子把它們僞裝好，等着拉去國境線送去叢林裏。曼谷槍擊案發生後，邊境上的物流管理也更嚴格了。克倫青年庫布告訴我，就在不久前，他的父親和弟弟在從湄索運送無人機到叢林的過程中，被泰國警方抓捕，要被拘留80天。
叢林裏的抵抗更多時候是真實的流血與犧牲。庫布在叢林時給我發來了一張照片，他的克倫族戰友剛剛失去了一隻腿，他故作輕鬆地說，「他的家族就像受到詛咒一樣，父親、爺爺都在自緬甸獨立以來不同年代的戰爭中失去過一條腿。」
在2021年底萊凱考那場轟炸後，茂茂再也沒能聯繫上她去叢林里加入「人民抵抗部隊」的男友。幾個月後，她從男友的戰友口中得知了男友死亡的消息。2023年2月，我在湄索認識了茂茂，她是來自仰光的緬族穆斯林，穿着性感，不禮拜，認同馬克思主義。她隱忍着情緒用破碎的英語跟我講了她的故事。「我多麼希望他是因為變了心不敢再聯繫我，他的戰友們在幫他撒謊。」那時已經距離男友「消失」一年了，她始終拒絕接受他的離世。
蘇拉是我唯一認識的女游擊隊員。當我見到她時，她面容憔悴，帶着3個孩子出現在我們約定見面的酒吧。她看起來不過20多歲，身邊最大的孩子已經有6、7歲的樣子。我吃驚地問她：「都是你的孩子嗎？」她回答說：「都是我的戰友的，我收養了5個孩子」。她的戰友們在叢林中一個接一個死於戰火或疾病，她最終帶着他們的孩子們跨過了邊境，來到了湄索。「我很多次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你不知道『倖存者內疚』多麼折磨人」，她說。為了這些孩子，她最終堅持了下來，想在邊境上為流離失所的緬甸孩子們辦一所學校。
湄索在一些安靜的夜晚隱約能聽到炮火聲，提醒我這座平靜的小城與那個暴力的叢林並非兩個世界。
來得早的人回憶起，2021年政變發生前，湄索只有一家酒吧，幾乎看不到現代裝扮的緬甸都市年輕人。如今的湄索已經有十幾家酒吧了，隨處可見緬甸人開的餐廳和茶店。上萬緬甸城市青年的抵達，使得本地經濟空前繁榮起來，儼然從一個小鎮成長為了一座初具規模的城市。儘管除了主要道路外，其它的小徑仍然像鄉間野路，夜晚時出門總會遭遇野狗圍追。但是這裏有7-Eleven、Robinson購物中心、咖啡館，還遍布着聯合國難民署的酒店，供那些成功通過聯合國申請到政治難民身份，準備前往第三國避難的緬甸人短暫停留。
在湄索的緬甸流亡者社群中，革命是無處不在、無休無止的話題。逃離並不意味着背離了革命，革命在緬甸境內與流亡地同時延續着。
近一半的公職人員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CDM）離開了系統，軍方只好破格錄取那些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頂替醫生、教師、工程師等專業職務。民衆組成不同的線上監督平台，動員海內外共同抵制軍隊運營的包括食品、能源和銀行相關的產業。「社會懲罰」運動聲勢浩大，人們在臉書和其它社交媒體上監控與揭露那些與軍方有關的個體，或者不加入「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公職人員，動員公衆對其進行羞辱。同時，不同的革命組織在Youtube上建立起自己的頻道，難以身體力行參與革命的人可以通過點擊頻道上的廣告欄做出貢獻，每一次點擊就會生成錢捐給這些組織。
我和丹帕的見面是在一家常有流亡政要出入的餐廳，儘管餐廳空曠無人，他依然壓低音量一邊用紙筆畫着示意圖，一邊向我介紹革命形勢，流亡政府和參與到這場革命中的各民族武裝組織。他來自仰光的上層中產家庭，曾自費在英國讀研究生，流亡至湄索後，為一家美國機構遠程撰寫關於緬甸的報告，同時為流亡政府NUG做一些諮詢工作。
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NLD）的核心元老在政變發生的當天被拘捕後，該黨中未被抓捕的部分前議員在兩個月後與不同民族代表和民運人士一起組建了流亡政府——「全國團結政府」（NUG），在國際舞台上與軍方競爭代表緬甸的合法性。
舊憲法《2008憲章》被流亡政府廢除。那是軍方在其主導民主轉型時所制定的憲法，儘管它推動了緬甸民主選舉的誕生，卻規定部隊成員佔據兩院25%席位，讓軍方可以在議會框架裏捍衛舊秩序。政變後的近三年以來，在不同族群的不斷協商下，新的《聯邦民主憲章》正在擬定的過程中。
正聊着，一群穿着體面的緬甸中年男性走進餐廳。他們徑直走向餐廳裏面的包間，在路過我們身邊時，丹帕和其中一個人寒暄了幾句。包間門關閉，裏面開起了會。丹帕告訴我，那人是「全國民主聯盟」的前議員，而這些開會的人中，有很多是流亡政府 NUG 的成員。
不過，流亡社群的緬甸抗爭者並非都身處同一個現實。除了流亡政府和相關人員外，像丹帕一樣英語流利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緬甸流亡者總是活躍於聯合國和各類國際非政府組織交織的網絡中，性別、族群、勞工、難民等議題和政治話語在這裏與國際社會緊密接軌。政變後大多數在緬甸的國際組織都遷來了泰國，絕大部分西方人會選擇住在清邁，只偶爾進出湄索獲取前線的信息。在這些國際機構中找到工作的人，或者從西方基金會中找到資助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成員，也紛紛辦理好了「勞工卡」，陸續搬去了清邁，更草根的那些組織則或主動或被動地留在湄索。
科蒙也在為不同的國際 NGO 做事，但是他卻越來越厭倦這個生態。「很多議程早已隔空提前設置好了，隔空輸出西方世界觀和議程。很多時候公民社會組織也不得不來寫一些離地的企劃案，才能申請到經費。這個生態裏的大部分人都在忙於『話語』的生產，競爭誰掌握了『真理』。」
這個生態更多是在一套向國際社會「展演」的邏輯下展開，把前線的現實按照西方的人權、性別、族群、勞工、難民等議題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使更多人的困境被維持在一種可忍受和可展演的狀態中沒有出路。清邁就是這樣的展演場所，於是，他始終堅持留在湄索，與前線保持聯繫。
「我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為泰國帶來了知識與資源，泰國不應該像對待緬甸移民工一樣對待我們。」2023年年初我在清邁大學的一場關於緬甸的會議上，聽到一位緬甸流亡藝術家發言時這樣說。我告訴做勞權運動的科蒙，科蒙似乎習以為常，「這是清邁流亡精英的普遍思維，在湄索的流亡者面對的現實要殘酷太多了」。
湄索的緬甸人說起搬去清邁的人總是五味雜陳，「他們過着像白人一樣的生活，而留在這裏的大多數人都活在困窘之中。受難是革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工廠打工的流亡者，和在國際組織拿着高薪的人，面對的怎麼是同一場革命呢？」坎康說。坎康曾經在仰光有兩個公寓，革命爆發後拋下了一切，越過了邊境，他在為不同組織做事的同時，也在協調叢林裏的物資供給，每週都會偷渡一個來回。他的妻子在革命前是一名會計，如今在湄索的一家發廊打工，每天早上7點上工，晚上8點下班，每月休一天，只有150美元的月薪。
在湄索，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和移民工的身份邊界愈發模糊，如同「難民」與「移民」的概念在這裏從來就難以區分。
隨着革命預期的無限延長，生存成了流亡者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國際社會涌入的資金無法解決如此龐大的等待就業的人口，資金在清邁兜轉一圈後，再流入湄索已經所剩無幾了。上萬抵達泰國的流亡者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太多了，能在圍繞着緬甸而設立的國際機構中找到工作的人鳳毛麟角。絕大多數流亡者在邊境上的服務業和工廠做廉價勞工，同時壓低了原本就遠低於泰國最低時薪的工資，共同因為沒有身份而在「邊境資本主義」的宰制下靈活就業、飽受盤剝。
同時，政變、政治動盪、罷工、西方撤資和金融系統癱瘓，在緬甸製造了新一輪的經濟崩潰和移民工浪潮。移民工在緬甸的家人也大都失業，困窘的處境使勞苦大衆對軍政府的憤怒並不比「春天革命」的流亡者少。
包括移民工和小商販在內的緬甸普通人仍熱切盼望昂山素姬回來，將緬甸恢復到2021年政變前的正常生活。流亡政府 NUG 也仍然為昂山素姬在新的權力格局中保留了位置。但是，在經歷了民主轉型期頻發的種族清洗和未能調停的高地民族武裝衝突後，年輕一代抵抗者則不再寄希望於昂山素姬，因為他們沒有「正常」的生活可以回去。
「民主」的迷霧
當我和緬甸流亡青年們聊起「政變」，赫特總會狡黠地反問我：「哪次政變」？他當然知道我指的是2021年2月的這一場，但不忘提醒我，緬甸的當代史是由一場又一場的軍事政變和民主抗爭構成。上一場的陰影還沒過去，下一場就來了。
緬甸歷史學家丹敏烏是前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孫子，他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21世紀的民主新危機》的最後寫道：「三年前『全國民主聯盟』壓倒性勝選時，有些緬甸分析家推測該黨不會長久執政。其與軍方諸將領的分歧會激化到無法彌合的程度，屆時軍方會接管。但這樣的事始終未發生。雙方的確互信不足，有時緊張升高。但這些前政治犯和那些曾關押他們的人終究找到共事之道。」
然而，僅僅兩年後，軍方就將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逐出了政治舞台。
今天再回頭看緬甸作為現代國家的歷史，其敘述幾乎是在民主抗爭與軍事獨裁二元驅動力之中展開的，具像化為自我犧牲的民主女神帶領着等待拯救的人民，與專斷邪惡的將領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是非對錯黑白分明，由一個又一個戲劇性的歷史時刻構成：
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推翻緬甸第一個民主政府。1988年「8888民主運動」被鎮壓後，軍隊接管了全部政權。2010年開始，軍政府的主動放權，全國民主聯盟（NLD）成為合法政黨，標誌着長達半個世紀的軍事獨裁告一段落。2015年，全國民主聯盟在緬甸幾十年來第一次公正的選舉中大獲全勝。然而，所謂的「民主轉型」期僅十年，就在全球注矚目下血腥收場。
民主轉型那十年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是自獨立以來第一代也是絕無僅有的與國際接軌的一代人。與民主轉型幾乎同時到來的是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大規模普及，海外投資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紛至沓來，緬甸人與國際社會的來往和交流前所未有地緊密了起來。我採訪的年輕人，流利的英語無一例外是民主轉型期的遺產。
1988年8月8日，仰光爆發了緬甸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軍政府抗爭——「8888」民主運動。定居在牛津的昂山素姬回緬甸探望生病母親期間，碰巧趕上這場曠世的街頭抗爭，她以開國神話昂山將軍之女的身份，發表了堅定追求民主的演說，自此登上了歷史舞台。「8888」民主運動在軍方殘酷鎮壓和民主選舉的虛假承諾中偃旗息鼓了，不過孤立隔絕的緬甸式「社會主義」也隨之終結，緬甸進入了掠奪性發展時期。
2009年，22歲的赫特第一次從仰光來到湄索，那是在「藏紅花革命」爆發的兩年後。那時的湄索已經有大量的緬甸人，有「藏紅花革命」後來到這裏的，也有1988年後抵達的。赫特的父母是「8888」民主運動的一代，他從小就對軍政府的教育保持警惕，20歲時從大學輟學。2007年「藏紅花革命」爆發時他第一次上街。這場運動以緬甸僧侶袈裟的顏色命名，僧侶抗議軍政府的形象也在西方媒體上廣為流傳。那是赫特作為社運生涯的起點，他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街上被軍隊殺害。自那以後，他想要更理解政治，於是來到了湄索，在英國人辦的教育機構裏學習英語和政治學。
不過，正如丹敏烏指出，以昂山素姬對抗軍政府為象徵的「民主vs獨裁」敘事，不止遮蔽了很多問題，還製造出了更多問題。在這種敘述中，民主女神需要被西方從遙遠東方野蠻專橫的將軍手中解救出來。因而，每一場民主運動的鎮壓，都帶來西方作為懲罰的制裁。昂山素姬的每一次被軟禁或收監，都呼喚來更嚴厲的制裁。1990年代以來，緬甸位於亞洲最窮的國家之列。受美國與英國領導的經濟制裁長達一個世代，受到制裁之嚴厲甚至超過朝鮮。
時至今日，有300萬到400萬緬甸人因國內經濟困頓而來到泰國務工，飽受奴役。
丹敏烏出生於紐約，在西方接受了最好的精英教育後，進入聯合國做維和工作。自1988年民主運動開始，它緊密地利用自己在國際社會上的資源，為緬甸奔走遊說，在國際社會提供政策上的建議。1988年軍隊鎮壓民主起義後，丹敏烏支持西方對軍政府政權實施最嚴厲的制裁，然而他在1990年代越發對制裁感到不安，西方制裁全然沒有傷害軍政府，而是給底層民衆帶來了事與願違的人道主義危機。
在西方的制裁下，軍政府轉身依賴中國1990年代的市場化浪潮而進入了掠奪性發展時期，圍繞着軍方的裙帶關係和高地軍閥主導的資源採掘和種種不合法勾當，一部分人通往了富裕的道路。高地的非法販毒與中心大陸的地產開發相輔相成，農民在野蠻開發中失去土地，開始加入外出務工的隊伍。緬甸的經濟不平等的狀況幾乎回到了殖民時代。
2003年，在昂山素姬再一次被監禁後，布什政府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一波制裁，摧枯拉朽地擊垮了緬甸初萌的製造業，至少二十萬名年輕女工瞬間失業，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國際制裁不侷限於投資和貿易，也包括開發和國際援助。相伴而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人道主義危機，醫療和教育系統在整個2000年代近乎癱瘓。
但這些人道主義危機卻並不能納入「民主」對抗「軍事獨裁」的黑白分明的敘事。丹敏烏和其他任何在國際舞台上呼喚更多對緬甸實施援助的聲音，總會遭到無視甚至譴責。反對派始終將「政治」擺在第一位，無論是緬甸內部還是西方，都認為以選舉制為代表的「民主」是緬甸困境的唯一解決方案。
時間到了2015年，人們呼喚的救世主終於君臨天下，所有人都以為長久祈盼的光明未來終於到來了。對於西方而言，昂山素姬登上歷史舞台更是阿拉伯之春慘淡收場之際，全球民主項目的一劑強心劑。仰光的中產階級開始壯大，出現了與政權無裙帶關係的新興企業家群體，公民社會迅速崛起，流亡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希望能為「全國民主聯盟」效力。
然而，僅五年後，昂山素姬開始在進步青年之中則開始受到爭議。赫特曾在2009年和夥伴們到昂山素姬被關押監獄門口靜坐抗議。而到了2020年大選前夕，他和同一批朋友發起了「不投票運動」。「五年時間，我們看到昂山素姬站到權力最高位置時，就變成了它的一部分，她跟軍政府沒有本質區別，甚至總是把『我父親的軍隊』掛在嘴邊。」回國的流亡知識分子沒有得到重用，為民主轉型期第一任將領主導的文官政府工作過的技術官僚，也在政治鬥爭中被免職。新的政府的要職，全部由長期被軍方羈押的「全國民主聯盟」前政治犯擔任，道德資本掩蓋了他們實際上沒有具體執政經驗的現實。
做勞工運動的科蒙同樣沒有在2020年投票給「全國民主聯盟」（NLD），這讓他和家人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在他看來，「全國民主聯盟」此前五年執政期，只是靠着西方制裁的解除，把緬甸從軍政府自1990年代開始裙帶資本主義帶入了靠全球投資驅動的新自由主義道路。保護窮人的福利政策遠未跟上改革的腳步，底層繼續遭到漠視。如坎貝爾等學者指出，儘管過渡時期政府承諾在外商投資驅動的城市制造業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經濟增長和外匯的最大來源卻是石油和天然氣等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採掘業。因此，轉型期間就業的擴大不足以抵消徵地造成的農村生計損失，繼續促使農村居民大規模向外移民，到國外尋求替代收入。
科蒙說，「緬甸一直以來需要的是一場『社會革命』，以解決再分配的問題」。而從1988年至今的歷次「民主革命」裏，卻只聚焦於政治轉型。
2021年政變發生後，國際投資紛紛撤離緬甸。美國對緬甸國有銀行的制裁，幾乎僅僅傷害到沒有軍方背景的企業家和普通民衆，軍方總有漏洞逃避掉這些制裁。緬甸弱勢群體賴以生存的製衣業還未從2017年羅興亞危機帶來的國際制裁和2020年疫情的衝擊中恢復，又陷入風雨飄搖。
作為「外來者」的穆斯林
2023年10月，因為新一輪的巴以戰事，我在湄索見證了這座泰緬邊境小城的族群撕裂。穆斯林聚居區的每座清真寺的幾乎每一場禮拜都在為巴勒斯坦祈禱，伊斯蘭協會開始組織捐款。但與此同時，我也聽聞以克倫族為主體的基督教堂有牧師公開支持以色列。
邊境上的緬甸流亡社群也陷入不安。來自毛淡棉的「春天革命」的緬甸穆斯林流亡者萬欣烏私下跟我說，巴以這次戰爭爆發後，他看到原本同處同溫層的緬族流亡者的仇穆情緒又被點燃了。
2021年2月政變發生後，緬族抵抗者看到曾經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的精銳部隊開進仰光，殘酷鎮壓要求恢復民選政府的非暴力運動，他們開始進入了集體悔恨之中。他們反思當年看到軍政府殘酷屠殺羅興亞人時，自己保持沉默。還有很多人為捍衛來之不易的民主政權，在昂山素姬在國際法院為軍方辯護時，上街遊行支持她，祈禱緬甸在國際法院上獲勝。在社交媒體上，他們為自己曾經的共謀角色懺悔。在湄索的流亡社群中，他們也不斷向「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的每一位穆斯林道歉。
然而，這一次，穆斯林流亡抗爭者非常沮喪地發現，開始有緬族的革命同志謾罵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南亞面孔的敏坎是流亡社群裏的左翼青年，對自己的慕斯林身份幾乎沒有認同，而這次他也遏制不住地憤怒了。「流亡社群裏的很多緬族人甚至自比為猶太人，將巴勒斯坦人比做羅興亞人，聲稱以色列作為猶太人的應許之地，就像緬甸是『本地人』的國土，那些『卡拉人』都應該離開。」
「卡拉」是緬甸語的「外來者」，作為一種模糊不明的族群類別，指代南亞面孔的人。
「原住民」和「外來者」這一殖民時代遺留的二分法，在今天仍然是緬甸「族群民族主義」最棘手的身份認同政治，生發了無止境的「血與土」的邏輯。緬甸在英殖民時期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國人統治下，數百萬人從印度次大陸前來此國定居。因為緬甸人與印度人從形象到文化上涇渭分明，殖民者在人口識別的過程中就把緬甸境內諸多不同民族首先分為了「原住民」和「外來者」。1937年，當英國殖民者將緬甸從英屬印度中分割出來時，印度人在仰光佔據人口的一半，其中一半信伊斯蘭教。伴隨着反殖民獨立運動所激發的緬族民族主義，穆斯林在緬甸人的意識中就被視為佛教徒的威脅。
直到羅興亞難民危機前，中心大陸的緬甸人幾乎從未聽過「羅興亞」這個名字，它是羅興亞人對自己的稱謂，意為「若開邦的原住民」。而在緬甸人的口中，這些人被稱作「孟加拉人」或是「阿拉幹穆斯林（阿拉幹是若開邦的歷史上的名稱），他們統一被認為是從孟加拉到緬甸的非法移民。1982年頒布的《新公民法》以「土生土長」作為公民身份最有力的基礎。這不只剝奪了羅興亞人的身份，也讓緬甸不同支系的穆斯林在申請國民身份時困境重重。穆斯林的身份在「原住民」和「外來者」的這二分法面前無比尷尬。
一個主麻日，我在湄索最大的清真寺見到了素奈烏和萬欣烏。他們都是「春天革命」流亡至湄索的穆斯林抗爭者，緬族人樣貌的素奈烏是經學院的學者（Mawlawi），面孔更立體的萬欣烏是他的學生，他們都曾為「全國民主聯盟」工作。素奈烏是生活在曼德勒的緬族穆斯林，至少他的母親的身份證上是這樣標記的。然而等到他到了申請身份證的年紀時，卻無論如何都無法通過。最終，人口局硬生生地在「緬」旁邊加上「印度」，才發給了他身份證。「這是在提醒我，我身上流着『卡拉人』的血」。萬欣烏的身份證上寫着：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他們都曾遭遇過來自緬族佛教徒的暴力，也都曾是昂山素姬的信徒，認為選舉民主會讓所有問題迎刃而解，直到2019年12月19日昂山素姬站在國際法院（ICJ）被告席上為軍方屠殺羅興亞人辯護。素奈烏告訴我，那一天，「全國民主聯盟」打電話給他，希望他作為穆斯林代表穿上穆斯林的服裝出席聲援昂山素姬的活動。「他們從來都不喜歡看到我們穿穆斯林的衣服，說在這種族群衝突的時代，在公共場所穿着穆斯林衣服，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會負責任的。」
昂山素姬是梅和諾從小到大的偶像。她們自幼年時目睹了父親被警察抓走，一個月後回到家時，所有的牙齒都沒了，就開始對軍政府恨之入骨。她們的父親是來自撣邦的穆斯林作家，定居於仰光。他因為寫了一本以「8888」民主運動時參加了反政府游擊隊的童年好友為主角的小說而被逮捕。然而，到了2020年大選時，她們卻沒有投票給昂山素姬。作為穆斯林，她們更清醒地意識到，昂山素姬和緬甸軍隊一樣，都是大緬族主義的。甚至連她一直以來通過「自我犧牲」建立起的動員民主的道德資本，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佛教徒式的。在這整個過程中，少數族群從始至終都未被「民主項目」納入其中，遑論甚至未被列入少數民族之列、不具有公民權的羅興亞人。
一直以來，族群政治紛繁複雜的張力，都在「民主」對抗「軍事獨裁」的簡化論述中被掩蓋了。在軍方最終作出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行徑前，若開族佛教徒早已對羅興亞人發起過無數次清洗行動，緬族佛教極端勢力也在不同的地方製造過針對穆斯林社群的攻擊。丹敏烏指出，民主轉型甚至更加釋放了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毒素，公民社會團體、政黨、商界、民兵團體、武裝組織，全部以族群身份為單位進行民主動員。身份危機伴隨着民主化更猛烈地爆發了出來。
昂山素姬在二十多年來，被西方塑造為全球民主價值觀在遙遠東方的迷人象徵。西方也將解決殖民遺留的族群問題的期待全部置於她一身，當她無力解決時，就立即跌落神壇。「東方民主女神」在2017年的「羅興亞危機」後不再無瑕，緬甸人也不再是和國際社會站在一起對抗軍政府的「無辜的人民」，他們露出「青面獠牙」，站在昂山素姬背後，共同捍衛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犯下的種族清洗罪行。過去那個「民主女神帶領無辜的緬甸人民對抗邪惡軍事獨裁」的神話故事沒辦法再黑白分明的講下去了。以至於這一次政變發生後，西方建制派對於緬甸的民主工程，再未表現出以往那麼大熱情。
而在緬甸民間社會，政變發生後再回頭看過去十年的族群暴力，所有的罪責都歸於軍政府——殖民留下的至今懸而未決的血緣與歸屬問題，只是軍政府獨裁的結果。於是，時至今日，在緬族中心的敘事中，所有的民族又可以共同以受害者的面貌站在統一陣線上，直到革命勝利。對於今天的流亡政府NUG和圍繞在其周圍的人來說，「奪回民主」再度成為緬甸政治的唯一解藥。
兩姐妹告訴我，對於參與「春天革命」流亡至此的穆斯林而言，國家命運大於民族命運，她們也一樣將自己置身於緬甸人的共同身份之中，為緬甸的民主革命效力。但是，作為穆斯林的她們從來都不相信政變發生後緬族人自我反思的誠意。「他們針對羅興亞大屠殺的公開懺悔是在換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巴以衝突爆發後，很多緬族抗爭者同情以色列，也同樣是在換取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主流建制的支持」。
圍繞着10月這一輪巴勒斯坦的事情，湄索的流亡者社群中，不信任又增多一點：也許緬甸的身份政治只是被政變和革命的敘事暫時彌合了，等到革命勝利、秩序恢復後，伊斯蘭恐懼症、緬族沙文主義是否又會復燃？素奈烏還是願意相信這一次革命通過重擬憲法，能帶來比之前更好的民主，萬欣烏則更悲觀，「即便是我們把民主奪回來了，民族仇恨還在，主體族群暗暗的對少數族群的防備和歧視還在。」
敏坎告訴我，緬甸中心大陸地區的絕大多數穆斯林並不認為「春天革命」與他們有關。「他們雖然恨透了軍政府，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這是緬族人和軍政府之間的鬥爭。比起緬甸的政治問題，絕大部分穆斯林更關心巴勒斯坦問題。」
湄索也一樣，儘管這裏的穆斯林絕大多數都從緬甸遷徙過來，卻並不共享緬甸人的共同鬥爭。湄索「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絕大多數緬族人從未造訪過這裏的穆斯林社區，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不過，社群中一些穆斯林抗爭者，則會嘗試在本地穆斯林主導的貿易公司某得一職。
那些原本在緬甸時就更虔誠的穆斯林往往會受到歡迎，但是來自大城市穆斯林叛逆青年們卻屢屢受挫。「在緬甸的時候，『緬族人』（Burmese，既指緬甸人又指緬族人）歧視我們穆斯林，到了這裏，本地穆斯林歧視我們『緬甸人』（Burmese），不願意幫助我們。」來自曼德勒省密鐵拉市的穆斯林說唱歌手憤憤不平地告訴我，因為他手臂上遍布紋身，所以屢次被穆斯林貿易公司拒絕。他在2013年發生在緬甸密鐵拉的緬族人針對穆斯林的暴動時，不得不短暫地逃往馬來西亞避風頭。然而2021年政變後，他作為抗爭者逃離緬甸抵達湄索，卻成為了被穆斯林排除在外的「緬甸人」。Burmese 在他的表述中切換，有時指代「他們」，有時指代「我們」，身份認同在這裏隱秘流動着。
不過，比起其它族群，我在湄索認識的「春天革命」流亡至此的穆斯林流亡青年，通常更喜歡湄索一點。這裏強大的穆斯林勢力，在象徵意義上成為了他們的靠山。敏坎雖然不信教，但到了這裏後就開始蓄鬍子，南亞面孔配上穆斯林鬍鬚，在湄索的警察面前就如同通行證。素奈烏和萬欣烏在這裏總喜歡穿穆斯林傳統的長袍走在街上，這是在緬甸生活時無法想象的。穆斯林不再是讓他們感到羞恥的身份。當素奈烏去派出所打撈因為沒有合法身份而被泰國警察帶走的緬族夥伴時，還因為自己的經學院學者身份能少被警方「勒索」一點。
萬欣烏不無得意地說，「即便我們被抓，也不再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都因為沒有身份。在這裏，緬甸其它族群的人變得和我們一樣了，都是『卡拉人』（外來者）。」
十月底，我和喬坐在湄索第一家開張的酒吧裏，萬聖節快來了，到處都是南瓜和鬼怪的裝飾，把我拖入到了另一種時空。喬他來自倫敦，政變發生後不久搬來湄索，在一家由1988年流亡至此的政治犯創建的緬甸政治犯檔案館（AAPP）工作。
在與這個邊境小鎮格格不入的萬聖節氛圍中，他給我講了一個緬甸的「鬼故事」：
他在仰光的一位緬族朋友在2021年政變後去了泰緬邊境的叢林，朋友的妻子日夜向家裏的鬼祈禱，祈求他平安歸來。緬甸超過85%的人信仰上座部佛教，和鬼魂相處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鬼答應了，不過有一交換條件：「家裏的豬肉臭味燻鼻，你們不要再在家裏做豬肉了！」妻子這才意識到，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穆斯林朋友，家裏的鬼卻是一個穆斯林。不久後，丈夫平安的消息傳來。直到現在，她再也沒在家裏吃過豬肉。
我聽完捧腹大笑，「連緬甸的鬼都講身份政治！」隨後又陷入了沉思，民間社會中人們本有自身的智慧彌合差異、彼此尊重，那些對於彼此的仇恨是怎麼強加於他們的呢？
革命的隱憂
2023年二月，我在曼谷參加緬甸政變兩週年的一場活動時，看到最前排的一群青少年剛從抗議現場回來，神色亢奮，便走過去搭話。「Are you all Burmese？」我原本想問他們是否都是緬甸人，他們回答：「No」。正在我以為他們都是泰國人的時候，一個女孩用磕磕絆絆的英語指着圍坐成一圈的少年依次向我介紹，「緬人、克倫人、克欽人、欽人、撣人……」我恍然大悟。似乎在英語裏從來沒有一個指代全體「緬甸人」的詞。
今天的緬甸大致可以分為以緬族為主體、不同民族混居的中心大陸地區，和以少數民族聚居的高地，構成了7個邦。然而，無論是過去殖民時期的「Burma」，還是軍方改用的「Myanmar」，緬甸的國名都是以主體民族緬族為名字而命名的。
除了「外來者」和「原住民」之間難以彌合的認同危機外，緬甸高地地區的「原住民」也從未被整合進緬甸的國族認同之中。緬甸被劃定為「原住民」的除了緬族外，還有7個族群：克倫族、撣族、克欽族、欽族、克耶族、孟族和若開族，它們之間的認同危機在長期的民族武裝衝突，和以民族為單位的組織動員的歷史進程中，同樣難以彌合。
丹敏烏在《緬甸的未竟之路》中寫到，1911年大英帝國人口普查的主事者，懷着不安的心情看待緬甸，將緬甸視為「種族不穩定區」，煩惱於緬甸境內諸民族間的差異「既不明確，也沒道理，也非固定不變，而且不易察覺……換個世代就可能變了」。
然而，緬甸獨立後，並未利用好這不穩定性進行國族建構，反而沿着英國人對於高地與低地分而治之的管理方法所劃下的不同記憶和身份的斷層線，將族群身份固定了下來。而這種本質主義的族群觀早已深入緬甸人的集體意識。丹敏烏認為，現代緬甸政治的最核心問題便是「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即當代緬甸最重要的是建構出一種不與族群掛鉤、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認同。而這個議程卻並未出現在歷次民主革命繪製的圖景中。
在「春天革命」的衆多議程中，最為重要、也最困難重重的是「聯邦制」。幾乎所有公民社會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或與流亡政府相關的人都在向我講述「聯邦制」的重啓。
從1947年獨立前夕，由緬甸國父昂山將軍主導，不同少數民族代表參與簽署的《彬龍協議》開始，高地的不同族群被承諾「自決」和「自治」，共同將緬甸建立成聯邦制國家。但隨着昂山將軍在獨立前夕遇刺，《彬龍協議》成為一張廢紙。獨立後的緬甸即刻陷入了內戰，民族衝突成為軍方奪權和自詡執政合法性的來源，進而進入了漫長的軍事獨裁統治。
我二月在清邁認識了克倫青年庫布，十月回來泰國後再聯繫他時，他發來一張炮彈殘骸的照片，和一個地圖上的時實定位，顯示在邊境另一邊克倫尼邦（Karenni State）的村子裏。克倫尼民族武裝與軍方的對抗仍然激烈，庫布和他的夥伴們無數個夜晚都在村民挖的掩體中度過。
與此同時，克倫尼武裝組織已經撇開卡頓不前的流亡政府的聯邦制議程，率先組建了自己的「臨時執行委員會」和「政治代表大會」，運轉良好。這也啓發了其它邦的民族武裝組織。他們自下而上地開始組建自己的政府，不再聽從流亡政府 NUG。
在當下這場革命中，不同的民族武裝組織正在流亡政府 NUG 的主導下，重回談判桌，討論資源和權力的分配。公民社會組織也在忙着做「聯邦主義」相關的教育，只要掛上這個名號，就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要求更多自治權的少數民族武裝與政府軍幾十年的衝突，帶來了太多死亡、貧困和流離失所的人。只有重新分配權力，才有可能真正停火。
然而，新憲法的草擬已經駐足不前一年之久了——不同的力量之間無法達成共識。討論「聯邦制」框架的會議召開前，素奈烏想為穆斯林申請一個參與決策的與會席位，被拒絕了。流亡政府 NUG 中全國民主聯盟（NLD）元老們根深蒂固的大緬族主義思想難以換取少數族群領袖的信任。
革命武裝力量「緬族人民解放軍」（BPLA）提出了「緬族邦」的大膽構想，贏得了進步社群的廣泛支持。這支力量從流亡政府 NUG 領導的「人民抵抗部隊」（PDF）中分化出來，要求終結緬族人針對其它少數族群的統治。他們對此提出的解決思路是，緬族人要有自己的一個邦，其行政地位不高於其他邦。緬甸有7個少數民族邦，除此之外，在中心大陸的7個省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中都是緬族人的土地，這被認為是在中心大陸推行大緬族主義的基礎。
於是，流亡政府 NUG 究竟是全國政府還是代表緬族的聯邦政府，與克倫邦、克欽邦、撣邦等聯邦政府分庭抗禮，未能在不同民主力量之間達成一致。這是否會讓緬甸走向「巴爾幹化」，引發了流亡社群內部的擔憂。
俊傑是來自曼德勒的緬甸華人，閩南人的相貌，會說一些基礎的普通話。他作為生活在中心大陸的少數族群，卻也相信以純淨族群為單位構建不同的聯邦，是一個進步的進程。我小心翼翼地問他，「作為華人，你有信心自己不會是緬族聯邦中被排除的少數嗎？」他沉默了片刻，「的確，在少數族群自治的邦中，永遠都會有更少數的族群……」
而早已混居在中心大陸各地、族群起源各不相同的緬甸穆斯林群體，其社會身份原本就是在祖祖輩輩的跨境流動中所形成，與純淨「民族國家」難以相融，更無法想象在這場革命許諾的聯邦中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過去十幾年發生在若開邦的若開族佛教徒對羅興亞人的暴力，倘若在一個根據族群民族主義重新組織的緬甸，是否只會更加猛烈？在見證過「民族國家」的邏輯在20世紀生產出如此多「血與土」的暴力後，「民主聯邦制」所提供的前景，似乎依然把無限細化和純淨化的民族政治單元作為未能完成的國族建構的出路。
在一次又一次的艱難的討論後，緬甸朋友們說，「在這場『革命』（趕走軍方）勝利後，『革命』（對嶄新未來的構築）才真正開始。」
對於流亡政府 NUG 而言，這場革命不止卡頓在「巴爾幹化」的前景中，也囚禁於「歷史重複其自身」的虛無主義想象中。「全國民主聯盟」的核心領導人在政變的第二天，就和昂山素姬一起被逮捕了。他們從未參與過這場革命。2021年2月發生的事情，在軍方的話語中並不是政變，而是「緊急狀態」。「全國民主聯盟」中未被抓捕的成員分裂成兩種勢力：第一種是組成流亡政府 NUG 的革命勢力，第二種是與軍方簽了協議、答應不會在解除「緊急狀態」之前採取任何政治行動的勢力。
軍方正在利用第二種勢力與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被捕的核心人員談判，一旦談攏釋放，那麼流亡政府 NUG 就可能被徹底瓦解。流亡社群猜測，軍政府大概會再搞一場選舉，那麼理所當然的那個「全國民主聯盟」和昂山素姬會繼續執政。昂山素姬作為民主符號的化身，在普通人的信仰裏從未褪色過，流亡政府 NUG 的威望遠比不上「全國民主聯盟」的正統性。民衆勢必會追隨昂山素姬，進而放棄革命。
這樣的事情在「8888民主運動」時就發生過。無數人在1990年代滯留在泰緬邊境的叢林裏，等待那場革命的勝利。
丹敏烏在「8888」後來到湄索，見到一波年紀和他相仿的緬人青年來到泰緬邊界沿線由克倫民族武裝控制的叢林營地。「先是幾十人，然後數百人，接着，到了十二月，已暴增至超過萬人」。他出席了「全緬學生民主陣線」（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的成立大會，目標是革命。
然而，彼時昂山素姬愈漸高漲的人氣在反而成為軍政府平息革命的最大籌碼，以承諾舉行民主選舉的方式將民衆的希望集於昂山素姬一人身上，最終放逐了那時的革命政府。軍方在2011年主導轉型期間，大赦政治犯，歡迎政治流亡者回國。2012年，革命政府解散，還未申請政治避難去往第三國的革命者也紛紛離開了這個邊境，回到了緬甸民主轉型敞開的懷抱中。
湄索如今還能找到不少「8888」流亡一代人留下的痕跡。喬就職的關於緬甸政治犯的著名檔案館AAPP，就是由1988年的民主運動後流亡至此的政治犯創立的。民主轉型時期，它搬去了仰光，2021年政變後又搬了回來，開始記錄這次政變後軍政府犯下的人權罪行。
「8888」一代的流亡者，大多早已從湄索去了第三國，或在民主轉型期回到了緬甸。沒離開的人一輩子都在努力抗拒融入，而他們的下一代卻難以避免地成為了泰國人，在泰語學校裏唸書，在泰國社會里尋找自我價值。
倘若歷史重演，「春天革命」的流亡政府也會再次被流放。在軍隊與昂山素姬重修舊好的可能前景裏，在重新回歸民主的喜悅中，這場革命會像曾經的抵抗力量一樣，被歷史遺忘。甚至連「春天革命」的名字也不值得被記住，它充其量又是一場將昂山素姬重新帶回歷史正軌的「民主運動」。只有那些喜歡在舊文獻中打撈歷史褶皺的人，順着這個名字爬梳出勢不可擋的歷史進程中這一旁枝末節，嘆上一口氣。
而緬甸的故事將繼續在「民主」與「軍事獨裁」的二元動力中循環往復。
懸置的生活
當我在十月重新回到湄索，去穆斯林區尋找祖戈爾家的家庭小食攤時，卻撲了一場空。小食攤已經關門了。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人通過聯合國難民署申請到了庇護，都去往第三國了，每一個街區都變得比從前更加冷清，姐姐們打發閒暇時光而做的小食攤也就不繼續做了。
留下還是離開，成為社群裏越來越敏感的話題。
敏坎是政變後第一批抵達湄索的人之一，和他一同到達的人都已經走了。他和俊傑一起堅守在這裏，做了一個叫做「緬甸學院」（Burma Acedamy）的線上教育平台，為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而輟學的學生和離校教師搭建起一個基礎設施，讓教育仍然可以繼續。儘管還在堅持，他們卻越來越難相信革命將很快結束。
赫特告訴我，剛剛抵達這裏時，所有人都對革命忠誠且堅定。大部分人申請了泰國政府為緬甸、柬埔寨和老撾勞工設立的「務工卡」，持卡人在泰國只能做底層勞工的工作，每年需要續簽一次。而他打通關係申請到了泰國官方為邊境兩邊因衝突而流離失所的人設置的「無國籍卡」，有效期有十年之久。拿務工卡的朋友們怨恨他。並不是因為他更有資源和門路，而是那張卡片背後「十年」的預期——「難道你希望這場革命耗費那麼久嗎？」
「我對 NUG 非常失望。我們響應號召離開系統，然而兩年多來沒有任何明確的指令，我就快要活不下去了」，考凱抱怨。林圖總是安穩他，讓他對流亡政府多一些耐心：「革命的道路是艱鉅的」。考凱和林圖曾是軍醫學院的同學，也是第一批響應號召參與了「公民不服從運動」的醫護人員。在「和平小鎮」萊凱考被軍政府轟炸後，他們隨着逃亡大軍從克倫邦一起來到了湄索。林圖如今開始在安置湄索附近安置萊凱考村民的一座難民營做醫生。考凱沒有工作，每個月拿着緬甸的家人寄來的微薄生活費，在湄索勉強度日。
在湄索的流亡社群中，總能聽到人們在罵流亡政府。流亡政府給了人們太多「革命勝利在即」的虛假希望。不過，很多人願意相信它，不然要怎麼在這種生活徹底被懸置的狀態中堅持下去呢？不再相信的人也不忍心輕易粉碎別人的希望。
流亡政府 NUG 除了繼承了「全國民主聯盟」作為民選政府的合法性外，還有他們一直以來的「犧牲」。這場由流亡政府 NUG 領導的抵抗運動，就像緬甸以往歷次民主運動受感召於昂山素姬佛教徒式的自我犧牲一樣，建立於這一道德資本。他們做出「犧牲」，也要求人們為這場運動「犧牲」。然而，流亡政府的成員也是最着急離開的人，用他們的「犧牲」來索要離開的優先權。
「革命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了。」赫特用他一貫冷嘲熱諷的腔調說。
政變發生後不久，軍政府對民衆的血腥屠殺不斷讓和平示威人群激進化。城市裏的示威群衆被士兵殘酷殺害的圖像在社交網絡上傳播，和平示威難以為繼，緬甸高地少數民族地區的武裝部隊紛紛起義。等不來國際社會的武裝干預，中心大陸的抵抗者紛紛去叢林裏扛起槍。然而，快三年了，事態進展緩慢，人們也開始疲憊。
國際社會的議程在本質上與緬甸人的議程是矛盾的：前者是「和平」，後者是「抵抗」。所有的援助都只能在「人道主義」的範式中進行。任何涉及「暴力」的議題都是國際社會的禁區。西方國家沒有如緬甸抵抗力量所期待的，向其提供武器支持，就像他們支持烏克蘭那樣。不過，源源不斷的武器卻從俄羅斯輸送到軍政府手中。
緬甸中心大陸幾乎穩定了下來，只有伊洛瓦底江右岸的實皆省（Sagaing），軍方還難以控制。俊傑告訴我，緬甸如今幾乎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了——高地的民族地區的抵抗如火如荼，然而中心大陸的日常生活開始恢復。湄索有很多不再返回叢林的「前游擊隊員」。而在緬甸，那些沒有流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參與者，有很多因為生活中的種種困境而回到了系統裏。
然而，流亡政府仍然在號召人們報復那些回到系統中的人。最近，軍政府在不久前發行了2萬元面值的貨幣。流亡政府第二天就發出一則聲明，稱「看到誰用那個面值的貨幣，誰就是在犯罪」，要求抗爭者對使用該面值的人採取行動。「流亡政府或抵抗力量無法給他們提供工作，又憑什麼去怪他們呢？」俊傑嘆息道。
比起兩年前，「春天革命」抵抗者的流速日漸緩慢了下來，越來越少人從緬甸抵達湄索，更多的人在從這裏離開。困境越來越常態化。
雙胞胎姐妹所在的革命廣播平台「Federal FM」付給她們的工資還不如移民工的月薪高，並且不允許她們接其它的項目來做，託辭不外乎「這是革命時期，你們需要忍耐」。可是，革命已經持續太久了，梅開始考慮離開這個項目，在泰國社會里找一個教英語的工作，賺取正常的工資，剩下的餘力再投入給革命。
十月初，我回到湄索後再度聯繫茂茂，得知她已經回到仰光了。我小心翼翼地詢問她，有沒有聯繫上她消失一年多的游擊隊員男友。她回覆，「他已經死在了叢林」。茂茂終於面對了男友的死亡，正在仰光接受心理治療。她不準備再回來這個邊境上了。
庫布則準備搬回湄索。他是「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為數不多擁有護照的人，兩年來和「民族總罷工委員會」的夥伴們在清邁租了房子，共同辦公和生活。但是清邁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他需要看望被監禁在湄索監獄裏的父親和弟弟，也需要經常翻越邊境往返克倫邦和克倫尼邦的叢林裏。
他經常給我發來緬甸高地少數民族武裝地區的捷報。近期最大的「捷報」來自於10月27日，緬甸北部有三支民族武裝結成了聯盟，在撣邦與中國接壤地區向軍政府發起聯合攻勢。他在接下來的幾天不斷發給我果敢的華人民族武裝發布的中文聲明，讓我翻譯。這三隻民族武裝力量——果敢華人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NDAA）、德昂族的德昂民族解放軍（TNLA）和若開族的若開軍（AA）同時將「推翻緬軍人集團的獨裁統治」與「根除電信詐騙」作為軍事行動的目標。緬北民族武裝被認為與中國關係密切，但政變以來長期對革命持觀望態度。如今他們的軍事目標與中國的治安目標一致，抵抗勢如破竹，讓革命形勢再次充滿動態，也給遠在泰國的緬甸抗爭者們帶來一絲振奮。
「和『8888』一代人不一樣，我們嚐到過開放和自由的滋味，比他們更堅定。」很多人這樣告訴我。互聯網和技術，也讓革命的不同組織更有機地連接和呼應，更有效地動員和反擊。在被問及昂山素姬被釋放的可能前景時，流亡社群的所有人都表示，他們不會接受「全國民主聯盟」以「國家穩定」為名義而作出任何與軍方的政治妥協。
「年輕一代人倘若從這場革命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我們不會再等待救世主，不管它是西方還是昂山素姬」，敏坎說，「革命會繼續，直到勝利」。無論如何，這不再是一場僅要求政權更替的革命，它更是一場關於緬甸年輕人揭開舊日的宣傳和謊言，如何共同思考和理解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歷史文化和未來的思想革命。
頁明秋把他在萊凱考辦的圖書館搬到了湄索。他過去十年的藏書躲過了萊凱考的轟炸，被後來的人陸陸續續運了出來。我在他位於市場中心位置的小小圖書館遇到他，藏書幾乎全部是緬語，按照類別整齊地擺放在不同的書架上，供緬甸年輕人辦卡借閱。他堅定地告訴我，他不會離開這裏的，「那些離開的人，都在第三國過起了當地的生活，與緬甸的共同鬥爭不再有關了。」
對於「春天革命」的流亡者而言，湄索只是一個中轉地，一種中間狀態，沒有人在這裏和泰國發生任何關係。它就像兩條國境線之間的那個位置，所有在那裏的時光都是懸置着的時間。留在這裏的人，憑藉「革命即將勝利」的希望，在這座城市不可調和的「臨時性」中苦苦等待。
一個週六的夜晚，我在夜市上遇到一位擺地攤賣畫的來自仰光的26歲的時髦藝術家。像往常攀談起來的每一個人一樣，我問她什麼時候來到湄索。她回答說，「我不記得了。自從來到這裏後，時間就失去了意義」。
尾聲
10月15日傍晚，暴雨如注。赫特邀請我去湄索最大的足球場看他們的足球賽。他們的球隊中一半是流亡者，一半是移民工。雷電交加的暴雨中，球場內所有的注意力都只在腳下。那場球賽是我在湄索期間最難忘的一個晚上，它第一次讓我在這裏體會到一種「日常生活」。在湄索，最稀有的便是「日常」。
如果憑藉着最終返回的意志支撐自己活下去，那麼離開故土就進入了一種「等待」的時間。「未來」不再分布在線性的時間軸上，它和「過去」相重疊，「過去」的重負和「未來」的許諾共同懸置起當下，彷彿「去過生活」就是一種背叛，「等待」則是流亡者唯一能負擔得起的忠誠。
赫特和妻子在湄索建立了一個互助小組，叫做「湄索之家」。我在這裏見到的幾乎所有國際非政府組織或公民社會組織，議程全部圍繞着邊境另一邊的緬甸而建立，彷彿湄索只是為了重返緬甸而存在的真空。「湄索之家」則把焦點全部放在此時此地。他們組織「春天革命」的流亡者、緬甸移工和在這裏安家多年的克倫族一起踢球，放映影片，擺攤賣雜物給革命捐款，為流離失所的窮人送食物。
通過他們的活動，政治意識在移民工和政治流亡者之間、在早已定居在這裏的克倫族難民和「春天革命」後來到這裏的抗爭者之間，越來越多地交叉了起來。革命不知會持續多久，但他們在這裏的實踐就像是一種關於「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天」該如何共同生活的練習。
我問赫特，如果革命成功了，你們會回緬甸嗎？他說，「大概會回去看看吧，但是湄索已經是我的家了。」他和妻子前一週第一次帶5歲的女兒離開湄索，去4小時車程外的清邁逛了動物園。他告訴我，他們從沒見女兒那麼開心過。
他們就像莫艾河上兩條鐵絲網之間那個沙洲上的人，在一個抵達只為了離開的飛地上紮下了根。
後記
這篇稿子大部分採訪完成於2023年2月-10月之間。在採訪的整個過程中，流亡在湄索的緬甸抗爭社群對於這場反軍政府革命的抵抗形勢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沮喪情緒。儘管三年來包括克倫邦、克欽邦和欽邦等實力雄厚的民族地方武裝與流亡政府NUG結盟共同抵抗，但是在缺乏國際支持、武力和裝備不對等的情況下，地面抗爭的進展始終緩慢。
然而10月27日突然出現了轉機，與中國接壤的撣邦的三隻民族武裝力量（果敢、德昂和若開）結成了兄弟聯盟，共同發起「1027行動」，將中國的反治安行動和他們反抗軍政府、恢復民選政府的革命議程並置，無疑為「春天革命」注入了一針強心劑。2021年政變爆發以來，中緬邊境的緬甸民族武裝力量在中國的壓力下，始終與流亡政府保持距離，撣邦也一直以來是毒品和人口販運猖獗的法外之地。撣邦這場持續至今的軍事行動被認為是緬甸軍方自2021年2月掌權以來遭受的最嚴重挫折。
「1027行動」展開後，邊境上的緬甸社群中最為火爆的話題總是圍繞著「中國的立場」而展開——這場行動是不是得到了中國的首肯。當我11月再和緬甸朋友們見面時，發現幾乎所有人都進入一種歡欣鼓舞的狀態，就連那些對威權最為反感的安那其朋友們，都半開玩笑地對我說，「Long live your presidency! China is our hero!」 （「你們的主席萬歲！中國是我們的英雄！」）我總是哭笑不得。緬甸社會自發的公民抵制運動也解除了對中國產品的抵制，朋友們紛紛把抖音下載了回來。
儘管距離將軍政府趕走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但是2021年「春天革命」剛爆發時的動能回來了。這些日子裡，為叢林裡的遊擊隊籌款的各種演出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我意識到記錄一場「正在進行時」的革命，總要提醒自己所面對的形式是動態的，當稿子被讀者讀到時，革命形勢也許又大不相同了。這場革命最終的結果也許會讓文章中所記錄的流亡者苦悶的生存處境，和他們對未來的懷疑與隱憂都顯得微不足道，但正是現在進行時的紀錄，讓我們有機會看見這些「褶皺」，去體認這些生命經驗。
無論如何，就像我的緬甸朋友們所說，將軍政府趕下台的革命勝利後，真正的革命才會開始，他們才有機會帶著他們的新知識新思想，作為第一代人重返緬甸，共同構築緬甸嶄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