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那麼遠,這麼近的中東—— 從埃及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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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2*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Young Turks)推翻帝制,奧斯曼泱泱帝國走向君主立憲。消息傳到日本,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東京的梁啓超興奮不已,揮筆寫下《少年中國說》。

彼時,土耳其軍官與知識分子的革命,掀起近東、中東一片青年救亡,「青年突尼斯黨人」 (Young Tunisians)、「青年阿爾及利亞人」(Young Algerians)、埃及利比亞下級軍官政變,此起彼伏,封建制度風雨飄搖。梁啓超心繫故國,呼喚Young Chinese改天換地!

國際關係專家們常常認為,中東事務之於中國,猶如隔岸觀火,關聯不大。歷史上,唐高宗曾以「路遠」二字御批,拒絕援助波斯薩珊王朝。但其實,中東的命運離中國人並不遙遠。都是封建、殖民半殖民一路走來,「船堅炮利」震碎古老文明繁華腐朽的長夢。法國士兵轟掉埃及獅身人面像鼻子後四十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拿破崙撤軍,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開始西化改革,與中國「洋務運動」可有一比。

近代以來,中東文明、中央王國都在解答同一個問題:如何看待一個強勢的西方?百年來滄桑變幻,都繞不開這一個情意結。1948年以來歷次對以色列戰爭,阿拉伯世界屢戰屢敗,促發阿拉伯內部一個重要轉變——回歸本民族宗教文化源頭,基本教義派(又譯原教旨主義派)復萌。

時間來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中東諸國引發骨牌效應,舉世驚奇,中文媒體跟着一陣騷動,但很快恢復看客姿態:眼看他趕走獨裁,眼看他亂象叢生。旗幟鮮明的媒體打出:「西方民主救不了xx!」就連對自由抱有期待的人們,都難免惋惜,甚至生出一絲不便言說的慶幸:幸好我們沒有走上那條路!

中國人好論成敗,然而成敗最經不起時間檢驗。歷史不在意歡呼或鞭撻,它多稜鏡般的顏色,謎一般的命運,期待觀察與思考。短短兩年間,「阿拉伯之春」展示了社會變革的無窮側面:我們看到中產革命缺乏組織、「窮人政黨」與中產階層對立、選票被曲解為民主政治唯一手段、舊勢力在新變局中的影響(如埃及軍方)、 民主轉型中威權懷舊、威權手段在新變局中的笨拙、先進生產力第一次不為統治者壟斷、 民主大門該不該向地下組織敞開、革命神聖感與神聖感的消散、法治缺失民主無以維繫、 國際干預的法律灰界……

變革中有太多值得探討的話題,值得汲取的教訓,統統被簡單歸於成敗。關上電視、罵仗微博之後我們洗洗睡去,很少心平氣和探尋得失原委。

作為一個中國人,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地現場,很難不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民主的西方性?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變革前民間「反美」「反西方」情緒十分普遍, 而從文化特性上講,沒有比伊斯蘭宗教、阿拉伯文明更有權聲稱「特殊」,而拒絕西方舶來的價值觀了。如今在國內熱烈迎接「民主」,會不會引起民粹主義的牴觸?

令我驚訝的是,「阿拉伯之春」初涌,當地學界雀躍不已,歡呼「阿拉伯終於不特殊」「伊斯蘭與民主兼容」。與民眾交談,得到的答案也大多是:趕走獨裁者與美國與西方沒有關係,這是我們自己贏來的勝利。

事實上,伊斯蘭早有「平等」因子。清真寺里沒有座席,不分主次,國王跟平民都在一個平台上禱告。埃及在1925年已經有了憲法和議會,有了形式上的「三權分立」。

但無庸諱言,民主現代性與西方性的一面,並沒有在這些阿拉伯國家即刻嫁接。比如,法治的缺失。不是「西方民主救不了」,而是趕走獨裁的阿拉伯國家,缺乏「西方民主」中除了一人一票外更重要的法治護航。倉促到來、缺乏保護的民主註定腳跟不穩,踉踉蹌蹌。又比如約旦國王阿卜杜拉指出的現象——大部分約旦人還沒鬧明白為什麼要參加政黨。在一個以「部落」「宗族」維繫的社會,結黨予人負面印象。中國古代人情社會產出「朋黨」,也異於西方的政黨。

反思種種原因,不難理解「阿拉伯之春」為什麼沒能立即帶來「美好明天」:在埃及,武力清場破壞了和平示威的元氣;利比亞、敘利亞各自在血泊里浸了一回;美國政府仍然對巴林人的抗爭視而不見。但是,社會各個層面,積極的改變也正在發生。個體意識的甦醒,正向周圍擴散。

穆巴拉克倒台後的第一個星期,我去採訪阿拉伯國家聯盟原秘書長穆薩,輿論認為他有機會成為埃及下任總統。離開酒店的時候,跟門衛卡薩姆聊起穆薩。卡薩姆說:「我可不覺得他是當總統的料!」我開玩笑說要轉告穆薩。卡薩姆正色道:「隨便!我們連總統都趕走了,從今起不再怕任何人!」

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尤素夫·澤丹說,1952年埃及發生的只是納賽爾軍事政變,而2011年發生的,是一場社會變革。它不僅趕走了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更觸動了每一顆心靈,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澤丹特別推崇教育的重要性。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前,他就開始推動文化討論,每個月在亞歷山大和開羅主持沙龍,吸引年輕人參與。他希望年輕人對本民族的理解從「神秘」中解放出來,走向溫和理性。

劍橋大學研究埃及公民社會的教授亞西爾·蘇萊曼認為,仍有理由對革命後的埃及感到樂觀。推翻穆巴拉克後,開羅每一個社區自發成立了討論小組。人們議論民主,設想未來,個體意識的覺醒,對任何一個想獨攬大權的人構成壓力。2012年,蘇萊曼回到埃及,從機場過海關的時候,故意在護照里夾了20埃鎊,海關人員竟嚴肅退還。革命前,不塞錢很可能遭到刁難。

自由來了,長出尊嚴。一個中年埃及人說,穆巴拉克下台前,他每天都去廣場,對那裏着了迷。因為廣場上有各種喜劇表演,有人模仿穆巴拉克,有人唱饒舌諷刺政治。「你知道埃及人最喜歡開玩笑,打破政治禁忌之後,突然找回了我們是誰。」中年人說到這裏,眼睛濕了。我猜想他的體驗是,自己又成了生動活潑、有血有肉的人。

恐懼沒有了,一切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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