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eta报告 | “内卷化”热词的病理分析：一场全球化下的中国式集体“叫魂”

热词是一个时代的情绪共振，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病）投影，只不过，有时是正片（正喻），有时是倒影（反喻）。例如，“体面”这个持续流行的热词，就是一种反喻，以一种倒影形式（心理补偿）在隐喻这个时代的“不体面”，或者说体面之匮乏。缺啥说啥显摆啥，道德话语充斥的国度一定是缺道德的。

正如医生通过筛查症状来诊治疾病，我们也可以编制一张热词（包括热话）的“云图”来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结构，但遗憾的是，热词的命运却是——“总是被消费，始终不被懂，最终被玩坏”，每每念及此，我都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那句话，“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这种词语和话语的语用学症候正好可以用最近的刷屏热词“内卷化”来形容，即词语或话语的内卷化，或者说语言的内卷化。

那么，问题来了，“内卷（化）”这个词自身，能不能逃脱我们这个内卷化社会的语言内卷化命运呢？至少，从当前的舆论景观来看，内卷化的人们自以为是在谈论、澄清和界定“内卷（化）”，但事实上却是在不自知地内卷化“内卷（化）”这个传神的概念，如“盲人摸象”陷于偏见（以偏概全）而不自知，又如“洞穴囚徒”困于幻象（以幻为实）而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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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内卷（化）”这个词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片，它试图正面地刻画和隐喻的是当下的人们所深深体验着的那种“人在时代，身不由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想‘做自己’却不能，我命由卷不由我”却又不得不“自我加码，自我加冕，自我加速”但同时又必然会陷入“自我归咎，自我怀疑，自我耗竭”的怪圈的内卷感、圈层化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如韭菜般被割了一茬儿又一茬儿，如驴拉磨般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又如卷进了“利滚利”的高利贷陷阱的“债奴”——只能靠996拼命工作（血酬）才能艰难地按揭危险的财务平衡直至每一滴血都被吸干——“光是碌碌无为，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未来绝不是什么梦里的Bigger than bigger，而大概率地是Lower than lower，如那句流行的热话——“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由此，我首先联想到并重温了一下卓别林创作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那被卷进无处不在的监视下不断“加速”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线上的齿轮组里拧螺丝的“现代人”（Modern man）形象，也即当下人们常说的“工具人”，一种只是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的“非人”，或如尼采所说的“末人”。

不过，严格来说，这只能说是“被卷”或“外卷”，只能算是“内卷化”的上半场和低配版，只能算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野蛮生长、简单粗暴的“硬剥削”，由于工运的反抗和镇压成本太高等连锁因素，这种“硬剥削”模式后来不怎么流行了，而是迭代升级为一种精致的“软剥削”模式，这也即是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先生分析过的“自我剥削”模式，它更加复杂，更加“精算”，也更加隐蔽，另外由于国际媒体寡头的PR化和议程设置，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见”了，这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了，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新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之“新”，在于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是一个不断强化的主观上封闭起来的“（客观上）不可能的三位一体”（impossiple trinity）或者说“三择悖境”（trilemma）：

一是绩优化（Good）——与之相对的一极是“争宠化”，即由于欲望的媒介化诱惑、持续制造的“相对匮乏”（比较出来的匮乏）和“（或显或隐的）鄙视链”的再生产，不断受到生存的驱动和欲望的诱惑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踏上一条拥挤不堪的个体主义、精英主义、竞争主义、绩效/绩点主义（KPI）以及消费主义的单向度赛道，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把“当下”的技能、装备和攻略做到“最优化”（optimization）——更快、更高、更强，Bigger than bigger，以追求在日益极端化的“相对位置”竞争游戏中占据优势（如所谓的”阶层跃升“）或至少是“不出局”/“不跌落”，“赢者通吃”，“成王败寇”，“你死我活”（至少是职业生命意义上的生死存亡），这本质上就是一场人们都“停不下来”的追逐“优越感”（胜过别人，人生赢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厮杀，形如罗马角斗场，或霍布斯式狼性利维坦。

二是金融化或者说杠杆化（Fast），正是在不断高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角斗场氛围的强迫症式裹挟下，参与游戏的“精英”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金融手段和杠杆组合的一套算法来将“过去”与“未来”统统贴现到“当下”——高负债运转，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若是不透支“未来”，那“当下”就不“体面”，甚至没得活，但是，正如达克效应（DK effect）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自欺欺人、心照不宣和投机主义的精英式“自我感觉良好”、“过高的自我估值”与“盲目的乐观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泡沫和陷阱也就是必然的，以“量化宽松”（通货膨胀）之名不断加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杠杆组”也就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厂不断加速的“齿轮组”的新马甲，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卷”了进去，没有人可以做”旁观者“，这个世界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囚徒困境”和“庞氏骗局”，这无非是应了那句老话——“吃祖宗饭，断后代粮”。

三是全球化（Cheap），或曰“离岸化”，“外包化”，更便宜的资源，更便宜的人力，更“便宜”的监管，同时，这也即是去国家化，去监管化，去责任化，或去道德化，资本在一以贯之地极限加速追逐“利润最大化”其实也就是“风险和成本最小化”的厮杀游戏中，通过离岸操作和“洗钱”等手段来进行所谓“合法避税”，也会将风险和成本从“内部”转嫁到“外部”，即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性”概念，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自然和人类的未来，而那些陷入了“短期行为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hort-term behaviour）的跨国巨头家族和高管们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具体代表即是既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又深嵌于民族国家之内的以华尔街私人集团（家族基金）为轴心的“达沃斯俱乐部”或者说“1%精英俱乐部”抑或说超级“Deep state”，这是21世纪的世俗世界里的“新教廷”，拜金教，“上帝”的名字如今改叫“MONEY”或“资本”，“金主”到了哪里都不缺身后屁颠屁颠地跟着、扭捏作态地叫“爸爸”的“干儿子”或“干女儿”。

一旦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大多数人的）民族国家与（极少数人的）家族基金之间的矛盾与博弈，那么就不难理解充满争议、标签和污名化的“英国脱欧”、“川普新政”与平民主义之结构性逆动背后的深层逻辑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即“硬剥削”阶段，主要以“规训”（福柯）和（恐惧的）“否定性”为手段，诉诸的是人的“自我保存”本能但将其强化为霍布斯式的“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living），那么，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即“软剥削”阶段，则主要以“诱惑”（波德里亚）和（虚妄的）“肯定性”为手段，诉诸的是人的“自我认同”本能但将其异化为黑格尔式的“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和拉康式的快感经济（enjoyment economy）。“我就喜欢你一直批判我，却又别无选择地和我一起建设资本主义的样子”。

​“Just do it”，“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只要你去奋斗，就没有什么不可能”，“Yes you can”，当“我”成为了剥削自己的主体（自我剥削），当“主奴辩证法”合二为一（主奴同体），“内卷化”也就形成了真正的完美闭环，而“坐收渔利”的真正的、深层的剥削主体也就穿上了隐身衣——“我就喜欢你一直批判我，却又别无选择地和我一起建设资本主义的样子”。但是，奴隶主的生活也谈不上任何幸福可言，因为如卢梭所说，奴隶主其实和奴隶一样，也是不自由的。我们如今通过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点。

不过，这样的内卷化“套路”，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算是“新事物”，更不是什么所谓“例外”，越来越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反而是越来越像世俗化了两千多年的“自家主义”的中国儒家社会，区别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程度而已，例如，鲁迅曾经批判过的自己跪自己的“求己图”或“二我图”，完全可以说就是这种主奴同体、自我剥削的“内卷化”的一种象征，我们的文化中的“规训”（罢黜百家，利出一孔）+“诱惑”（独尊儒术+科举制+“克己复礼”+“阶层跨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人”中之“士”古已分裂为二，带把儿的成“侠”，去把儿的则“仕”，但前者早已成了传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士”之不存，“人”将焉附？

这几年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用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三四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乍一看貌似没错，但经不起推敲，一是，要是没有人家西方的“三四百年”积累的经验、知识和资本的引进，我们的“三四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言自明；二是，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三四十年来，甚或说，百多年来，我们学到的或者说“照单全收”的是自身传统中和西方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呢，还是“最坏的东西”呢？是“古今中西合璧”，还是“古今中西合弊”呢？毋庸讳言吧。

道理很简单，答案如果是前者的话，也就不需要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和“自我革命”了，“内卷（化）”也就不会成为国人头脑中持续发烧的热词了，身处“古今中西”旋涡里的中国人也就不会沦为“内卷人”了。当网络科技的全球巨头腾讯把“科技向善”作为口号时，难道不正是在反喻我们这个全球化-科技化时代之“善的匮乏”吗？GDP数字的确是翻了数翻，“有钱人”越来越多，但问世间谁敢说自己是幸福的呢？

如今，人们在“经济下行”、“消费降级”和“人生内卷”的深重体验中，感受到的是，大历史似乎不再是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而是在骨感十足地“螺旋式下降，波浪式倒退”。浪欲停而潮不息，被空泛地寄予厚望的“后浪”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由自主、争分夺秒、前仆后继地像无可救药的“前浪”们一样死在沙滩上的悲惨命运而看不到任何“另一种可能”的希望，“人将被抹去，如沙滩上的一张脸”（福柯）。于是，人们忍不住会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以上，可以说，正是“内卷化”这个词之所以能撩动人们的心弦而“大流行”起来的心理基础、情绪条件和感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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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在活出个人样之前就死去，或者说，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抛弃了自己的人性（Human nature）或人之为人（Human being）的东西。我相信，曹雪芹在用生命写成的《石头记》中“莫失莫忘”和“不离不弃”的也正是这样的东西。那什么是人样？它至少应该包括人的形象、品味和尊严，尤其是每个人自身的个性。

当“做个人吧”这样的说法居然也流行了起来，讽喻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算不如天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内卷化现实吗？当人们用“粉丝”、“屌丝”、“X狗”、“社畜”或“粉红”等诸如此类的词来自我称谓和自我认同时，讽喻的难道不正是“奋斗逼”们“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的人格内卷化吗？

当然了，比悲剧人生更可悲的是，只是活成了悲剧，却没有悲剧精神。瞧，那些人，自以为是在“乘风破浪”，其实不过是在随波逐流；自以为是在“顺势而为”，其实不过是在顺势而卷；自以为是在大海里弄潮，其实不过是在小池塘里练习“狗刨”。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们不妨把句子中的“生活”替换为其他的诸如“Just”、“加油”或“势”等词，而把“过”替换为“Do”、“干”或“顺”等词。如果不加反思和不过脑子地去干“那些不值得干的事情”，或去爱“那些不值得爱的对象”，那么，这样的人生注定就会是悲剧中的悲剧，内卷机中的战斗机。

人们常问，思想有什么用？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而言，它的作用就是在于引导人们必须不断地反思、审问和评估一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干，一个东西是不是值得拥有，一个人是不是值得爱，诸如此类，一言以蔽之，即是不断地追问，此生中什么是真正值得爱的，所谓“爱好”，那作为“爱”的对象的真正的“好’（good）是什么，真正的"好的生活"（good life）是什么？光是有“我是为你好”的动机和愿望（主观）是不够的，还要有“什么是真正的好”的知识和理性（客观），以及获得的能力和欣赏的品味，这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意义闭环。那些信口说出“人间不值得”或“人生没意义”的人，其实不过是他或她自己不知道真正值得的好东西或意义在哪里而已，但为了摆脱自我意识中的无能感，只好用“酸葡萄心理”来发明一种自我合理化的说辞罢了。

当然了，唯有“好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免于人生的方向性错误、连锁性灾难和系统性悲剧，但是，这也是当今世界中最大的问题，“坏思想”如雾霾般笼罩和蒙蔽，而“好思想”却是寥若晨星。这是因为“坏思想”能够通过建构虚假的“认知一致性”来帮助人们自我辩护、自我合理化和自我认同从而变得“心安理得”，越是在世道人心败坏的时代，讨好的“坏思想”就越是会占据主导地位，且会形成一个不断加强的负反馈回路，例如，现代观念中流行的“性恶论”、“人性自私论”以及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等等。

“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些真正的“好思想”反而就成了人们回避、责难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因为“好思想”总是如苏格拉底那样向人们的活法提出质疑，刺破人们心底虚伪的“自我认同”，会让人们“不舒服”，无法再“认知协调”、“心安理得”和自欺欺人。正是因为“不讨好”，所以“招人厌”甚至“遭人杀”，这也是为什么“好思想的出场总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如今的“思想”本身也陷入了脱离现实也解释不了现实的学术内卷化怪圈（学院化），在大学的绩效主义考核（KPI）下“不发表即灭亡”（publish or perish）和“同行评议”的狭隘圈子里的学者们或所谓“知识分子”们也成了塔勒布所说的“IYI”（Intellectual Yet Idiot）。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先生竟然以一种悖谬而暧昧的修辞术主张，为了所谓“真正的思想”，必须“放弃自己的个性，逃脱自己的情感”，殊不知，真正的个性（李猛先生把“真正的个性”与“以原创性之名诱惑我们的平庸而肤浅的自我”混为一谈，然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人的个性与时代的摩擦、冲突和对话以及对时代的克服，恰恰正是原创性和新思想的源泉，正如尼采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或者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的执拗回旋——“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在当今这样的生活、词语和思想统统陷入了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洞察力，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必须有勇气告别那些流行的观念“偶像”、迷人的“巧言令色”和现成的思想框架，坚定地保留我们每个人在心底“重塑雕像的权利”。然后，想方设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与“当下”拉开一定距离（“活在当下”其实是一句有毒的鸡汤），重新返回自身的内卷化经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赤子之心”，好好地想一想，问一问自己：“内卷化”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会有“内卷化”，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控这一切，自己在其中又是起了什么作用？等等。

换句话说，这就意谓着，我们必须深化对“内卷化”这个概念的认知，即不能只是停留在“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感性和比喻的现象阶段（知道），而应上升到“独立思考，是其所是”的理性和分析的本质层次（理解）。除非如此，我们其实就不可能把“内卷化”这个词从内卷化的命运中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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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纷纷来谈论“内卷（化）”这个热词，显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内卷）感”而发，这就像是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燃”，或者说是失魂落魄的人们的集体“叫魂”，它带来的往往不是启蒙与“理性之光”，而更可能依然只是浓烟滚滚与“乌黑一团”，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也出不来，一阵风过后，烟消云散。

果不出所料，截至目前，在我看过的那些流行的讨论“内卷（化）”的文章中，不管是自以为正用的，还是以为别人在“误用”的，以及主张“认命”、推介“悬浮”的学科化人类学学者项飙先生的“例外论”（这个说法本身算不算“例外”？是不是很“悬浮”、so“肤浅”、贼荒谬？）等，要么是从完全不必要的爪哇岛的农业生产和格尔茨先生的involution谈起（当下“人”的切身体验而不是“物”的再生产才是正确的讨论起点），要么是在描述性层次上不停地更换比喻和说辞、翻着花样再说一遍，却缺乏逻辑上和概念上进一步的分析和知识增量，因而只是逻辑上和形式上的同义反复，原地打转，自我重复。

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们全错，毕竟“一个坏掉的钟，一天也能对两次”。总而言之，这些对于“内卷化”概念的诠释（能指）与“内卷化”概念自身（所指）是极为不对称的，不成比例的，既没深度，也无结构，更不系统，不仅未能真正地澄清“内卷化”概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内卷化”概念的内卷化，而这正是触发和推动我写这篇报告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局面呢？问题出在，曾经在无知无觉中陷入了内卷化旋涡之中的人们（不妨叫作“内卷人”）如今后知后觉地来谈论“内卷化”，这就会引发一种认识论上的内卷化效应，即苏轼在《题西林壁》中刻画的认知困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得来”是认知“内卷化”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内卷人”的核心要素即是“进得去”但“出不来”，这就构成了认识论上的一个悖论，其逻辑形式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self-referential loop），形如自我吞噬的咬尾蛇，而这种自我指涉的循环结构也正是“内卷化”概念的本质形式，导向一种自我封闭、自我锁定和自我耗竭的状态。

举个例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是一种自指循环，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扩展形式，“张三搬起石头砸了李四的脚，李四……赵N，赵N搬起石头砸了张三的脚”，这与前者在逻辑形式上是等价的。前面提到的学院式“同行评议”，在陷入了“熟人社会”和均衡状态（equilibrium state）之后，其结构也是一种自指循环的咬尾蛇，必然是内卷化、平庸化和官僚化，此时的所谓“学术志业”也就降维为“权力游戏”。

当一个社会中，自我异化，社会同化，（作为差异性的）“他者”消失，千人一面，异口同声，“别人都这样，从来都如此”，那么，这样的社会就陷入了同样的后果：从宏观和结构来说，即是“囚徒困境”、最坏的纳什均衡和“零和游戏”（“窝里斗”，“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从微观和个人来说，即是“去个性化”——内卷化，体制化，同质化，平庸化，官僚化，病态化，僵尸化（行尸走肉）。

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认识论上的一般假设：“跳出X来认识X”或“站在X之上或之外（Meta）的超越性视域来认识X”是真正认识X的一个逻辑前提，这即是认识论意义上的Meta-X结构或形而上学（Meta-physics），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我常说一句话，“正确并不在错误的反面或对面，而是在错误的上面或外面（Meta）”。当然了，这里所说的“认识”，指的是把握一个对象的整体，或者说本质，抑或说概念，而非那些泛泛而谈的流于皮毛的所谓“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陆游写给儿子的那句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以及人们常说的“要能进得去，还得出得来，才能拎得清”，或者，歌德说过的“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以及诺瓦里斯所说的“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顺便做一点延伸，那些声称要“为X而X的”，例如，“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为理性而理性”，“为爱情而爱情”的，等等，其实是“见标不见本”的肤浅之见，反而是南辕北辙，因为，这种行为的后果必然是陷入自指循环的内在僵局，内卷，熵增，疯狂。这也与“越想睡越睡不着”的悖论是一样的道理。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引入我提出的认识论上的另一个假设，即我们人类的心智应该被划分为“感性-理性-悟性（直觉或统觉）”三个认识论层次，对应于“事-理-道”三个本体论层次，这是一种螺旋式演进的开放的三位一体循环，形如三维上不可能的彭罗斯三角形。若是缺失了“悟性”——一种直观地获得事物之整体性、本质和概念的能力，“理性”（一种依赖于在先的整体性结构的分析和推理能力）实际上也就是不可能的，那么，认知便只可能停留在比较初级、杂乱和短路的“感性”层次。在此假设框架中，人的理性能力并不是先天的、“现成的”（这是启蒙运动的最大谬误）而是后天的、生成的，这就像矿藏需要挖掘和冶炼才能发挥其效能一样。

注：我个人并不懂彭罗斯三角形的数学内涵，但为了加深或扩展对于开放结构与封闭结构的理解，我似乎有必要在此分享一下我个人关于彭罗斯三角形的一点哲学猜想：不可能的彭罗斯三角形，或其等价形式彭罗斯阶梯，即是一个在三维上不能成立而在高维上不可封闭的三角形循环结构，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可封闭性”或者说“开放性”视为一种自然规定性，或者说本体论上的必要性，否则，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将必然导致熵增，即从有序（order）到无序（disorder），乃至最终的均衡——热寂。但是，在人类意识和主观的范畴，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存在着把客观上不可封闭的东西给主观上封闭起来的现象，例如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主观封闭的“新三位一体”，以及现代社会中的自恋主义人格和创伤性自闭症等，那么，这样的系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我吞噬的咬尾蛇式内卷化，而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周期性发作的病理状态（dis-order），例如，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周期性发作。

假如以上两个认识论假设是可接受为真的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身陷内卷化之中的“内卷人”，由于正是“被卷了进去”而“跳不出来”且被卷碾成了“粉丝”、“粉红”、“碎片”而没了“整体感”和“悟性”，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内卷化”概念的，充其量只会是停留在有感而发的感性和比喻的阶段（似是而非），而不可能上升为理性和分析阶段（是其所是）。这就是我们通过认识论角度的透视而洞见（insight）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认识论悖境。

过去这些年来，那些自燃的热词和现象中所隐含的深刻信息，并没有被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所真正领会，其实是同样的病理——“内卷症”，其典型的症候是，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心态越来越情绪化，行为越来越短期化，在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手机也成了非典型的“内卷机”和“加速器”，只能马不停蹄地被带节奏、带方向和“带货”。我把这换了个说法，叫作“主体性匮乏”综合症（如福柯所说的“人之死”或“主体之死”，我命由卷不由我），或“身心灵共济失调”综合症（“与自己和解”说法流行的病因），亦或是“强迫性重复”综合症（如《摩登时代》电影里“卓别林”到处拧螺丝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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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卷化”的认识，我之所以自信能比流行的意见（opinions）提供更有“深度、结构和系统”的知识（knowledge），是因为，作为两条认识论假设——Meta-X和直觉（悟性）——的提出者，我自己肯定是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体会、持续的反思和系统的总结的，而能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由于我已经有意识地独自反内卷很多年了，也算是一位“老兵”，单兵掘进，不遗余力。接下来，我对此也做一点简单的分享，以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内卷化”之微观机理的认识。

十几年前，“内卷”这个词还没有流行，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爪哇岛的农业生产和格尔茨的involution概念，但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反内卷”且使用“内卷化”这个词儿了，例如，当时我就明确地认识到，且如此说过——“婚姻是内卷化的开端”。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内卷（化）”这个词从根本上是起源于人们在日常经验中的内卷感之“心理镜像”和直观描绘，而与爪哇岛与格尔茨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而我之所以能比较早就有了“反内卷化”的自觉，则是源自我对于死亡的思索和难以忍受那种“可以一眼望穿的人生”（重复别人与自我重复），无法认可周围那种“别人都这样，从来都如此”（千人一面）的生活模式，那我就必须寻找和发展一种新的“活法”。

在2003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绝不能只是活成一个统计数字”，于是，我把创造性作为我对于人生意义的回答，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矢志打造的创造力杠杆的支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为此，我给自己定了彼此之间相互关联、递进和回旋的“三条规矩”，一是晚结婚，要想能真正做点有创造力的事情的话，至少是在40岁之前是不能结婚的；二是不买房，“房奴”是不可能有自由度和创造性的，2006年左右，我预判不正常的房价会掏空当时正被寄予厚望的中产阶层，后来我更认识到，畸高的房价会造成以婚姻和家庭为轴心的整个国家的一系列扭曲和错配——不和谐、负效率和反创新，而这必将会断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灾难性的后果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来敲门。三是拒坐班，“朝九晚五”挤地铁和“996”的工作状态是我无法接受的，也不可能有创造性，2011年时，我索性辞掉了工作，独自研究我心中“最硬的问题“（hardest problem）——我想搞清楚我很早就隐约感受到的正好与我想追求的富于“创造性”的活法构成对冲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与“悖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如同分形吸引子，所有的东西都向它内卷和收敛，何以至此？如何转型？转向何“型”？

当然了，我不是不知道我的“规矩”和我的“选择”，意谓着我的自我边缘化，但它不是也正好切中了“内卷化”的三个关键环节吗？婚姻（尤其是有了孩子——“人质”）、房子和工作算不算是一台联合内卷机呢？如今，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样的决定——在边缘地带“垂直生长”（正好与我当时一个朋友所热衷的那种靠关系的“横向生长”形成对比）。坦率说，我是不甘平庸的，但我也不知道我的天赋能允许我抵达什么样的境界，这也是我最好奇的“神秘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找矿一样不断地探测它，像挖矿一样不断地去挖掘它，像炼矿一样不断地去冶炼它。我没有什么“背景”，但我也有最大的背景——那就是我像所有人一样都拥有的天赋，我这辈子就靠它了——谁说我家里没矿？！

不过，我矢志追求的不是“优越”（superiority）而是“卓越”（arete），在我看来，前者的目标是“自己超过别人”，即一种僭主式人格，后者的目标是“自己超过自己”（自我超越），即一种哲人式人格，也就是把自己的天赋尽可能地发展到极致，如庄子所说的“至人”，或古希腊人的“Eudaimonia”（丰盈）。这是我对国人热衷的攀比惯习进行反思后做出的选择，因为，活在攀比中的生活最终收获的必然是挫败感，而且是那种如弗兰克尔所说的“存在性挫折”（Existential frustration）和空虚，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我安慰和自我合理化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一个人在这种“三明治状态”中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心灵安宁的。

当然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比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攀比和优越感（或自卑感），而是为了发掘“差异”，看见自身的“独特性”（个性），然后再把“独特性”以其自身的方向和节奏在“被抛进的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之中发展为“卓越性”（人尽其才），而这才应该是每个人建立“自我认同”的真正立足点，非如此不足以对抗和驯服这个已经被绩优主义的优越感竞赛所统治的越来越陷入了内卷化的世界。

绩优主义竞赛恰恰使得每个人在追逐优越感和攀比风中泯灭了自己的独特性（节奏、偏好和个性），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只是优秀和优越而已，绝不可能丰盈和卓越，但我们也不能犯那种“为卓越而卓越”的错误，卓越是在每个人在不断解决人生中不断遭遇的那些富有挑战却不可回避的“重要的问题”的过程中由自己天赋和磨炼转化而成的。回避问题，再好的天赋也出不来。

为了不抛弃、不辜负自己的天赋，过去这些年，我从来不回避自己遭遇的问题，而且，总是专挑最硬的碰，尽管时常头破血流，踉踉跄跄，但也总是有超过预期的意外收获，其实也是很划算的（rational），是吧；同时，我也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直觉”（明眼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保证自己认为的“直觉”就是真的直觉而不是幻觉的欺骗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但由于篇幅问题，我打算在另外的专门谈论创造力和创新的“iMeta报告”中专门阐述。欢迎持续关注本公众号和iMeta报告系列）。

现在，回头来看，实话讲，这条路走得不算容易，一直在勉力维持最低限度的平衡，哪里有什么胜利可言，只是老兵不死，苦撑待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体验着一种持续推进的视野的分形扩展与心智的日益丰盈，或者说，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愉悦感，我所念兹在兹、日思夜想的“最硬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当然了，这只是我自认为如此，只能说是还处在唯识学“四分说”的“自证分”阶段）。

最近几年，我在结婚和有了女儿后，也妥妥地体验了一把我早就预想到但还是出乎意料的内卷感，但也正是由于前些年我反内卷化的投入、积累和“代价”，我才得以尽管有“内卷”但没有“内卷化”（细究起来，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有严格区别的，“内卷”其实是一种万事万物之必然也是必要的过程，有问题的是单向度和自我锁定的“内卷化”），也就是说，“进去了”还能“出得来”，这个体验的过程反过来也加深了我对“内卷化”的反思和理解。

至此，我认为用来内在地分析和解释“内卷化”概念的目前最为合适的框架，其实是社会学中的一对儿基本概念：agency（能动性）-structure（结构性），那么，所谓的“内卷化”，即是我们每个人的能动性不断地被规训、诱惑和转化而最终内卷于、收敛于和同构于我们时代中同此凉热的“结构性”而无法自拔（悖论性）的过程。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能动性被引向了对于优越感的追逐，以至于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不断内卷于、收敛于和同构于的由非分享（封闭的）式的绩优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构成的“三择悖境”式结构性。

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绩优化、金融化和全球化只是一种工具化的和算法式的表层结构性，真正驱动点燃人们内心深处的动机和欲望的是深嵌于这个世界的底层的深层结构性（deep structure）——权、钱和性，这体现在中国男人身上即是沿袭几千年的升官、发财和纳小妾（如今叫“包N奶”或“找小三儿”），这个“权-钱-性”三角形之最大化的象征和代表即是“皇帝”，所以，“人人都有一个皇帝梦”，“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但是，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所表明的，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分享式的/封闭的因而是“不可能的三角形”或者说“三择悖境”。为什么说是“权、钱、性”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呢？聪明的读者朋友们可以想一想，有兴趣交流朋友的可在文后加群讨论。

那么，除非我们能够在欲望结构上超越这个不可持续和不稳定的“权-钱-性”三角悖论，或者说实现欲望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可以“进得去”但不可能从这个时不时会发生周期性故障的内卷机中“出得来”——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只是不停地内卷。超越这个“超不稳定结构”的逻辑起点是每个人的自我超越，即是如前面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应该将自己的能动性引向“卓越”（哲人）而不是“优越”（僭主），然后，产生的一个可分享的也即开放的新的三角形——“尊严-创造-爱”（目的），当然要推进这一进程，并实现这一转换，还需要观念上更为复杂、细致和持久的理论建构、论证和传播，这必定是一条“最最遥远的路”，但我们也必从中收获生命的日益丰盈、卓越与幸福，以及或许可以一窥宇宙之神秘性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