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入职孕检:再次展现中共在女权上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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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反女权抹黑、镇压和虚假的“女权保护”显示他们对这一趋势的恐惧。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女权与工人运动,旨在结束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起点是女工与男同事一起组建自己的独立工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举产生工会领导和发起斗争争取平等薪资、加强就业保障并消除性别歧视和各种歧视做法,以集体的力量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婚育权利。而这就连接到挑战资本家和独裁政权的更广泛斗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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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明 中国劳工论坛

2024年1月,江苏南通通州区某公益组织志愿者向通州区检察院反映,通州区某些用人单位在女性入职时要求进行妊娠测试。检察院调查发现,有168人次在入职体检中进行过妊娠测试,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单位。但根据中国普遍存在案例通报不足的实际情况,被勒令要求进行入职体检的人次可能远不止这些。此类事件不仅让公众看清了资本主义企业在追逐利润时对女性劳工无遮拦的歧视和剥削,更揭示了中共政权所谓“保障女性权益”承诺的虚伪性。这种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不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结果,也是中共独裁统治的本质体现。

女性职场歧视的多重困境

在中国,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婚育情况作为录用条件,但现实中,企业对这一规定的公然违反却是司空见惯。《中国日报》报导2023年调查显示,61.1%的女性员工表示,她们在求职面试时被问及婚姻状况或生育计划,而男性员工中只有21.5%被问及同样问题。同一项调查显示,约23%的女性表示,她们因处于结婚生子的理想年龄而失去了晋升机会。女性一旦怀孕,企业就必须提供相关法定待遇和保护而不能以往常的形式剥削员工。因此,企业为了最大化利润,尽可能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在招聘时往往对女性求职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要求她们提供未婚证明或签署几年内不生育的承诺书。更有甚者,许多企业强制要求女性进行入职孕检,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和生育权,更使得女性在职场中的处境愈发艰难。

这种性别歧视不仅仅表现在招聘环节。即便女性成功入职,一旦在职期间怀孕,她们往往会面临来自雇主的各种打压与逼迫。许多企业为了避免支付产假工资和生育津贴,通常会采取劝退、降职、甚至直接解雇的方式,将怀孕女性排挤出职场。甚至,在企业中,就连职位较高的女性都不敢怀孕,以免成为“优化”的对象,2016年流出一段京东内部聚会的视频,京东老板刘强东身边的女副总裁无意中说出自己已怀孕4个多月。刘强东问她:“那你怎么不休息?为什么不休息呢?”这位副总慌忙解释并表示不影响工作。刘强东又说“你这体质,我倒希望你去多请下假。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是给其他兄弟们一个机会,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一天不在了,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的”。赤裸裸地暗示她可有可无,应该自行离职。最后,这名怀孕的女高管离开了京东。而对于更广大的女性中层和基层劳动者而言,情况想必会更差。而对于女性受到歧视排挤的现状,中共普遍的态度是只有当某些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后才装模作样地摆姿态。

维权成本高昂

据2022年数据显示,中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约为2.4亿,而劳动力人口则为8.7亿,这意味着大多数女性劳工在产假期间无法领取到应得的生育津贴。而对于那些决定维权的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则是更加复杂且漫长的法律流程,维权的成本高昂,而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企业对女性劳工权利的肆意剥削。资本主义认为女性价值比男性更低。在中国,即使政权不时以社会主义自居,但资本主义的性别压迫更加残酷,因为专制政权系统性地强化了老板对工人的权力、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权力。

中共保护女权的假象

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权利侵害,中共政府没有实质作为,法律不过成为其捍卫的父权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中共政府所谓的“保障女性权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姿态,而非真正解决问题的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法律往往流于形式,无法为女性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例如,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共延长了产假期限,试图借此鼓励女性生育。然而,在没有独立工会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反而加剧了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延长产假成为了企业排斥女性、压制女性的又一个借口。 在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残酷的敛财逻辑如何不断破坏中共提高生育率以摆脱人口危机的计划。自2015年取消一胎政策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一半,从1883万人减少到902万。

此外,中共政府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将其包装为“家庭文明建设”的一部分,试图通过塑造“新型婚育文化”来引导女性回归家庭。而忽视限制、惩罚违法的性别歧视企业,则构成这样做法的一部分。在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为“妻子”和“母亲”,

而非独立的社会个体。这种回归家庭的主张,实际上是中共利用资本主义核心家庭制下的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压迫的一部分。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资本主义也扩大了性别差距,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收入比女性工人高26.5%。这差距比美国、欧盟和英国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不仅要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家庭压力,还要承担来自职场的性别歧视和权利剥削。高昂的房价、教育成本和不完善的生育环境,使得许多年轻女性在职场中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们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她们却因为生育而被职场边缘化。最终,女性倾向于流向那些没有前途或最为受剥削的岗位。

社会主义,女性权利的唯一方案

在当前的社会危机中,女性的处境日益难以忍受,这将引发越来越多的抗议、争取平等权利和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中共的反女权抹黑、镇压和虚假的“女权保护”显示他们对这一趋势的恐惧。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女权与工人运动,旨在结束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起点是女工与男同事一起组建自己的独立工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举产生工会领导和发起斗争争取平等薪资、加强就业保障并消除性别歧视和各种歧视做法,以集体的力量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婚育权利。而这就连接到挑战资本家和独裁政权的更广泛斗争当中。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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