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9）在大学校园里告别1980年代

9. 在大学校园里告别1980年代

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我已经太急于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太想去大城市看一看。可能是那些年里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大学生活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课程比中学的难许多，非常吃力。与此相关的一个挑战是：我周围的同学好像都比我更聪明、功课更好。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我经常是连老师在问什么都还没反应过来，大家就都已经在踊跃给出答案了。这些更加重了我本来的自卑。

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想明白的是：吃力是因为动力不足。事情难并不可怕，怕的是不知道做这些难事有什么意义。我作久了听话的好孩子，不管是不是有动力都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以至于意识不到自己对它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本来该做的是问自己，这些数理化是不是我最想做的事？如果不是，我想做什么？为了它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问不出这些问题来。

周围同学的聪明好学给我的压力则是源于深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攀比文化。父母们总是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在所有的方面进行比较，然后毫不掩饰地告诉孩子：你在某某方面不如某某孩子。这判决如果是施向一个有强大内在标准的成年人，它不过是飞落在自己衣服上的一只苍蝇，但在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那里则是抽在他背上的一记沉响的马鞭。我小时候的课业很好，有幸没有在这方面遭遇父母的狙击，但他们还是成功地找出我身上让他们遗憾的缺陷来经常念叨，如心眼太实、不如邻居家孩子的机灵之类。这足以把我编入浩浩荡荡的攀比大军了。

在勉力应付课程和作业之外，我最感兴趣的事是听各种校外人士的讲座。那时校园里各种讲座如春天的繁花，来自经济界、商界、文化界和演艺界的名人都有。印象较深的是万润南的演讲。万润南是四通的老总，那时只有四十多岁。四通执当时中国民营企业之牛耳，万先生是高技术界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万先生在讲台上意气风发，讲八十年代初经济被国有企业完全垄断，民营企业刚刚发芽，他要投石问路，于是给公司取名为四通，英文名为Stone – 石头。

万先生又道：中国最聪明的学生都学理工，美国最聪明的学生都去学商科和法律；从前中国读书人的信仰是学而优则仕，现在应该是学而优则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不同风格的音乐的爱好一样，预告了中国社会从“教廷”一统天下的一元社会演变到多元社会的另一些迹象。

我喜欢这些讲座，但压根没有想过要去寻找它们与我的现实生活的交叉点。我对各种讲座的兴趣大概跟我小时候对“敌台”的兴趣差不多：它们是我的娱乐，如踢球和打牌是我的同学们的娱乐。

而万先生自己的遭遇 – 他后来因卷入八九运动被通缉，然后逃亡海外 – 则预告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之路将会遭遇的漫长痛苦。在这个社会中，“教廷”拥有对一切事务 – 政治、法律、音乐、出版、经商、种地、生孩子 – 的最终发言权，而在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对所有的事都有最终发言权。那么，对于生活在一元化社会中的一个有独立信仰的人来说，不管他执意向哪一个方向持续前进，他最终一定会与“教廷”正面相遇，就像一间封闭的房间里飞翔的一只蚊子，只要它朝着一个方向一直飞 – 不管是哪个方向 – 它就一定会与墙正面相遇。

课外的人文内容总是比课堂上的数理化更吸引我。大约是在1988年，我在报纸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中国青年报》 – 上读到占据了多半个版面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可见那时“教廷”检察官们的宽宏大度：相比之下，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很难想象一份全国性的大报能以大半个版面刊登如此激烈批评中国文化的文章了。在我大学期间读过的所有的报刊文章中，我不记得有哪一篇比这篇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还清晰记得文章中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第二个是“酱缸”。

许多大陆人不喜欢这篇文章，觉得受了冒犯，柏杨自己在文章的开头也提到他的这些观点在台湾和海外听众中遭遇的阻力。但我毫不困难地接受了他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我是个天生的怀疑者吧 – 总是在怀疑自己、怀疑养育了自己的文化、怀疑自己的命运正被别人操在手里。怀疑大概不能算是坏事，只是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流行歌曲是那时大学生最重要的精神慰籍，我也不例外。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手是台湾的齐秦、王杰和罗大佑。

昨天的/太阳/走了，

我有一种被欺骗之后的疲惫，

我的伤悲。

许多人喜欢在空旷的宿舍楼道里、在灯光昏黄的洗衣房里、在深夜的校园路上吼齐秦的歌。对于生活环境极为单纯的大学生，包括我自己，吼 “有一种被欺骗之后的疲惫” 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嫌疑，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人断没有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的心情。

我现在知道，这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人在小时候，好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到什么都有兴趣。他还不需要取舍，因为他还不需要对自己生命的方向负责。但总有一天他必须决定，在这世界的光怪陆离之中，哪些是我的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哪些是噪声，哪些是诱惑、陷阱、毒品。如果他没有能力分别这些，如果这些东西一直是他的认知世界中的夹生饭，他会严重消化不良、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戾气和邪火。他需要为这些东西孰取孰去而纠结，在纠结的过程中慢慢明白哪些东西与他的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哪些东西只是他的负担，怕的不是拥有不够多，而是缠上了身甩不掉。这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他或许要十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或许要二十年，有些人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完成。

大量夹生饭沉积于我的认知世界的结果是：我对我喜欢的那些东西并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对我不喜欢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为许多事情纠结，而看不到这隧道的尽头有任何一丝的光明。我无缘遇到一个过来人跟我说：你的纠结是你成长中的正常一部分，你会找到你自己的。

我同样喜欢柔和舒缓的歌，如：

“或许你正在等待黎明，

或许你依然无法平静，

只为你漆黑的路程，

看不到那盏指引的灯。”

童安格的这首《灯》并没有在当时火爆流行，但我对它情有独钟。只是那静谧安详的画面我只有能力憧憬，没有能力亲历。

那时中央广播电台有个我经常听的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那里面的歌曲帮助我放松做作业的疲劳。一天晚上，节目嘉宾是老一辈电影演员赵子岳。主持人播放了一首听众点播的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 光从这名字，不用看歌词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故事。曲终，赵老先生说：“大家都是好朋友，谁也别忘了谁。” 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些老先生何等老气横秋。

现在我想，我对赵老先生这话的不满与那时年轻人对“教廷”那些居高临下的官话的不屑是出于同样的心情。在“教廷”的率土之滨，大家不被允许表达和释放自己的真实情感，只被允许 “乐开花”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从社会来看，这是个不健康的社会。到了1980年代，虽然个人的真实情感在有限的程度上被“教廷”允许表达，但并没有取得明媒正娶的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现在也接近了老气横秋的年龄，知道赵老先生的一笑了之也有其道理。人总有许多欲望不能实现，所以总是需要面对由此而生的挫折感。首先承认和面对自己的欲望、正视欲望无法实现的挫折感，然后在人生历练丰富之时对这些欲望和挫折感一笑了之，这或许是一个较为健康的流程。

电视不再能吸引我。同学们都爱看的《成长的烦恼》、《米老鼠和唐老鸭》和足球赛抓不住我。我喜欢在古色古香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之间游荡，但不知道喜欢读什么书，于是找书脊发黑的书 –这些书的借阅率最高。书脊最黑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次借到了《射雕英雄传》。第二天是周末，我躺在床上读了一整天，想象着“黑风双煞”、“渔樵耕读”和“南帝北丐”的武功，徜徉在“落英神剑掌”、“亢龙有悔”和“碧海潮生曲”之间，除了上厕所，饭是请同学从食堂打回来。

读完后，心中升起一个疑问：郭靖大侠那么些年在江湖上走来走去、打打杀杀，其意义何在？不得其解，心中涌起一阵空虚。这空虚与在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时感到的那种空虚一模一样。《长恨歌》与“碧海潮生曲”都很美，但这美不能填补我心中的空洞。

我在大学里偶遇的最好的一本书是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它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五角丛书”中的一本，可能是中国大陆引进的第一本励志书。三十多年过去，这本书中的第一条戒律“不要批评、指责和抱怨”仍然对我每天待人做事的方式发生着影响。作者认为，批评、指责、抱怨他人所达到的结果会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而难以接受批评和指责。这就是中文译本名字“人性的弱点”的来源（原文书名的直译是《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由于“人性的弱点”的存在，我们应该尽量采用正面心态来与他人互动。这让我意识到，我从小听惯了周围大家互相之间的批评、指责和抱怨，以为世界就该是这么个样子；生活其实可以愉快得多，而这只能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我试着按照书中的建议改变我与同学之间的互动方式，收效不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书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在那之前，我读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故事。

现在回顾这些读书经历时，我对人与书的关系开始有一些领悟。一个人最开始站在图书馆里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书架面前时，他就像面对着汪洋大海，要在其中寻找到开启他心中大锁的钥匙是海底捞针。当他对自己的心性有所了解之后，就会发现面前的汪洋大海其实是一条一条的溪流，只有一条溪流中的水是他可以取用，其中的每一本书都有相似的缘起和去处，从一本有缘分的书很容易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找到下一本有缘分的书。他只要在这条溪流中取他的一瓢饮，其它的弱水三千都可以不必理会。《射雕英雄传》无法填补我的空虚，是因为那些人物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人性的弱点》与我的心性契合了。

多年后，我又意识到《人性的弱点》的缺陷。它传授的那些成功秘诀是基于它对成功的定义：被别人认可、让别人高兴、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假定人总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实际上这远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容易，人需要艰巨的努力才能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其次，它假定被别人认可就是成功，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成功不是来自他人的认可，而是来自我自己的认可，而他人认可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认可的东西。

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成功，首先要弄清楚我认可什么东西、不认可什么东西；然后，对于我认可的这些东西，我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去追求。我对哪些东西认可、对哪些东西不认可，这就是我的心性。我无法改变它，只能顺从它。了解我的心性就是解开我所有的纠结的钥匙。

了解自己的心性何其不易。从记事开始我就在找– 八九岁时躲在被窝里把收音机的调谐旋钮拧过来拧过去寻找 “敌台”，上大学时在图书馆的书架之间游荡 –但一直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在找什么。

那时的社会不鼓励、也不允许大家找到自己，所以我压根没有意识到我对专业的兴趣已经退潮，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兴趣应该是我的人生之路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听起来何其糊涂，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不时向我袭来的空虚就是因为“教廷”和社会塞给我的那个自己已经破产，而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取而代之。

我就这样在迷茫无助中告别了在眼花缭乱中迎来的1980年代。

参考文献

1.       Jonathan Fenb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3rd Edition, Penguin 2008

2.       赵亮，“30年读者征文：《加里森敢死队》的回忆”，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CNChina-2934720081121

3.       https://news.cctv.com/science/20080312/109669_1.shtml

4.       https://discovery.cctv.com/20070723/107024.shtml

5.       陈晓明主编：《中国时刻：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1978-1988）》，第五页

6.       http://www.rhytom.com/interview/1970010119639.html

7.       昝爱宗，“中国‘严打’时期死刑犯的若干报告”， 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25

8.       戴建业，“洒落与忧勤——论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及其文化底蕴”，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1130.html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