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美國一戰後為何背棄中國？

對於前者，台灣學者唐啓華先生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一書中算是為親日派做了全盤顛覆，直指章宗祥、陸宗輿和曹汝霖這三位在五四運動中出了大名的「賣國賊」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污名化，應該給予「同情之理解」。單是為了這次痛快淋灕的翻案，唐先生這本書就很值得一讀。

而對於「美國背叛說」，唐先生倒是在書中發表了很多過苛的反美言論，對美國反而沒有了對日本的那種同情之理解。因此，當我看完鄧野先生《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一書後，頗有醍醐灌頂之感，算是看到了迄今為止對「美國為何背棄中國」這一命題的最佳答案。畢竟，美國在從巴黎和會之初的全力「挺華反日」，支持中國收回青島，到和會後期的轉而支持日本佔據青島，態度轉變之大歷來是一個令頗有親美情愫的國人難以自拔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此前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往往充斥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真的」，重復著對美國是負心男的道德批判，卻忽視了對背後原因的關注。而在鄧野先生這裡，終於擺脫了受氣的怨婦形象，有的只是離婚律師般的專業解析。

在解釋為美國什麼要背棄中國之前，我們首先得明白，「終棄」還有個「始亂」的前傳，不弄清楚美國為什麼要在一戰後「示好」中國，就去貿然進入分手故事，是釐不清這場離婚官司的。

一戰後，美國為什麼要主動示好中國，為什麼要冒著得罪強國日本的危險，支持中國收回青島？鄧野先生對此倒是沒有給出標準答案，我就斗胆總結了三點，且會遵循一個從正能量到負能量的邏輯順序。

第一，美國總統威爾遜本就有超級理想主義者的一面。從他在一戰結束前提出那著名的「十四點原則」就可以看出，這位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是有多麼天真爛漫，要不是他掌控的國家實在過於強大，英法等其他戰爭國可能早就把威爾遜當傻子一樣無視了。不過，就是因為威爾遜「民族自決」的理想主義，他才會在一開始對於可能沒有什麼太多利用價值的中國表示出了過高的善意，也將一個半殖民地弱國埋藏內心多年的上進慾望充分喚起，全心全意地相信起了「公理戰勝強權」這個偉大政治理想。

第二，美國近代以來素來就有某種親華的傳統。這頗有些「愛不需要解釋」的意思，相比其他列強，美國一向是在中國的模範列強，又是率先退還庚子賠款，又是對中國的領土主權顯出一副柳下惠的坐懷不亂。美國的威望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尤其高，不過，這也相應的讓一戰後的中國知識界無比信任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支持，落空後反而造成了後來更深的失落乃至幻滅。梁啓超在巴黎和會前後的態度轉變最能說明問題，從「互助之精神，將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將由此開闢一新紀元」的威爾遜第二，轉而成為「所謂正義人道不過強權者之一種口頭禪」的幻想破滅者。也千萬別說梁啓超幼稚，即使是老江湖孫中山，在巴黎和會前也做出了「強權滅，公理昌」的判斷。

第三，交好中國以牽制日本。這一點雖然屬於地緣政治和均勢外交的範疇，但和前兩點美國高大威猛的形象相比總是顯得有些厚黑猥瑣。唐啓華先生在書中尤其強調這一點，認為美國為防止日本獨霸東亞，將中國作為牽制日本的棋子，從而挑唆中國在巴黎和會與日本作對。一句話，中國被利用了，角色就好像當下中美競爭背景下的菲律賓甚或日本那樣。這一說法當然不能說沒有道理，美國當然也不是痴戀中國的小天使，但總是有些過於「反理想主義」的陰謀味十足，或者說有點影射史學的嫌疑。

對此，鄧野先生倒是沒有如唐先生一樣「誅心」，未對美國利用中國一說進行闡發。不過，他也指出了一點無傷大雅的美國「私心」：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點「通常的利益」，美國自然是不主張日本獨佔青島的。

說完「美國為何示好中國」，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是否成功，是否可以遵循外交程序順利收回青島，不取決於「五大國」中的英國法國更別說意大利，甚至不完全取決於另一當事人——同樣身居五大國之一的日本意願有多麼強烈，對此最有發言權和決定權的就是美國，或者說就是威爾遜本人。如果美國悶頭堅持到底拒絕向日本妥協，那麼，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四大國也無可奈何。原因也很簡單，美國在一戰後雖沒有二戰後那麼風光，但已是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強國，對國際事務有最大的發言權。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探討「美國為何背棄中國」絕非打了民族主義雞血的無理取鬧，這的確就是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關鍵所在。

不過，無論從唐啓華先生還是鄧野先生的書中都可以看出，所謂美國背棄中國絕非見利忘義或者移情日本，美國也是為時勢所逼，幾經掙扎之後才作出的無奈違心之舉。

下面，就輪到進入「為什麼背棄」的問題了。我試著總結一下鄧野先生的答案，有兩點。

第一，意大利首相退會。我知道，這看起來非常莫名奇妙，這不是中國美國再加上日本三家的事麼？問題是，當日本獲悉意大利退會之後，相當敏捷的借機生事，放風說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意的結局，日本可能也要追隨意大利退出和會。

對於威爾遜來說，他在和會上的最高目標就是確保巴黎和會取得成功，在此基礎上組建國際聯盟。意大利和日本都是世界強國，意大利一家退出也就算了，如果日本也跟著退出，那麼巴黎和會肯定破產，國聯也就組建不了。也就是說，當作為美國（威爾遜）次要目標的「支持中國」妨礙到「和會破產」這個首要目標時，威爾遜也是懂得權衡輕重乃至丟卒保車的。

這一點甚至連中國人也發現了。巴黎和會上的中方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向北京發電就再明白不過地指出：「美總統終不能為中國問題，再使日本步意之後。」

狗血的是，意大利退出巴黎和會是緣於在爭奪一塊位於今天克羅地亞叫作「阜姆」的土地中未果。克羅地亞和山東，這個在恐怕在百度中都無法發生什麼聯繫的奇怪組合，就這麼成為了決定中國未來數十年命運的「蝴蝶效應」。

第二，種族平等問題。這看起來只會更莫名奇妙。在巴黎和會中，日本針對英美對黃種人的歧視提出了「種族平等」的訴求，但最後卻被當時特別在意這一點的英美所拒絕。從我們現在的立場來看，日本在國際上提出「種族平等」的理念自然是再正確不過，這是多麼重要的人權問題啊，更何況，這也可以惠澤同為黃種人的中國。但實際上，當時中國代表團對此的態度非常曖昧，而後來的事態發展也證明，中方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日本的這一「大張」東亞人民士氣的訴求竟然也成為了中國敗走巴黎和會的主因之一。

種族平等如何與山東問題發生關係？按照鄧野的解釋，對於歐洲、尤其是美國而言，在種族平等被否決之後，似乎欠下日本一個情，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在山東問題上繼續否決日本的要求，那麼，對於日本可能有失公允，有失平衡。為此，美國在山東問題上應當選擇對日本有所讓步，以作為對日本的補償。畢竟，贏家通吃並不是大國政治的慣常邏輯。

無論是第一點還是第二點，中國和山東問題實際上都成為了列強利益交換的一個籌碼。更冷血的說法是，撇除威爾遜先生的理想主義因素，中國和美國之間同樣存在利益交換，無非是中國以牽制日本或是門戶開放「交換」美國在和會上的支持；問題是，美國與日本之間，同樣存在利益交換，尤其當對日利益明顯超出對華利益時，美國將別無選擇。說白了，就是中國手上可以拿來和美國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太差。

「威爾遜比昨日對日本更友善了」，在日本放風退出和會的當天，日本代表團就報告東京稱。即使棄子在所難免，威爾遜過於立竿見影的轉向始終讓人心寒。

據說，當威爾遜下了丟卒保車的最終決定之後，無論是美國代表團內部還是國內輿論支持寥寥。代表團團長藍辛大怒，認為將青島給日本以保全國聯，是出賣了民族自決原則，「放棄中國和犧牲我們在遠東的尊嚴」。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更是直接向威爾遜提出辭呈，稱「美國將要不可避免地喪失在中國一百四十年來工作的成果……代之而起的將是一種以東京為中心的、反動軍閥政權用無恥的辦法控制的罪惡局面，那是趨向專制主義、嘲笑自由政府和人類進步原則的一種局面」。​

我想，最尷尬的一定是威爾遜，他的同僚們用來反對他的東西，竟然是他昔日的招牌：理想主義。

在美國國會，威爾遜背棄中國的政策也引起了強烈不滿，最後甚至引發了國會對《凡爾賽條約》的拒絕批准。

不會再有一次背棄會讓我們仍然心存感激了。畢竟，無論在現實中多麼別無選擇，美國外交在無法回避的「現實利益」之外，也始終有那麼幾根「理想主義」的硬骨頭高喊「永不妥協」。

即使是選擇背棄理想主義的威爾遜，也承受不了更多的苛責了。為了與國會對抗，維護他成立國聯、成功簽訂和約的「最高利益」，威爾遜回國後就開始了大範圍的旅行演講，短短22天內竟演講37次，旅行8000英里，結果中途病倒，後又引發了嚴重的中風（這也成為了他幾年後去世的主因）。為了這個不為國內輿論所認同的「最高利益」，威爾遜背棄了中國，背棄了理想主義，最後竟以身殉，也算「求仁得仁」了。

在此也要多說幾句。百年來國人似乎總是困惑於美國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國家利益）的「兩面」。在人類社會進入神話時代的「大同社會」之前，但凡民族國家，總是有「利己」的一面，以「五月花號」式理想主義建國的美國也無法特殊於這一普世規律之外。但是，若以此將美國的理想主義全盤否定，一定是錯得更為離譜。正如，威爾遜在國家利益和「立功立名」的個人利益誘惑之下，背棄了他的理想主義底色，但是，美國國內輿論卻緊守理想主義的親華態度，客觀上形成了「主義的制衡」；再如，即使威爾遜最終堅守了親華路線，不惜冒著得罪日本和巴黎和會失敗的風險支持中國，就能說其中完全沒有「國家利益」的考量麼，就能說沒有「牽制日本」的因素麼？或者這麼說，美國在日本侵華前期的「漠視」，以及中後期的「積極投入」，背後難道不是理想主義和國家利益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對於一個政治有競爭乃至思想有競爭的國家，理想主義和國家利益又豈是可以割裂的評說？這其中的奧妙，可能連美國人自己都分不清吧。

而中國呢？沉浸於被背叛的民族情緒中無法自拔，從此也背棄了一度無比相信的理想主義和國際公理，高呼著「強權戰勝公理」和「我不相信」呼嘯地走進五四和五四之後。

無論是多麼恆久遠的情傷，也該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