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從中國到埃及：遇到何偉—— 關於變革與專注

「在埃及，一個人的外表總能透露他的宗教信仰……5月26日，總統選舉第一天，到明亞一個女性投票點，對排隊的180名婦女做個粗略判斷：三分之一以上沒有包頭巾，這在一個保守的鎮子只能說明：基督徒投票率高。沒有一個人從頭到腳用黑紗遮蓋，又說明：很多虔誠的穆斯林抵制選舉……」這是他給《紐約客》寫的「選舉日」。以小見大背後是長期觀察的真功夫。

「不是我不想直寫中國政治，而是很難接觸到，」何偉說。但是來到埃及，恰好遇上六十年未有之變局。 另一篇《紐約客》文章「審判席上的革命」（Revolution On Trial），他以穆爾西受審現場，串起埃及過去三年龐雜多變的線索，「我坐在第一排，看埃及第一位民選總統，關在籠子背後，麥克風被消音，在埃及剛好可以近身觀察。」

為了敲定見面時間地點，我們通了11封電郵。轉給我何偉電子郵箱的人，善意警告：「他未必樂意見中國記者。」但沒想到，很快收到詳盡而友好的回覆，還附上最近寫的埃及故事。「我有時不願見美國記者罷了，」見面時他說。

在明亞一間臨尼羅河的酒店，很容易從成群白袍大鬍子的科威特客人中，認出一邊向我走來，一邊用阿拉伯語講電話的美國人。正是照片上那對濃眉，窺視一切卻平靜拒絕「被窺視」的眼睛。他每天往返酒店和考古遺址，自己開車，脖子上曬紅一大片。

大概還沉浸在考古思緒中，他語氣和善，卻笑容欠奉。不幸我也是那種初次見面，不知如何開口的，就這樣乾巴巴坐下來吃晚飯。侍者拿來菜單，何偉用異常流利的埃及方言對答；今天去了哪裏？天氣熱嗎？看見有人投票了嗎？他的阿拉伯語名字是Boutros。Peter-何偉－Boutros，不同語言於他，就像哈利波特的夜行衣，在眾人眼皮子底下探尋深處而不引起注意。

寫了多年中國之後，何偉想去「完全不一樣的地方」。2011年10月來到開羅，舉家學習阿拉伯語。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達到運用語言的水平」，可以獨自與人交談，只在個別情況下求助翻譯。他說「阿拉伯語太好學了」，讓我這個在課堂裡學了好多年阿語的着實嫉妒。當然，他指的是「相比中文」，因為中文的發音與寫法完全不同，阿拉伯語本質上是拼音。

在明亞，何偉正努力實現來埃及的初衷——寫一本以考古為線索，借古喻今的書，有點像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甲骨文：穿越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埃及的「甲骨文」是阿頓神。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引入一神教，崇拜太陽神阿頓，但政權終被軍事政變推翻。他還不確定這本書最後寫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現在何偉每天在現場跟隨考古專家工作，慢慢還原一個3000多年前的埃及，上層權鬥不斷，而底層社會自有一套運行軌跡——一如眼下發生在埃及的社會變革。

在何偉看來，2011年革命就像一陣風，最多吹皺了尼羅河水，卻無法攪動深層，更不用說改變流向。「就我所見到的，不容樂觀，中產階層沒有力量，他們做的努力太微小了。」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漢名何偉，曾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以及《國家地理》雜誌等媒體的撰稿人。曾在中國擔任教師及記者，著作有關於當代中國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

自來到埃及，他也研究穆斯林兄弟會。我告訴他自己去了明亞一間遭焚毀的基督教堂，他馬上知道：「那旁邊就有一家穆兄會開的醫院。」跟外界傳說穆兄會紮根基層不同，何偉驚訝地發現，他們在鄉村「沒有代表處，只在選舉前施捨點小恩小惠」。所以，經這次軍事清洗，短期內很難在埃及成勢。

穆巴拉克之所以經不起十八天示威垮台，在何偉看來也是「根基脆弱」，「類似情況不會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顯然強太多，而人們的憤怒也沒有那麼猛烈。」

三年前報道埃及革命，三年後回訪當事人，我大致同意他對埃及革命的觀察，卻未感相信，雁渡寒潭一點影子都沒有留下。個體覺醒洶湧而來，但變革的願望如果是翅膀，下面的風還沒有吹起來——未來經濟、科技或者其他領域的突破，才能讓變革真正飛起來。否則，在埃及發生的只是權貴洗牌，廣場上都是群眾演員。

何偉認為，埃及社會對未來缺乏準備，是變革失敗、經年動盪的主要原因。「埃及精英比中國精英強，但中國老百姓比埃及老百姓強，精英與基層間的聯繫也更多。」

在埃及版「甲骨文」裡，何偉寫當地人，還有繞不開的中國人。「在明亞，人們並不知道我跟中國的關係，但是有人主動告訴我，『這裏還有中國人呢！』」他結識了做小商品生意的溫州人，一次次拜訪他，吃他煮的方便麵。中國人成了何偉觀察埃及的第三方。

「中國人對埃及人的看法非常好玩，」他學着溫州人的語調，換了中文講，「他們素質那麼差，配搞民主嗎？」溫州人跟着當地一個女老闆做生意，阿拉伯語口音沾染了女性特徵，自己卻不察覺，「他不去埃及人的醫院看病，從中國帶來一本書《求醫不如求己》……」說到這些，我們的談話活潑起來。

中國人覺得當地人「特別愛談性」，「的確如此，埃及人無論男女，都非常露骨，中國人卻完全相反。」埃及人學外語快，中國旅遊團總是有一個從來沒去過中國，中文說得滿口京味兒的導遊。中國人學外語差點，講外國地名，都非要用中文說法，而不是原文發音，常常讓何偉摸不着頭腦。隨便一個埃及人站上舞台就能一呼百應，中國人卻是「糟糕的演講者」。但是中國人辦事比埃及人靠譜得多。他覺得外國人在埃及生活，比在中國自在，更不覺得「特殊」。埃及人幽默溫和，令他相信「這個地方不會打內戰，不會變成敘利亞」。

中國和埃及都是以文化歷史為傲的國家，但何偉的中文教科書中，一切妥當完美，而他的阿拉伯語課本處處矛盾衝突，主人公經常犯錯，「似乎不怕暴露缺陷」。

他打算繼續在埃及住兩三年，反覆接觸採訪對象。「實際上，我的故事都是圍繞着人來安排的。」

說來慚愧，理解「寫人」這件事，對我並不是一開始做國際新聞就明白的。除了正兒八經的新聞報道之外，中國國際記者寫作，繞不開「差點被子彈打到」、「某總統與我合影」。「人物」，特別是普通人，很晚才走進我們的寫作教育。

我認識一名80後新華社駐開羅記者，宿舍書架上滿滿一排《江城》，都是國內朋友聽說何偉在埃及，托人帶來求簽名的。何偉聽了感動，讓我給那名記者自己的聯絡方式。在美國，聽他演講的，常常上了年紀，而他的中國粉絲團不斷擴張，沒有斷層。

中國記者常常羨慕何偉的工作方式：選擇一個地點，紮下去三五年。沒有「日常報道任務」，只作深度有趣的觀察。但年輕的中國駐外記者不太願意學習當地語言（如果不是英語法語這樣的主流外語），我聽到的理由，一是太忙，二是「即便學了，等我離開這裏就沒用了」。

何偉認為他的專注，部分得益於《紐約客》給的空間，「沒有其他國家的雜誌可以類比」。《紐約客》品質高，容量大，稿酬足以養家餬口（他還給美國《國家地理》等供稿）。英國沒有類似雜誌，因為歐洲各國語言不一，市場不夠大。今年初他在一次採訪中推薦五本「非虛構新聞寫作」（在中國稱為「報告文學」），全部來自美國作家，也是「市場夠大養成」。「中國市場大，寫深卻有障礙，也許未來會出現這樣的雜誌吧。」《甲骨文》尚未出簡體字版，如何對待中國審查制度，何偉在寫作之外需要權衡。

他不發Twitter，Facebook由人代勞，上載最新文章、採訪，而無關個人生活。他的書從來不登圖片，「不想分心，拍照只是用來記錄現場，寫作時參考。」動筆之前，他會準備好採訪筆記、所有資料，埋頭而作，一天平均寫15000字。

七八月埃及天氣漸入酷熱，何偉要帶全家去美國呆上幾個月，做回Peter Hessler。他還計劃回中國生活，地點或許仍是四川。正當我望着尼羅河順流而下的草堆，想像還有什麼樣的中國故事能讓他牽掛，何偉用一句「我要回去寫稿了」，直接結束了晚餐。道再見的時候，他站着講了一會兒阿頓神廟的故事。明天凌晨五點半，再去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