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程似锦的女孩》：「非受害者皆有罪论」，扭转父权叙事

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前程似锦的女孩》，无意之中道尽了悲剧的讽刺意味。影片讲述了女主角Cassie，原本是就读于医学院的优等生，却因为她的闺蜜Nina遭受到了同班同学的酒后轮奸，而不得不退学来照顾孤单无依的她。退学后的Cassie每天夜里去酒吧扮演醉的不省人事的“猎物”，来惩罚那些无视她的“NO”的男性。

在电影的开篇部分，Cassie赤裸着脚丫走在马路上，右手提着红色高跟鞋，左手吃着番茄酱流出手心的汉堡。马路对面的三位男性工人，向她开着黄腔，但Cassie并没有选择沉默或者无视，而是停了下来，用严酷的双眼盯着他们，直到对方识趣地落荒而逃。

这短短的一场戏，已经透露出整部影片的主旨基调：以正面进攻、人言可畏的威胁和致命的惩罚，来对抗父权社会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与厌女情结。

Cassie没有选择继续在医学院里研修，按部就班地获得美国特权阶层的入场券，以此幸存于父权秩序的社会中，并逐步地、保守地在医学界里渗透女性力量。反而，她选择了看似更激进的个人复仇计划，她选择惩罚和教育每一位不尊重醉酒女性的性意愿的男性个体，相比起前者撼动父权制度而言，的确属于更小的范围。

她的这一选择让许多观众觉得不理智、疯子和情绪化，但实际上，Cassie表面上在通过复仇来发泄对男性的憎恶，但深层处，她真正在做的是为了修复和补偿Nina的死亡带来的内疚和亏欠。这是那些在现实里质疑着荡妇的行为举止，并施以“受害者有罪论”的道德钳制的人无法换位觉察到的。

一、复仇对象：伪善的普男

在影片中，假装醉酒的Cassie吸引来的“猎物”几乎都带着一副伪善的面孔，在男性群体内部自诩对女性不怀恶意，同样也会询问醉酒的女性是否愿意去他家多喝一杯。表面上并没有强迫女性，实际上却在刻意地扮演好人，让女性卸下防御的戒备心。

一场非常典型的戏暴露了这类“伪善”的男性的真实欲望。一位对自己的小说夸夸其谈的男性，在醉酒的Cassie说想要回家的时候，他却在自欺欺人地回应“不，你并不想”。而当Cassie不再扮演醉酒的状态之后，以清醒的双眸凝视着他时，他却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离开”。

这类“伪善”男性通常是男性群体里缺乏典型的男性气质的角色，表面上没有很强烈的侵犯性、缺乏男性的性魅力、享有基本的道德品质、询问并知悉对方的界限和意愿，但这些特质却只是他们在扮演社会角色时的属性。而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猎物”回到私密空间之后，潜藏于心的兽性和欲望才倾泻而出。

他们深知自己所享有的性别特权和红利，也深知法律在判定性侵犯上的灰色地带。他们并非十足的坏人，却也与好人谈不上边。因此，在男性群体中被压抑和克制的男性气质，只能通过更弱势的群体——不省人事的女性才能发泄。

为何他们不能够将自己的善意运用到与清醒的女性的交往中？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激烈的两性市场竞争里，他们或许由于社会地位、由于相貌身材、由于性格特质等，无法得到上层女性的青睐和赏识，而他们又不满足于身材不够火辣、长相不够漂亮的女性，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和不匹配，让他们成为典型的雄竞失败者。

分析到此，并非引起读者对强奸犯的“同理他心”（Himpathy），尽管这部分普男也属于父权制度社会中的受害者，但女性属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亦是不争的事实。

寄希望于这部分男性来颠覆父权制度或许只是天方夜谭。比如当警察来询问Cassie的前男友，想知道她的行踪时，他也选择了撒谎和缄默不言。尽管他自称只是Nina被轮奸现场的旁观者和看客，但他也深知这类行为在道德和法律上的严峻程度。大部分男性也会为了自保，为了维持原本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为了保证自己还能够拥有灰色地带去享受两性交易市场下的残羹冷炙，他们必然难以构成颠覆父权社会的力量。

因此，尽管残酷且现实，但女性拯救女性，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二、「非受害者皆有罪论」：扭转父权叙事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位于主流地位的父权制度的背后，通过掌握话语权的通道，对两性设置了一套双重的道德规范，目的是让弱势女性群体噤声，让不平等的性别现状获得不正当的合理性。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叙事逻辑。每当媒体报道出女性遭受到性暴力事件时，总有声音把责任归咎于女性自身不守女德，不应该夜晚出门，不应当去酒吧和夜店，不应该喝醉酒。女性需要牺牲大量的自由意志，才能够换取相对安全的生活空间，但即使行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内的女性，也无法摆脱遭受到丈夫家暴的可能性。

退一万步讲，不论女性接纳了多少社会强加的规范和束缚，都依旧换不来生命的自保，那么还能够将问题归咎于女性身上么？显然不能。

Metoo运动之所以会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性运动，在于女性受害者敢于站出来挑战和扭转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受害者有罪论」的父权叙事。

之所以在此之前，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不敢报警和公开的原因，是因为不论她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只要她与此类事件沾染上关系，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思想下，她会被认定为是“肮脏”的，是“活该”的，甚至是“有罪”的，道德总是先于法律去制衡女性的声音。

相反，男性却总是被宽容和“理性”对待的。当Cassie向当年的女教授控诉亚历山大的行径时，女教授振振有词地援引法律常识：“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把他们当成无辜且清白的男孩。”社会的理性力量倾斜于男性群体，他们几乎不会遭受到道德声音的羞辱。

近些年来，女性声音大量出现于公共空间内，「受害者有罪论」的言论痕迹日渐消失，而这类声音都默然地转向诉诸于更象征理性的法律，“等待法律的判决”，但这类转向并没有带给弱势女性更多的力量和支持，因为甚至连法律也可能遭受到更具权威者的操纵，比如刘强东案、朱军案至今仍旧悬而未决。

因此，这部影片提供了一种新式的道德视角，以「非受害者皆有罪论」来替换「受害者有罪论」。前者的“有罪”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提倡以共情、同理、亏欠和内疚的情绪来对待性暴力受害者，就像Cassie自责未能陪Nina在现场，就像Nina的母亲自责一样。而作为事件之外的旁观者们，或许年长一辈的人可以自责自己未能创造一个更平等和安全的环境来允诺女性的自由，而年轻一点的人或许可以自责自己不能为受害者补偿什么。

汉娜·阿伦特曾经提出过「平庸之恶」的概念，她的原意被用来指涉那些满口冠冕堂皇、缺乏独立思考的平庸之辈，允许了法西斯的罪恶和种族主义式的剥削存在，他们并非是十足的恶人，但淡漠的道德感又无法让他们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良知者。

这份「平庸之恶」的指控并非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失败而消失在现代社会，它已经转移进入了各类充斥着不平等剥削的领域内。而默许了一个充满性别剥削的社会存在，每一个安然生活于其中的人，都应当是有罪的。

至少在接纳了这份道德重任之后，未来的每一句言语、每一个行为或许都将会不一样。

三、女性拯救女性：羊入虎口，自我毁灭

影片在前期以复仇的女权主义爽片作为宣传噱头，但很多女性观众在观影结束后，才发现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

影片的后半段以Cassie被亚历山大误杀而被推到了戏剧性的高潮点，骤然之间，让观众深感无助和担忧，许多迷思升腾出来：罪犯会再次逃跑吗？要把希望寄托在Cassie的前男友身上吗？女性真的没法改变现状？

Cassie之死不仅仅是戏剧性的必要，也寓意着女性倘若选择反抗父权制度社会，必然要进入虎口的洞穴，把自身暴露在危险情境之中，带着必死的决心，这是主创团队对现实的悲观反照和真实刻画。

女性必须要牺牲一切，乃至生命，才能够将强奸犯绳之以法，这或许是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反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