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刑，真的可以解決酒駕、性侵、兒童傷害嗎？

2017 年 10 月 23 日，網友在 Join 平台上提議「對酒駕累犯、性侵犯及對幼童傷害等增設刑法懲罰方式 增加 鞭刑制度」，共計27000人連署支持。但是，鞭刑真的對酒駕、性侵犯及幼童傷害的犯人有用嗎？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的提案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當時我曾訪談黃致豪律師，請教他的看法。

黃致豪說，最早的刑罰是漢摩拉比法典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中國古代也有復仇者無罪的作法。可是，這種作法卻容易造成私刑，也就是私自抓人來凌虐「懲罰」；進一步，還可能會造成世代血鬥，如同阿拉伯國家的狀況。

黃致豪解釋，為了解決這些狀況，國家開始收回刑罰的權力，開始推動刑罰公有化，一方面避免私刑失控，再來透過公開行刑，期待一方面懲罰當事人，再來也讓公眾警惕。鞭刑就是其中一種作法。黃致豪說，鞭刑希望透過公開羞辱的方式，讓受刑者失去尊嚴，進而對他懲罰，就像以前中國的黥面、劓刑、刵刑等，都是類似的方式。

黃致豪指出，刑罰會有邊際效應，輕的刑罰加重，效果會好，但是如果本來刑罰就已經很重了，再加重的效果就沒有這麼好；就算加重刑罰有了效果，過一陣子其實效果還是會慢慢的回復。

黃致豪認為，鞭刑這種意在社會羞辱的刑罰，根本的目的是要貶損一個人的人性尊嚴，公開宣示「這個人跟我們不一樣」。但問題是，社會羞辱沒有終點，這個人一輩子被唾棄，連被社會接納的可能性都沒有。結果這個人反而更容易再犯，而且犯罪秘密化、激烈化、更殘暴。

為了能達到犯罪者透過處置後可以復歸社會，刑罰後來就逐步被修改為「矯正刑」，相信外部行為可以內化，希望透過行為科學的方式逐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模式，達到矯正的效果。

黃致豪舉例，在我們生活周遭也有一些類似的模式，監獄之外，像是國民中小學、軍隊等等，都是類似的方式，透過常規的作息，規訓，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樣態。但是，這樣的刑罰仍有極限。

懲罰只對理性的人發揮作用

黃致豪指出，要透過「懲罰」的方式威嚇其他人不再犯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他人犯罪的時候有理智，知道評估犯罪後的結果，如果成本太高，就會放棄犯罪。但如果決定要犯罪的時候失去了理智，那刑罰再重，自然效果也不會太大。

怎樣的人可能在犯罪的時候不考慮後果呢？黃致豪舉例，像是精神病患、物質濫用的患者，他們因為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刑事政策對他們無用。另外，有些人是激情犯罪，可能因為憤怒失去理智而犯罪。而像是連續殺人犯這種，往往是在犯罪過程中取得愉悅，對他們來說刑事政策效果也不彰。

那麼，酒駕、性侵和兒虐這些狀況，加重刑罰可以解決嗎？

黃致豪指出，酒駕可分初犯和累犯，累犯中其實有非常大比例的有酒精濫用的狀況，也就是有物質濫用的情況。性侵案件可分為衝動型、機會型（如夜店撿屍）和支配型的連續性侵。其中衝動型、機會型的性侵犯罪刑事政策較有效，但支配型的性侵則犯罪者透過性侵滿足個人對他人的支配慾望，在犯罪過程中取得愉悅。至於兒虐，許多的兒虐都是一時憤怒失去理智的激情犯罪。這幾種犯罪剛好都容易涉及這些面向。因此，黃致豪認為，對於這些案件的防範，加重刑罰恐怕效果有限。

台灣酒駕罰則（圖片取自有話好說）

解決酒駕累犯，從防治酒癮下手

酒駕問題該怎麼解決？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目前台灣酒駕的現況。目前政府已經多次下修酒駕門檻，目前看起來酒駕初犯已經持續下降，酒駕致死數目也持續降低；酒駕中累犯的比例則逐漸提高。可見現行加重的刑罰對酒駕累犯效果確實不是很好。

台灣酒駕取締件數

台灣酒駕肇事案件近期逐年降低

酒駕累犯比例逐年增加

黃致豪指出，這些酒駕累犯許多都有酒癮問題。酒癮問題常常根源來自於高風險家庭，這些家庭中可能因為有種種問題，或是陷於貧窮，或是情緒控制不佳，導致藉酒澆愁或者以酒精使用作為逃避生活壓力的狀況出現。

黃致豪認為，針對這樣的酒癮患者，可以從制定戒癮治療計畫開始，透過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治療（CBT）與諮商治療的方式幫助他逐步戒除酒癮，根源的高風險家庭則需要重新建構他的家庭支持，才能幫助他擺脫酒癮的狀況。

性侵累犯問題，支配感是關鍵

性侵方面，目前台灣的性侵多發生在熟人之間，場所多發生在住宅區域；而嚴重的性侵致死案例也是逐年下降。與國際相較，台灣的性侵案件發生率低，破案率高。

強制性侵案件逐年降低

強制性交多發生於住宅區

強制性交多發生於兩造相識的狀況

台灣與各國之性侵案件犯罪率與破獲率比較

針對刑事政策較無效、支配型的連續性侵案例，黃致豪指出，通常這些人可能過往養成、人格上出現問題，或是自信心不足，因此會透過性侵的方式取回支配感。有些加害者可能童年也有遭到性侵的狀況。這類的罪犯再犯率相對高，有人提到化學閹割的方式希望能解決這類人再犯的狀況，但事實上，他們犯罪的根源原因是「支配慾望」，如果讓他無法以性交的方式犯罪，他可能會以更凶殘的方式再犯，比如異物侵入，造成當事人更嚴重的傷害。黃致豪認為，針對這樣的犯罪者，可能要透過強制治療的方式先對他的心理狀況進行治療，出獄後持續以社區處遇、強制監控的方式觀察他是否回歸社會。

受虐兒童，根源問題是受虐母親

至於兒虐，目前由於沒有特別的統計數據，因此不太知道台灣的狀況。犯罪上則有兩種樣態。一種是來自於保母，另一種是受虐父母親。

在保母狀況上，很多保母其實原先是生了小孩的母親，可能因為家計問題，乾脆考保母執照，之後在家帶小孩。

黃致豪指出，這種保母的工作型態常常都窩在家中，沒有太多機會可以出門；而如果家中缺乏傾吐對象，情緒不容易發洩，如果同時加上家中來自其他親戚的壓力等等，很可能會在認知受到損害後，造成情緒損害。這樣的情緒需要宣洩，可能就會往最弱小的對象，也就是照顧的對象發洩。

對於這樣保母的問題，黃致豪認為可以鼓勵多個保母組成社區托育中心，一起照顧，一方面彼此可以傾吐，再來若有需要也可以彼此照應，有喘息的時間。再來，也可以對保母提供喘息服務，強化勞動環境，或舉辦定期進修，幫助他們充電。

另一種樣態則是受虐父母親。黃致豪說，通常受虐父母親是來自於出問題的刻板男性典範。男性典範出的問題，常見的有物質濫用，比如酒癮；或是情緒控制不佳，性別刻板印象等等。這些因素又可能來自於失敗的經濟結構、社會經濟地位低下、自我尊嚴無法建立的狀況。黃致豪解釋，這些狀況都會導致家庭結構出現問題，而母親為了自己的安全感，就可能會犧牲小孩以換取男性不會離去。進一步，則會出現受暴婦女的旋轉門效應，也就是一再的遇到會施暴的男人卻又難以離去。

要解決這種高風險家庭，黃致豪認為，要從社福機制下手，建立完善的社福機制，給予高風險家庭協助，讓他們能夠重新站起來，減少兒童受虐問題。

黃致豪指出，以上酒駕、性侵、兒虐的問題，事實上根源都在幾個問題上：貧窮、疾病、高風險家庭。這些因素彼此互相影響，比如疾病導致貧窮與高風險家庭，或是高風險家庭引致一些精神疾病、物質濫用等等狀況，進而導致惡性循環。這幾個問題不解決，這類的犯罪就會一直出現。對於這類犯罪的累犯，刑罰政策用處不會太大。反而該做的，恐怕是應該要改善社會安全網，讓出現問題的家庭或個人能夠有個機會再次站起來，而不會落入惡性循環當中，直到發生犯罪。

亂世用重典？你可能被誤導了

但大家為何會鼓吹刑罰加重呢？事實上，很多時候可以發現許多民眾對現況的認知與事實有出入。

根據統計數據，酒駕致死與性侵致死的數字都在持續降低，台灣其實相對越來越安全，但很多民眾卻往往誤以為這些犯罪「越來越嚴重」，因此呼籲要「亂世用重典」。但追根究柢，他們的資訊來源是來自於媒體。

由於社群網站的興起，為了取得流量以從廣告賺錢，媒體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以吸引流量。而引發情緒、增加點擊的社會新聞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對這些社會新聞的報導，就會讓人民誤以為治安在持續敗壞。

而這就會引發「刑罰民粹主義」（周采慧，2015、蔡宜家，2016），民眾誤以為治安越來越差，懷疑官方寬縱刑事被告與受刑人（例如常見的誤解「恐龍法官」），認為嚴刑竣罰可以發生效果，對官方與司法學者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論述上則有大量的情緒用語。

他們的論述會極端強調「善與惡」的二元世界觀，認為要嚴懲惡者；為了防範犯罪，要加重刑罰，以達到喝止效果，卻不知道現在刑罰已有更細緻的作法以預防犯罪。這些人不熟悉人權為何，往往誤以為守護加害人的人權，就會無視被害人的人權，把這兩者的人權對立。

而政治人物如果不了解背後的思路，憑直覺以為這就是民意，就可能會往加重刑罰的方式進行修法；但對於最根本的原因由於沒有解決，因此最後對於犯罪仍無法有效防範。

目前「刑罰民粹主義」在很多國家都有發生，比如日本與美國。像台灣這種相對年輕的民主政體，過往的獨裁政權仍留下大量需要釐清的思維，比如善惡二元對立的論述，或是相對於直覺、追求效率的解法，卻不知道可能帶來更多副作用。

政府可以帶頭討論鞭刑嗎？意見仍不一致

或許，深入討論這個議題，做更多事實釐清，有助於改變刑罰民粹主義的狀況。不過，討論平台該由誰搭建？黃致豪認為，政府不應主導這樣的討論，因為當政府帶領群眾討論「鞭刑」議題的時候，就預設了政府有機會導入鞭刑；但鞭刑卻違背了憲法所保障的人性尊嚴，恐怕直接違反憲法精神，也違背政府成立的初衷，因此不該由政府討論。但也不同的意見認為，如果不是由政府帶頭，恐怕也難以引起更多人願意參與，進而一起思考刑罰的根本目的為何。但無論如何，大家仍不反對應該有更多機會彼此溝通與對話。

在人權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持續深化，並且努力與不同的群眾溝通，才能讓大家理解人權的價值。

（本文部分內容為訪談黃致豪律師，特此誌謝）

（鞭刑案當天會議速記，請見：鞭刑案協作會議聚焦反酒駕 與會者望能有具體成果）

附註：

感謝 林蘊晟 提供酒駕相關之論文：

〈酒後違規者對酒駕行為認知之研究〉。周文生 ; 王玉玲。交通學報 13:2 2013.11[民102.11] 頁153–177

此篇在結論建議除了提高罰則之外更要投入醫療問題，增加戒除酒癮管道

〈警察人員酒駕行為影響因素之分析〉。許明耀 ; 楊曙銘。警學叢刊 47:5=231 2017.03–04[民106.03–04] 頁79–101

此篇雖然以警察人員中的酒駕者為研究對象，但仍然有參考價值，作者在結論建議不應執著於「人」，更要著眼於「環境」，應研發以情境預防為主的防治措施，並且指出刑罰的效用遞減

〈防制酒駕之法制對策 — 兼論日本酒駕治理相關法律〉。黃慧娟。交通學報 13:2 2013.11[民102.11] 頁87–118

這篇雖然也提到日本酒駕重刑化，但仔細看可以發現日本跟台灣重刑化的差異在於「連坐處罰」，而同時作者亦強調日本代駕政策的效果

〈酒醉駕車行為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張文菘。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 11 2010.10[民99.10] 頁105–138

此篇研究的統計結果表示低教育程度者酒駕較多，大學學歷以上者較少；職業上做工者酒駕最多，其次為餐旅與駕駛運輸業；無家庭組織者比起有家庭組織者有較高的酒駕衝動性；監控程度影響酒駕行為。

對改善酒駕問題的建議則有：一、加強酒駕法律課程；二、加強警察執法密度；三、宣導聚餐改乘大眾運輸工具肆；四、強化監控機制（包含餐飲業者主動為客人提供酒測服務、代駕服務，以及家人之間的監控）；五、宣導酒駕危險的認知程度；六、情境預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