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与启蒙主义（二）

最近美国经常有关于种族与种性压迫相似性的讨论与对比。但很少有人说其实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于种性但其中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没有那么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压迫。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也不吃彼此煮过的熟食。

诗人D. R. Nagaraj在1992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对比甘地与不可接触者现代化之父Ambedkar的书。与知识分子Arundhati Roy后来写的相同题材书不同，这本书主要面对的是印度的观众，也是用他本省语言写的。后来有人翻译成英文的《The Flaming Feet》。他希望了解甘地与Ambedkar在政治博弈时的心路历程。他认为两人彼此学习进步，并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甘地很明显在几年中改变了自己对于的政治的理解，并且内化了外界的一些议题。而Ambedkar在面对甘地绝食的时候不仅是民主选举方面不要separate electorate的权力妥协，同时也是宗教价值观的妥协。

直到皈依佛教的时候，晚年的Ambedkar才最终给他的许多追从者指明了一条不属于印度教的明确方向。即便如此，许多皈依佛教徒或者基督教徒的Mahar族群人士仍然遵循与其他不可接触保持社交、饮食上的距离。

另一方面，我在Youtube上看了「亚洲艺术文献库制作」计划十年前对于许多大陆四十到五十岁的艺术家的采访。其中一位北京的廖雯老师谈起大陆女性从二十世纪初参与革命从来都是顺应男性的号召，帮忙凑数的。其中流血、牺牲过后，很多女性决定回家当家庭主妇。她提到一位女画家周聪，早年参与革命宣传画了矿工等题材。八十年代开放后，她决定画“女性题材”，如花花草草。在廖文老师看来，许多同时代女画家后来都尽量在题目上的避免政治。避免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我对于不可接触者运动的理解大概也是如此。女性也要顺应丈夫的一些理念。女性本身的欲望和诉求在风口浪尖时往往是要牺牲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甘地的夫人不愿意给家中的其他种姓客人打扫卫生，这让甘地很不高兴。最后她还是忍气吞上地做了这件事。

有地位和男性的性别，自然而然带来话语权。大陆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几十年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八十年代后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出头了。很多艺术家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也反映出这样的话语霸权是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有了话语权才可以接触以及运用各种主义，从模仿到超越西方的各种范式。图书馆、美术展览馆本来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陈箴老师90年代时直言不讳——大陆的画家要有大国思想。他主张艺术上打一枪，换一炮。

作为同一阶级的女性，我听到这类人讲话的确会让人热血沸腾。但另一方面我已经清楚认识到这是一个男性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定义。相比之下，艺术教育这类需要很多时间积累的工作，往往是这类（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屑探讨的。另一位被访画家聊到艺术人才，几百上千的毕业生中能想到十个很出色的苗子，在他看来已经很多——他们会参与定义世界十年甚至几十年后的审美与高度。但也让人想起以前皇帝选妃。

看上去中国在往前走、离开乡村，但其实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在“往回走”，上山下乡等等运动都没有改变知识理应属于精英这样的自负。一位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人说，两宋时期的审美是士大夫审美。民间艺术可以完全不谈，反正属于平行。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也是延续那样的一个阶层的定义在走。乡村继续要背负知识分子的各种计划。让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看到或许很惊讶：哦，原来社会主义也的确在追寻现代化的日新月异，某一个阶层人也在思考人性。

印度的一位首相尼赫鲁是一位婆罗门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对自己有类似的自我定位。因此引进了许多苏联的模型，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筑设计理念。然而印度的乡村抵抗力非常强大，基本还是跟着甘地当初的想法来的。（比较例外的是旁遮普省：他们实现了绿色革命，极度提高了农业生产。但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也越来越与国际资本接轨。国际粮价必当影响旁遮普粮价。这个话题另谈。）

如果说当时的华人女性参与革命是由于“人数不够”的功利主义，那么许多参与国大党的Harijan（不可接触者的另一个称谓）也是凑数的人——人多力量大的情况下用非暴力的方式赶走了英国殖民者。一些不可接触者也探讨身份，从这个出发点去做艺术。这让许多不了解的人感到新鲜。而做出来的艺术也有功利主义的味道。独立革命后，回到英语语境中的「美术馆」。用非英语创作的诗人 D. R. Nagaraj 是孤独的，但非常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