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已死：兼談視頻的未來

多謝@潔平 常發來關於紀錄片、視頻新聞倫理問題的討論，@曉雅 探討青年導演胡波（胡迁）的死亡，及@Isaac 邀請我參加區塊鏈與NGO通貨的討論。這幾個問題看似不相關，實際提出創作者如何生的問題。尤其胡波的死亡，指向創作者的死亡。從現有信息來看，製片公司想要一部有高經濟回報的電影（在製作成本只有75萬的情況下，光一個王小帥作為監製的名字就計算了200萬的價格，再加上其他預期收入，導演版權回贖價格據稱是350萬），而胡波想要一部實現自己的創作意圖的作品。沉澱了一會兒，我現在與其說是回應這些問題，不如說是提出更多的問題希望看見大家的考慮。

人人都可以開機拍攝，但多少人是導演？

博客時代到來時，千軍萬馬寫博客，韓寒、木子美等人因個人特色和媒體及書籍出版行業的推助而成為贏家。社交媒體時代，人人爭相發言，媒體平台也頻頻引用社交媒體言論作為信息及觀點來源。如今DV和智能手機及剪輯軟件的普及，從看文字到看圖再到看視頻的時代過渡，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過程。視頻比圖片和文字有更強的開放解讀空間和更直接的溝通效應，大家趨之若鶩也沒什麼奇怪了。就當做是一個人人參與的狂歡派對，挺好的呀。以前博客時代和早期社交媒體時代，討論的比較多的是隱私問題、公信力問題。因為當傳統媒體還有公信力、擔當社會看門狗，而交流主要是以文字為主的時候，大家關注的還是內容。這樣的情況下，進入門檻就不算高了，共識也比較容易達成。以形式取勝的文字創作，有比較固定的發佈平台和評論平台，比如小說、詩歌、劇本，它們和公眾的狂歡關聯不大。

而影像的流行為何倫理方面的爭議卻凸顯？因為影像是關於「此時此地」的一種形式，形式本身就是內容。二潔平和我討論過「形式本身是內容」在公眾層面不容易溝通，不知道有沒有大咖可以幫忙一兩句話把這句話的意思說到讀者心裡去。影像比起文字來，更加普世、更加直接與觀看者互動，其解讀的開放性和觀眾自身的經驗及「解碼」能力有關。比如當一個阿富汗的受訪者說他很愛國時，他本來看著攝影機的眼睛突然看到別處，直至他將愛國的言論說完才將視線收回重新看拍攝者、攝影機。比如一個閩南人和兩個聽不懂閩南話但生活在自己母國的中國人和法國人，當他們聽見視頻里一個坐在街頭店鋪門口的人在聽閩南語的歌曲「愛拼才會贏」，這引起的情感反應和觀看經驗是不同的。當世界各地的人語言不通，看到一個年紀大的女人愛撫一個少年，什麼話也沒有說，這種愛撫是情色的、慈愛的、悲傷的……跟畫面的顏色、光線、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和姿勢、觀看者的位置、畫面的速率、是否有背景聲效/音樂以及節奏如何、等等都有關係，觀看的人往往可以有一個共通的理解。詭計也就在這裡。

「真實記錄」的拍攝，如果沒有導演自覺，那麼拍攝者自以為傳遞的內容，甚至通過旁白解說傳遞的內容，和觀眾看到的內容，形式所傳遞的內容，可能是衝突的，造成了混淆。（當然，偶爾也有出奇不意的情況，拍出好東西，或者拍出特別對一些人胃口的流傳廣泛的東西，拍攝者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然，最後的解釋，是直覺對了，自己不過是誠實地跟著直覺走。如果拍攝者想要模仿自己的直覺產生的風格或內容，卻又往往是失敗的，創作上走不遠。）這種形式傳遞的內容，如機位如何（仰拍、俯拍、長鏡頭、大特寫……）、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拍攝者對拍攝內容的態度，一些觀看者會被內容愚弄，但大部分觀看者，還是有自己的判斷。不過，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時代，被愚弄的人多一些，因為速度快，虛擬的「劇場」性質的觀看和公共討論設置，畢竟不如物理空間里的觀看「劇場」和觀看者互動來得深入些。

直白地說，「真實記錄」的拍攝似乎隨手可以做到，有導演意識、問題意識的拍攝，卻不普遍。而「真實記錄」要穿越碎片、片刻的事實，來反應一種社會的真實，或者打造、提煉社會的真實，功夫都在後期製作上。幾十個小時的素材，可以是手機拍攝的、從公眾收集來的、抑或自己派出攝影師拍攝的，要剪輯出幾分鐘的故事，就考驗創作者的能力了。而紀錄片的創作，往往依靠時間的積累，時間在拍攝對象身上產生的變化，帶來影片的內容張力。素材的積累，往往幾百小時甚至上千小時。而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仰賴創作者對電影語言的把握，電影的真實不等同於現實的真實。故事的推進，可能是剪輯推動的結果。大家看到的聲音、畫面引起的反應，可能只是後期聲效、調色的功勞。而「美」的畫面，往往和顏色的精美等等無關，它和特定處境下人物的選擇、行動、意志的表達有關。

美式電視紀錄片往往需要「淺出」、故事簡單明了，甚至邏輯清晰，它切割了「此時此地」的不可分割性，也試圖將生活本身自相矛盾性歸納理出一個因果解釋，再加上製片多在題材、內容上推陳出新，而在電影語言、形式上窒息其他的可能性，因而經常受批評。而一些蜂擁而至的紀錄片、紀實視頻平台，讓大眾實現狂歡，有何不可（也就是@潔平如說的用戶分享自己生產的短視頻的平台）。如果不能理解到視頻作為影像藝術的本質，試圖做優質的視頻、紀錄片的努力很可能難以支撐，因為好的影像很難和商業變現掛鉤對等。人們一般不會將哲學家的思考、文學藝術的創作、人文社科學術的學術研究與經濟直接掛鉤，而影像就可以嗎？

回到胡波之死提出的問題，與其說是性格、是製片方的壓力，不如說是一個資本和政治壟斷下，創作者生長的可能性被窒息的問題。我直接貼中午對@曉雅 的回復。

製片人和導演的關係可以有很多種，取決於合同怎麼寫，雙方的共識如何。如果連一些製片、創作的常識都需要辯論，雙方都會很辛苦。如果走導演作為作者的思路，製片人、監製和其他團隊成員，所有創作上的意見都是給導演參考。出現分歧相持不下時，以導演意見為主。聰明的導演會吸收製片人和團隊成員的創作貢獻，令每個團隊成員的專業發揮超出導演預期的水平，這也是製片人的努力要實現的。

關於成本收益的問題，電影要講美學或曰cinematic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發行潛力，很多時候不是對等的。至少在短期幾年內往往不對等。製片人和導演都要有這個視野。

電影工業裡，當然要計較收益問題。一部好電影+有效的推廣+週邊衍生收益，作品太差行不通，但光壓導演的創作也是達不到目的的。

胡波面對的情況，是如何處理預期和現實落差的衝突問題（據說合同過程是步步陷阱，這個事關製片方是否以奸商欺詐導演，另表）。創作完全靠商業支持，拿回報，那很困難的，對新人更困難。凡是要跟中國做生意或需要中國市場的創投、文化基金，有多少？國家基金又能出什麼好項目？創作者的生存處境怎樣？評價系統七零八落，發行可能幾乎為零。連艾未未2009年《老媽蹄花》寄出十萬份DVD的發行量，也是一分錢不敢收，否則非法經營坐牢⋯⋯（最終也是找出一個稅務問題）

獨立電影節在線下物理空間被完全打壓消失後，中國獨立影像（劇情、紀錄片、實驗片）的整體水平是否在下降？本土電影語言的發展是否已經斷裂？抑或開花的一些人，已經是走出中國生活在海外但做關於中國的創作⋯⋯

不好意思地說，我今年要出的片，拍攝歷時八年，後期一年，題材和形式我自認為都先鋒，前幾天還在和@Isaac 說，做嚴肅作品的，快要餓死了⋯⋯而且眾籌都不行，有聲勢就可能連拍攝都完不成。政治力量干預太強。有沒有可能建立一種機制，養活對社會經濟未必有直接貢獻的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