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皇者仁風校史館 記香港首間官校皇仁書院

在英皇道、高士威道和銅鑼灣道的三义口上，屹立著香港最歷史悠久的官立學校皇仁書院。在一般情況下，校園只對莘莘學子開放。鮮為人知的是，校園內有一所博物館——皇者仁風校史館，展示的除了這所有160年歷史的校史外，由校方承傳至今，以及由校友、收藏家捐出和借出的文物，也反映了香港百多年來教育和社會變遷。

建在沼澤上的戰後校園

來到位於銅鑼灣皇仁書院的第三代校舍，最切身的體驗就是幾乎無處不在的蚊子，在夏天蚊患尤其嚴重。校舍只有兩層高，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但與戰前位於中環的校舍相比，「奢華」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在現今皇仁書院的校史廊上，展示了皇仁歷代校舍的解構圖。我們可以看到於1862年學校成立之初，位於中環歌賦街的校舍雖小，但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典雅建築風格。至1884年搬至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 （即現今PMQ位置）的第二代校舍，更有「鴨巴甸街的貴婦」之稱，當時的造價貴絕全港，共銀25萬港元，為新古典主義建築，由域多利監獄的囚犯協助興建。可惜這座豪華校舍用了五十多年就在二戰期間被摧毀，唯一倖存的物件是前校長胡禮博士 (Dr GH Bateson Wright) 的大理石頭像，但也「傷痕纍纍」，如今放置在銅鑼灣校園的入口處。

戰前的第二代校舍毀於戰火，戰後皇仁書院曾短暫借用麥當奴道26號，與金文泰中學共用一個校舍。至1949年，政府才決定在銅鑼灣高士威道的皇后運動場興建新校舍。戰後全港物資匱乏，無可能重建一座猶如從前的校舍，一切建築皆以實用、功能為主。而選址在銅鑼灣，大概原因是當時的維多利亞城中心已飽和，亦忙於戰後重建工作，而位於維多利亞城東面邊陲的銅鑼灣在戰後仍有待開發。新校舍於1950年5月22日奠基，由工務局的John Charter設計，承建商是Lai Kee。由於銅鑼灣曾是低窪地區，即使填平後，為防水浸，校舍建築物的地基也較鄰近的運動場高，並有大坑明渠（即現在的火龍徑）作疏導之用。

新校舍只有兩層高，和以往的校舍比較就相當「慳皮」，沒有打樁，故21星期內便竣工，於同年9月22日開幕。高士威道一帶本來是沼澤地，即使已填平多年，但與生俱來的「風土」卻難以變改，這大概也解釋了校園內有蚊患的因由，而且也曾對皇仁多年來保存下來的文物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建校史館為學校歷史補元

皇仁書院除了有校史廊，還有一個校史館。2012年，皇仁慶祝150周年校慶，曾在中央圖書館做了一個展覽，至2017年又搞了一次校史展。兩次展覽收集了不少舊生捐出的東西，校方亦找到很多古早檔案出來，因此，當時的師生和舊生面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要找一個妥善地點去存放文物。

皇仁舊生、現為皇者仁風校史館榮譽館長余尚賢指出：「2017年之前，我們把東西放在地面一個房間，那房間有很大缺點，一下雨會水浸，因為始終是低窪地帶，曾經有蛇蟲鼠蟻、青蛙和蜘蛛進入了房間，令文物受損，於是2017年時我們決定把文物搬上二樓，也成立了一隊學生大使去幫手處理文物和帶導賞團。」

作為官校，能夠保存的文物已比許多其他學校或機構更整全。只要沒有上呈去別的政府部門，大多數文件也能在校內找到，但物件的狀態卻是另一回事。「當時有些文件就放在校長室，有些放在大堂某個暗角，一籮一籮的，物件上有蟲的屍體和蟲卵，如要掃走蟲卵，要花好多時間逐張逐張掃；加上從前的政府檔案，很喜歡用一條綠色帶金屬在兩端的繩子把文件釘在一起。那些釘會生鏽；又有萬字夾，全部也是鐵，再早些有用針，會生銹。我們揭文件時就要把這些東西全部拆掉。因為我以前在博物館實習過，這些簡單的文物處理工作我會做，但一些再複雜一點的，如把已皺了的紙燙直，或還原顏色，就要請外間的專業人士幫忙了。」

經過舊生和在學學生的努力，目前皇仁校史館的館藏有約三至四千件，當中包括照片、文件、證書、獎杯等。

學英文和西學 社會進升的階梯

作為香港最古老的官校，皇仁與香港社會一同經歷的變遷，也可在校史館中找到蛛絲馬跡。由創校之初名為中央書院，又叫中環大書院、中環大書館等，至1894年才正名為皇仁書院，館內的校報、學生習作和證書，都可看到不同年代皇仁的名字。

雖然館內的展品以戰後的物件為多數，但戰前的皇仁，亦可在解說圖和部份珍貴的戰前文物中一睹其對早期香港教育的重要角色。比如早期的師生大合照中，可以看到學生的「造型」與現代學生迥異，不單仍是留辮穿長衫，而是同一班級內有些學生明顯較成熟，有些較細小。這反映初期中央書院收生的有趣現象，據《Queens'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一書中引用到一份1870年的報告指出，辦學初期的學生差不多全是已婚男人，而且年齡參差，於是校方奉行混齡教學， 有時會出現父子同班的情況。

在殖民地時代初期，香港政府並不重視民眾的教育，西式的學校通常由教會創辦。後來政府出於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才有限度辦學。而地處清帝國南方邊陲的香港，士子要在全國科舉中脫穎而出亦非易事，故當時不少香港人入讀這些新開辦的西式學校，希望學好英語，在殖民地這片新天新地中謀生，而中央書院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862年誕生，並仿效英國學制，在1865年把英文列為必修科，亦有代數、算術、化學、默書、數學、地理、幾何、文法、測量等科目。

這些課程藍本來自英國，卻在華人圈子中深受歡迎，尤其是中產華人子弟，事實上亦只有他們有足夠經濟能力和明白英語在職場上的重要性。據1881年3月4日的《循環日報》記載，「（舊曆二月）初二日， 本港國家大書院啟館，生徒新往報名入館肆業者蓋四百餘人，坐上幾無虛位，此亦見願學英文者之眾也」。

學好英文找份好工是大多數人入讀中央書院的目的。在香港大學未成立之前，只要手執一張由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發出的「離校證書」，基本上不用面試也會被錄用。不少這些古老的「離校證書」，目前有一部份也在校史館中展出。余尚賢指出：「最初的離校證書並沒有照片，很容易被人偽造甚至是冒認，由於愈來愈多人受騙，學校開始在證書上加上照片和印鑑，可說是最早期的防偽技術。」

明治維新時期 吸引日本人就讀

在這些合照之中，有些在照片上會寫有名字，當中有的甚至是日本人的姓氏。原來，中央書院在1867年就已開始接受外籍學生入讀，即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一年。在日本結束鎖國，再次對外開放後，香港往往是日本使節外訪的第一個停靠港口，而香港的西化建設，亦成了日本的仿傚對象。中央書院開辦之初，已有日本學生就讀，多數目的估計亦是為了學好外語和西方的知識。

1871年2月13日的《Hong Kong Daily Press》，就曾報導一名姓Kurogo（黑後）的學生在中央書院考獲優異成績；之後又有T. Namiki （並木或並樹），就讀給歐洲人開設的中文班，他考獲優秀成績而獲頒《Cabinet of Gems》一書。還有日本福岡縣人安廣伴一郎， 他在1878年進入中央書院學習英文，1880年卒業，1885年赴劍橋大學念法律，日後當上了滿鐵總裁。 而在1887年，日本外務省派更遣小田切萬壽之助、山崎龜造、大河平隆則、豐島捨松進入中央書院學習英文和廣東話。 由此可見，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皇仁書院甚至是整個香港也有一定的角色。

校史館不可錯過之珍藏

目前的校史館無法把所有文物展示出來，不過許多圖片和展品，亦已上載至校史館的網站供免費瀏覽。如果有機會參觀校史館的話，有份為校史館策展的余尚賢就有些個人的心水推介必看館藏，包括了《黃龍報》。

「《黃龍報》在1899年6月創刊，是全香港最古老的中英雙語校刊，也可以說是雜誌，到目前仍按時出版。雖然我們已經把整套捐給中央圖書館，但仍有一本最舊的留在學校。」

有趣的是，以黃龍命校報名稱，頗具民族主義色彩，而它卻誕生於英帝國主義發展的全盛時期，以《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的作者黃振威的觀察，早期的《黃龍報》作為殖民地精英學府的出版物，反映了皇仁書院強烈的親英傾向，它主要收錄校長、教師、學生的論說，大部分均用英文寫成，中文比重相對較少。但與此同時，該刊物亦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算是有擁抱多元社會的願景。

至於戰後的文物，余尚賢提到在校史館的展覽櫃桶（觀眾可自行拉開探索的展示裝置），藏了一件1997年之前、附有皇冠校徽的體育衫。

「學生常常會漏掉東西在學校，這件體育衫是其中一件，但當時校工並沒有丟掉。從前的布料十分好，校工用來抹黑板，足足抹了二十年。那件衫已經千瘡百孔，但因為九七之後已不再用有皇冠的東西，所以這件衫也很珍貴。」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其實創校之初中央書院的校徽是沒有皇冠的。余尚賢解釋：「一開始其實沒皇冠的，由於是官校，最初只是用政府的紋章，但在二戰後因為多了官校，才有校徽去辨認不同的學校。所以皇仁是在1947年才有第一個正式的校徽，當時是沒有皇冠的。但更有趣的是，當時其實不只一個校徽，校褸上、白裇衫上的和學校門口掛的，是三個不同的校徽。校褸章有皇冠，學校門口的由1950年掛到現在，是沒有皇冠的。」

皇仁校史每年也會換展，有興趣參選人士可在網上申請預約參觀。其網站亦有豐富的歷史圖片和檔案資料，供讀者細閱。

皇者仁風校史館網站：https://www.qc1862.org/

載於2022年8月16日《銅鑼灣企鵝》

訂閱贊助： https://liker.land/learnedfriend/ci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