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7）孩子眼中的世界
7. 孩子眼中的世界
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应该是二战以后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海战。驱逐舰、巡洋舰、导弹、鱼雷 – 这些只在《科学画报》上读到过的东西忽然在现实中登场了。我以为这些东西都是跟岳飞大战金兀术一样好玩的事。
双方争夺的那些岛屿被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被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英文世界里把这场战争称为福克兰战争，而中国把它叫作马岛战争，由此可见各方的倾向。中国的立场大概是因为她自诩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要替弱小国家发声。反过来，马岛是英国殖民地，而殖民地这个词给中国人以许多沉重的联想。另外，英国是与美国一伙的，而那时虽然中国与美国交好，中国人对美国的攀比和敌对心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新闻消费者的感情偏向很容易被其生产者操纵，我也不能例外，于是我心理上站在阿根廷一边。但是我的地理知识告诉我，英国比阿根廷的土地面积小好多，且远隔万里，所以又在下意识里把英国看成了不足道的弱者。于是，撒切尔夫人宣布出兵远征的新闻出乎我的意料 – 我没想到一个弹丸小国敢万里迢迢地去征讨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最后的结果 – 阿根廷缴械投降 – 更是大出我的意料。这就是用《岳飞传》里的认知来理解国际问题时会发生的离谱的判断。
中国与越南在1979年大打了一仗，之后边境冲突不断，一直到进入九十年代才停止。以那场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是那时“教廷”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我在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中听过，也跟全校同学一起去电影院观看了以其为蓝本改编的同名电影。
对越前线的官兵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所到之处鲜花簇拥。电视上经常播出、报纸上也经常整版刊登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报告。其中蔡朝东的“理解万岁”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在云南边境线上，几年来，越军打死打伤我们几百名群众，战士们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纷纷表示：‘祖国的土地上只要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我们战士最大的耻辱!’部队摩拳擦掌，早就做好了准备。……入侵52号高地的越军眼看21号高地被我军收复后，疯狂地用交叉火力向五连实施阻击。密集的子弹在战士们身边呼啸着。耀眼的曳光弹指示着越军炮弹在部队四周爆炸，五连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多。……八班战士顾勇端起机枪，向越军猛扫一阵。就在他准备转移位置时，左脚被越军的一颗子弹击穿。班长叫他下阵地，他说：‘我是轻伤，没关系!’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又一拐一拐地跟上冲锋队伍。这时，三排又遭到主峰左侧越军的火力压制，致使部队前进缓慢。顾勇立即调过机枪口向越军射击，掩护火箭筒手陈连富再将越军—个火力点摧毁。这时，越军的另一个火力点又突然向三排隧行猛烈扫射。顾勇对班长说：‘地形对我有利，让我打!’说着，他端起火箭筒，首发命中，摧毁了这个敌火力点。当他转身准备再次射击时，腹部被越军一颗高射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战士们高喊着‘为顾勇报仇’的口号，从左侧冲上了52号高地，歼灭了高地上的全部越军。……”
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南征北战》和《岳飞传》。
战斗英雄们的这些报告很吸引我。我是个自卑的孩子，渴望有个英雄的榜样，也渴望自己有个英雄的样子。为国献身的越战英雄们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是暴力和血光中的英雄，而我那时熟悉的英雄 – 在战争片中、在《岳飞传》中 – 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有一个在我看来最崇高的目的：守护祖国的疆土。
每天都会有许多戴着各种光环的人物从电视、电影、收音机和书中进入我的认知世界，为什么我唯独想到要成为在前线打仗的英雄？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心理上的补偿机制：最赤贫的人最想得到的是钱，最软弱的人最渴慕成为的是放射着暴力和霸气的英雄。其次，这可以归功于“教廷”设计的成功。讲座、鲜花掌声和军功章都是为了要在年轻人之中营造一种气氛：这样的人才是大家应该去当的英雄。
那时的我不会用“暴力”和“残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越战英雄们做的事，因为那是用在敌人身上，而在我的下意识中，敌人是不必被当人来对待的。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在对越战场上断了一条腿的“战地百灵”徐良演唱的《血染的风采》一炮而红：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母亲是“教廷”的忠实信徒，很喜欢在家里唱各种正统歌曲。我受这样的传染，也喜欢在家里哼唱几句。一次唱起这段《血染的风采》时，我发现母亲脸色阴沉，心中暗自讶异，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明白，她是想到我这实心眼的孩子哪天真会上了战场，血染“共和国的旗帜”！母亲对“教廷”的忠诚并不意味着她愿意为它牺牲什么东西，何况是自己的儿子。
我想，所谓一方对另一方的真正的忠诚，其本质是他对自己的价值观的忠诚，这是以自由为前提的，不是被强迫，也不是出于恐惧。母亲对“教廷”的忠诚不是这样的忠诚。
到了1980年代末，中越之间开始“化干戈为玉帛”，神州上下的越战英雄热急剧冷却，我的英雄梦也像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许多白日梦一样无疾而终。
1983年，为阻遏在全国急剧上升的犯罪率 – 不知道《加里森敢死队》是否对此有贡献？或许《霍元甲》对此的贡献更大一点？ – “教廷”发起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严打”）。那时父亲从单位上听来的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可抓可不抓的，抓；可杀可不杀的，杀。
那一年间，县法院门外的大墙上每天贴满全省各地法院的宣判布告，每张布告纸约三尺宽、四尺长，上面印有罪犯的罪状，其中处死刑的人名上打着鲜红的叉。远远望去，好几米高的大墙从上到下一片雪白，其间点点鲜红。现在想起来，这种视觉效果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了。“教廷”把社会管得服服帖帖的杀手锏就是制造恐惧。
县城枪决犯人的公判大会在县体育场举行，全城的公职人员和学生都被组织到场观看。大会开始，雄赳赳的大卡车队驶入体育场，当先一辆的货舱上站着的不是穿白制服的警察，而是身穿绿制服、头戴绿钢盔的解放军，架一挺机关枪。后面几辆上，每两个背冲锋枪的解放军按住一个五花大绑的罪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机关枪，但我只觉得神气，没觉得恐惧。它是拿在“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手中；它对准的也不是我。
一次公判大会后，县郊农村的四个年轻人以强奸罪被枪决，其中一位刚刚从我所在的中学毕业。后来县城里传说，每天夜深时，四个年轻人的鬼魂在河滩刑场哭。“教廷”的严厉行动不仅震慑了阳间，还震慑了阴间，这说明新教皇的手段何其威风。
据官方数字，一年内全国被处以死刑者达两万四千人。【7】与此相比，在那些年里，除中国之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每年执行死刑人数加起来大约是一千人。
新教皇虽然心仪日本的新干线和美国的登月火箭，他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与老教皇并无二致。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中，他采用了同样的解决方式，将机关枪对准了我和我的同学们。
享受了1980年代的自由的人们或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自由是新教皇赐予的，所以新教皇将它收回也顺理成章。换句话说，别人赏赐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