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青山：富士康的大逃亡

富士康的大逃亡

傅青山/文

王立秋/译

Eil Friedman, “Foxconn’s Great Escape”, Asian Labour Review, November 8, 2022, https://labourreview.org/foxconns-great-escape/。译文仅供学术交流，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内容仅供参考。

傅青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著作有《人民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的发展、劳工市场与学校教育的政治》(2022)和《暴动的陷阱：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工政治》(2014)。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编者按：上个月，在中国中部河南省富士康大型工厂工人中流传的信息和谣言——据说，厂子里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甚至有人因此而死去——引发了工人的出逃。害怕被传染并因此而不能离开工厂，工人们翻过工厂的围墙和栅栏试图逃跑回家。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触动这么多的人？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和傅青山聊了聊这件事情。在过去二十年里，傅青山一直在研究和写关于中国工人的东西，他也在密切关注富士康事件。我们讨论了中国富士康工人的待遇问题，以及为什么要把这次出逃看作一次工人大规模地拒绝工作的集体行动。

《亚洲劳工评论》：过去几周，我们通过图片和视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工人大规模地逃离郑州富士康工厂。很多图片和视频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其真实性没法一一得到验证。在可确定的范围内，你能描述一下郑州富士康内部发生了什么引发工人恐慌行动的事情吗？

傅青山：我们确实知道，在2022年10月的某个时候，有报道说，郑州城出现疫情，但不严重。在该城几百万人口中只有几个人确诊。后来，又有报道说，富士康厂内也出现了病例。而光富士康厂内就有超过20万名工人。

至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富士康厂内某个房间死了人的视频，就不太好确定了。这些死亡没有得到核实。但这些视频很快在厂里的人——他们非常关心这个——那里和社交媒体上传开了。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看起来是没有死人，但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它引起了厂里的人的强烈反应，那个反应是以人们的亲身经历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正在实行闭环管理。这意味着，人们再也不能自由地离开工厂，只能在宿舍和车间之间往返。

有报道说，一些人在车间打地铺，如果他们被测出阳性或被判定为密接的话，他们就会被拉去隔离，隔离的地方环境非常恶劣。厂方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和食物。在某些情况下，有人生病也没人管。

在那样的环境中，无论有没有死人，流言都触动了人们的情绪，使人们变得更加焦虑、恐惧甚至恐慌。就是这个情绪火花，引发了这些大规模的逃亡。

《亚洲劳工评论》：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件事会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傅青山：在中国，至少从2022年4月上海封城以来，有这样一种感觉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中国特别是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烦和抵制新冠政策。

应该说，清零政策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老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的疫苗接种率很低。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不足，农民工人口的医保覆盖率尤其低。如果他们采取几乎世界上其他每个都采取了的措施，允许病毒或多或少不受控制地传播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世界其他地方都已经走到了前面。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即便是在已经发生那么多的悲剧之后，依然不得不继续在一个生活岌岌可危的处境下生活。如果你的码红了，那么突然，你就不能出门，不能上班了，你的生计可能因此而受到威胁。有时，这样的管控让人感觉有些任意，并且不一定就是保障公共卫生的最佳手段。

今年四月上海封城和2020年武汉封城的区别很重要。在考察武汉封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封城政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且很多社会力量也主动地参与近来。封城很难，看起来也很严酷，但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认为，今天，那个支持已经被严重削弱了，政府要让人接受最近这几次真正严苛的封城政策越来越难了。

一个原因在于，在最近几次封城期间，政府和雇主要求人们继续工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好吧，你必须留在工作场所。你必须全力以赴地工作。”我认为富士康发生的事情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了这点。世界上没有那个地方的生产速度比富士康更快了，因为他们即将进入苹果手机等商品的生产旺季。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富士康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呈现了中国人一直在经历的那些让他们日益感到幻灭的事情。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劳工活动家的反应。那就是长期以来富士康侵犯劳工权利的历史。富士康是一家臭名昭著的，以剥削和把员工的活动和生活控制到极致而著称的公司。

《亚洲劳工评论》：我们稍后还会更加详细地谈到富士康控制劳工的机制。在那之前，我想问一下，这种闭环管理来自哪里，以及它是怎样运作的？在富士康之前，其他城市的其他制造商已经用过这种管理方式了。

傅青山：我认为简要回顾闭环管理的历史很重要，而实际上，这种管理始于美国。

2020年夏秋季，NBA打造了所谓的“泡泡(Bubble)”。这是NBA为确保赛季和决赛能够进行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们把所有球队拉到弗洛里达，创造了一个不让球员离开、只允许极少数人进去的系统。球员就在赛场生活。食品和医药供给可以进去。没有观众，NBA决赛也成功地举行了。

北京冬奥会采用了NBA泡泡的管理方式并做了调整。当然，因为是中国政府，所以在管理上更严格。接着，这种管理方式被用于全国的工作场所。第一次大规模应用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在上海封城期间。2022年3月，在确证病例开始增加的时候，他们在4月到5月期间实施了封城。

在4月份的时候，政府把666家公司认定为保障上海经济运行的重点企业，于是这些企业开始执行闭环管理。它们被告知在疫情期间也要继续运营。

有证据表明，工人可以选择是否进入闭环。可问题是，蓝领工人就没得选。不去，就意味着工作没了。去的话，又不清楚要去多久。一开始，人们以为可能会封两周，但有些地方到最后一共封了70多天。

就闭环管理而言，值得注意的例子有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那是他们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生产设施。还有广达上海制造城，它是苹果的电子供应商，也是特斯拉的供应商之一。

一些企业厂区没有宿舍，工人只好在工作场所打地铺。在那期间，他们买不到食物，也不能出去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以他们的全部生活都被封闭在这些工作场所里。既不让人流动，又要让经济继续运行，这就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

《亚洲劳工评论》：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所谓的临时防疫措施的闭环管理和强迫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你会把富士康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强迫劳动吗？

傅青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完整。我们应该要求让一个独立机构来全面调查，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那里发生的事情就相当于强迫劳动。我的意思是，在工人离开的时候，他们不是舒舒服服地走出前门，而是翻过栅栏或找栅栏的缺口钻出去。在我看来显然，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这么搞有以下几个动机。一是想留住工人，赶上苹果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交货期限。在越来越多的工人生病、被拉去隔离的情况下，厂方想把健康的工人留在生产线上。再一个是闭环管理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所以，执行闭环管理的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这些雇主。

所以，现在，富士康要负责给工人提供食宿和照顾。这服务的规模可不小。要是有阳性的工人逃到厂外引发厂外疫情的话，那对富士康来说也会是一个政治问题。

好消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大规模的拒绝，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罢工。人们拒绝工作，至少拒绝在那种状况下工作。这实际上也带来了变化。后来富士康也说了，“好吧，现在你们可以走，但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话，我们会给你们更多的钱。”我觉得我们必须关注这点，即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发一些重大变化和可能的改善。

《亚洲劳工评论》：我也一直沿着同样的思路来思考这个集体行动的问题。这个故事被表述为“工人逃离富士康”，这点是足够真实的。虽然这不是工作场所罢工的典型案例，但它依然是工人集体拒绝工作的一个实例。

当然，留下还是离开是个体的决定，但我们知道，在工人那里也有很多关于逃离的讨论，并且在逃跑的过程中，工人也会相互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逃离富士康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也是工人对资本对他们做的事情的一种反抗。

傅青山：这肯定是集体行动。工人有被关在工作场所、被关在宿舍的集体经验。就像在任何种类的劳工行动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他们会形成一种共同利益、集体不满的意识并形成某种行动。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人翻过栅栏。在图片和视频中，数十万人为躲避试图阻拦他们的防疫工作者而在高速公路上、在田间步行。

我不知道具体而言这次逃离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但显然，工人们做出了集体的决定。他们没有集中的领导。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相互分享可以逃去哪儿的信息。而出去后，他们也会分享关于去哪里坐车、去哪里找东西吃的信息。

而且，我不知道情况有多普遍，但我们看到，当地人也会给他们放置食物和水。他们正在安排此类去中心化的互助，试图以此来帮助工人。我认为对工人的普遍同情不只发生在网上，也真实地发生在社群里。这表明，这是一个集体的过程，甚至不在工作场所的人，也同情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当然是一场小型社会运动。

《亚洲劳工评论》：让我们来谈谈郑州富士康的工人。这些工人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

傅青山：首先我要简单地说说富士康在中国扩张的背景。富士康是一家台湾公司。两千年初，他们在深圳扩张了他们的第一个大型生产设施。在巅峰时期，深圳最大的工厂有近40万工人。但在2005年前后的巨大扩张过程中，深圳开始出现劳工不足的情况。

所以富士康为确保能够大规模生产苹果所需产品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把一些工厂扩张到内地。于是富士康在郑州、太原、成都等地也建立了工厂，其中郑州的厂最大。

郑州政府的卖点之一在于，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它的人口超过了一个亿。它也不是那么的富裕。在郑州附近的腹地有很多人，政府说，这些人将是富士康的优质工人。

深圳富士康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而郑州厂的许多工人就来自省内。他们大多不是郑州本地人而来自于周边的市、镇和农村。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并且对理解这一次工人的出逃来说很重要。虽然来自省内，但他们回家还是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听报道说有人计划步行200多公里回家。很多人最后还是搭上了车。但至少他们有过这样的想法：在路上走上一两天，我就道家了。

《亚洲劳工评论》：从劳动力构成的角度，有报道称，郑州富士康生产线上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人属于所谓的“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是一种用工形式，被派遣的劳动者不直接与富士康签订合同，富士康使用他们是为了提高雇佣的灵活性和临时性。

傅青山：我还没看到精确的数字。我猜富士康会竭尽全力避免那些数字被公开。根据中国劳动法，在你雇佣的工人中，这种非常规工人的比率不得超过百分之10.但大量的报道已经指出，多年来，富士康和苹果的其他供应商一直在系统地违反劳动法的规定。

一个原因仅仅是，他们更便宜。通常雇主不用给他们交社保。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更灵活，可以在维持雇佣成本最小化的同时满足苹果在特定时段生产旺季的需求。

我觉得还有一类工人值得关注。那就是来实习的学生。中国企业广泛地使用实习生。这些人在技校上学，然后被派到富士康和其他电子工厂实习。十多年来，郑州富士康一直在非法地使用这些实习生。

而那些所谓的实习往往与学生学习的专业无关。但因为学校和这些工厂之间有协议，除非学生老老实实地去“实习”——实习的报酬比常规的工人少，学生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否则学校将拒绝给他们颁发学位证书。显然，如果说这都不算强迫劳动的话，那么，它至少不是完全自由的劳动。

《亚洲劳工评论》：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我还想问，富士康是怎样做到成功控制和管理厂内如此规模的劳动力的。它怎么能做到这点？

傅青山：富士康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做出的一个关键安排是宿舍制度。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在厂内安排了大量的宿舍。不过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变化，和十五年前比，为工人安排宿舍的做法不那么流行了。但郑州富士康还在实行这个制度。

宿舍听起来像是不错的福利，它对外地来的农民工来说也的确很有帮助。但宿舍对管理工人来说也极其有用，因为宿舍里的工人很容易监控。

再者，富士康以破坏宿舍既有的社会网络而著称。中国的工人往往成群地来，连接他们的，是家乡的网络。他们说相似的方言，并因此而具有某种社会关联。

富士康非常有意识地试图破坏那些联系，把来自不同地区、互不相识的人分到一个宿舍，因为他们不想工人有这样的社会网络，后者可能成为反对雇主的动员工具。

但宿舍制度至关重要，它使富士康能够以一种符合买家（他们最大的买家就是苹果）要求的方式把劳动力动员起来。但在销售旺季，其他电子商品的买家也会对工人提出过分的要求。

他们会要求人们一天不只工作九、十个小时，可能还要工作十一、十二、十三或十四个小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在半夜把工人从宿舍拉出来，送到生产线上。

《亚洲劳工评论》：一些人会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但显然，很多问题一直存在。

傅青山：我认为我们需要考察整个供应链的组织，这又要回溯到苹果，导致这一局面的，是苹果与其他电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他们已经在向其他地方搬迁。富士康正在越南扩张。在印度，他们也有一个大的扩张计划。

考察雇主在郑州和其他地方做的非常具体而糟糕的事情也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真对解决问题感兴趣，而不只是把虐待劳工的行为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就算了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视角，思考一种不同的，组织全球规模的生产的方式。

《亚洲劳工评论》：就像你说的那样，富士康不只在中国办厂。多年来，它也在全球各地投资办厂。关于富士康的全球足迹以及富士康在全球扩张对劳动标准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

傅青山：他们不想停下来。他们已经从上一辈台湾一个不那么著名的公司，发展为这个在标志性电子产品生产中举足轻重的《财富》世界500强大规模企业。

他们承认在中国的生产还是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不可能像在中国那样扩张——他们不可能有在中国这样的规模和效率，更不用说过去十五到二十年里他们在中国享受的那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了。在越南、印度，在他们决定投资的任何地方，他们都不可能复制这点。

我不是研究这些国家的专家，没法评估不同地方劳动实践的一致性。我一直想更多地了解富士康在俄亥俄开设的汽车厂。毕竟，他们没法在这里做他们在郑州富士康做的事。

首先，规模还差得远，而且从宿舍工人的角度来说，你就没法在俄亥俄那么干。工会也不会允许，虽然在美国，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避免成立工会。

《亚洲劳工评论》：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关于中共二十大的报告。关于中国令人难解的精英政治，除了猜测，很难再做什么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受防疫政策限制，我们很难去中国观察那里的人，和那里的人交谈，而信息又不透明。

所以，富士康的情况为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正在发生什么的窗口。富士康的情况对于理解中国劳工和扩大劳工团结来说意味着什么？

傅青山：作为学者，眼下你肯定是没法去那里做研究的。以前的那些传播信息的劳工NGO也大多被关闭或不能正常活动了。

冒着过度使用比喻的危险，可以说，那边连信息也“闭环”了。这就让人很难知道该怎样支持中国工人的行动或声援他们。

我希望，这次事件会让要求执行这些政策的北京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好好想一想，真正关爱工人的防疫措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真切地看到，这些政策对工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还有一点，富士康事件提醒我们（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想说鼓励）中国工人还在延续我们在过去一代人那里看到的集体行动的、在工作场所反抗不义的传统。

它让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以怎样的方式——不是直接支持他们，因为那依然是不可能的——发出我们声援的信号。我想，让中国国内的人看到国外的人——那些消费他们生产的产品，在他们雇主生活的国家生活的人——也在声援他们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