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的情緒病經驗
我的焦慮抑鬱症「發病」時間，經驗中，我評估的時間，是在3時至8時左右。最主要的徵狀是功能性腸胃病，例如胃酸倒流，胃痛。另外是不能集中精神，頭痛，頭暈。壓力及負面經驗,當然是誘發病的原因，不過，焦慮症其實是可以無端發病的，未必是因為內在或認合的原因，好像一種情緒突襲。
首先，焦慮抑鬱症是家族的遺傳性疾病，姨母，大表姐，二表哥，外祖父，外祖母都有焦慮性向的抑鬱症。父親那邊，祖母有思覺失調而入了院舍治療。因此我患病的風險很高。
在整個小學，一直到中學生活中，因為個人的性向內向，以及嚴重的鼻敏感。使到自己感受到排擠，及在人際關係的不協調。而在功課方面，個人感到致使投入很大的努力，但是成績仍不能如意，甚至是非常失望。在當中，我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失望，孤立，焦慮，及迷失。中學時，事實上曾主動找尋社工協助。而且定期的會談。然而，社工未有針對個人的焦慮，轉介至醫療機構。
這可能因為焦慮未而於呈現有精神官能症，手震或是出汗未必可以作為診斷焦慮抑鬱症的充分徵狀，而且考慮到在轉介的過程中，牽涉到醫療系統，以及綜合服務中心體系的交代及合作的複雜性。因此，這是一個未被轉介的原因的一個可能性。
我是由修讀副學士期間，已經有非常焦慮的感覺，直到修讀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中要求實習，加上實習環境的不配合，實習所佔的分數甚大，引致的巨大的壓力。人事的衝突及受到極大的傷害。自尊感趺到非常低落的位置。直至我入讀大學學士，然後發展親密關係(拍拖)，我的情緒崩潰，包括失落，崩潰，焦慮，孤獨寂寞，很容易動脾氣，緊張， 無力感 ， 失望，害怕，沒有安全感，情緒難以冷靜，和經常有負面不好的預感，巨大的焦慮感，乃至絕望感纏著我。
發病前，我反而會忘記自己是一個「病患」的身份，佐是，我是會仍然在一定時侯食藥。精神狀態的起伏時，最先會用比較原始的方式，例如做靜心內觀，深呼吸的動作，合上眼等，但如果是異常突發的，如胃酸倒流的疼痛，就會立即服用鎮定劑及胃部神經抑制劑。
其實精神狀態未必等於在精神病理學分類(所謂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的精神病徵狀。不過如果一個人有一種負向情緒超過三個月而未有好轉乃至生活受到影響，那就有可能需要接受治療。
個人來說，因為有一後展時期處在不太開朗的狀況，有關不開心的精神狀態和對憂鬱/焦慮，有接近強迫性的沈溺，個人分辦得清楚。但是，有一段時期，因為轉醫生的緣故，而轉食輝瑞的藥。十年前，致使是家人一言二語，都會引起極大的情緒反應，如大叫咒罵，以「解決問題及仇恨」。這其實也是控制不到自己，然而，因為一直認為與家人之間的矛盾及委屈，在多年來被壓制及打壓，因此認為這是一個必須使用的方法。
精神病學分類下的精神病徵狀方面，我想要再多一點言明的。因為我是經由私家的家庭醫生緊急轉介至公立醫療系統的。初確診已經連續三個月出現無力感 ， 失望，害怕，恐懼，劇烈的焦慮。而且有起過五次自殘，以及有跳橋自殺的衝動。而自殺念頭更加是極為頻繁。而2007年11月至2019年期間，已經轉了六個醫生。第三個醫生(2009年中)甚至因為我的肥胖問題，勸說停藥。有一段時間，由2009年中至2010年二月未有食SSRI(抑制血清素再回收藥物)，在停藥的時間，可能已經引起腦部結構的改變。對於SSRI藥物作出副作用，如失眠，胃痛，精神不集中。
在2011年的二月，因為憂鬱/焦慮早在2010年三月已經復發，而且已經食有SSRI(抑制血清素再回收藥物)及安眠藥。而二者因為食了沒有成效，三月至2011年2月期間，第四任醫生不斷加重份量，甚至安眠藥的食用已經到依賴成癮(在五個月內，份量半粒變成二粒)。而我要求她寫醫生診斷信，卻指出我的病是「適應性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 (AD) 。而最初診斷的心境疾患（Mooddisorders)加上焦慮性疾患（Anxiety disorders）。在2018年，醫生才把診斷的心境疾患為混合焦慮抑鬱症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MADD)。
焦慮抑鬱症是會有幻覺的，在患病初時，即2007年7月發展親密關係(拍拖)時，有一種強迫性的聲音/幻覺/強迫想法認為，她不我的身邊時會遭遇意外，事實上，在之後幾次的親密關係中，都會有感到她「遭到不測」及「受傷害」。腦海不停重演「她遭到不測及受傷害」的情況。當我經驗幻覺, 與此同時 你認為那一刻覺察不到的是什麽 ? 然而，強迫性的聲音/幻覺/強迫想法令我覺察不到她遭到不測及受傷害的機會率有多小，究竟她真正可能受傷害的可能性。或究竟她是否會受傷害。我在工作時懷疑聽到的看到的是幻覺，或是強迫症想法, 我會比以前更開放，會跟同事及老闆說。當然，先決條件是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對康復者包容的環境。
我會表明我所見到的/聽到的幻覺，而且直接說是患病的徵兆。
有精神科醫生說出，「希望日後醫精神病好似醫感冒咁」，但事實上，它的困擾令生活，日常作息及心理狀態都被打亂，維持不了平常人的工作生活。試問，在現代化都市不同行業都要承受重大壓力的時候，那工作心理的承受壓力的要求及心理穩定性，對於康復者，卻是一座大山。醫精神病好似醫感冒，其實只是一種簡單的，表面的表述。
在真實的精神病患發病的情況，不如感冒的穩定，一個精神病患在投身勞動市場。他面對的精神狀態更多變，更難以預料。因為社會/工作環境，致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都會影響，或使他有移情作用等變數。
醫學於對腦內分泌的不了解，有別於糖尿病只要知道胰島素的份量，精神病患治療的複雜性就在於不可能用精準的藥用份量來調校，針對此作精確的藥用調整，精神病學上，直到現時仍然沒有一種藥可以免除副作用。
更甚的是美國FDA和台灣衛生局對於SSRI(抑制血清素再回收藥物) 的副作用有很嚴重的警告，警告SSRI有可能加強患者的焦慮症狀，而且引致失眠，甚至是自殺的警告。然而，香港的精神科醫生，甚至是藥物名冊連這些最基本的，極為嚴重的資訊都少提及。這是醫療界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也想在照顧者的角度談談情緒病，自己其實正在面對的家人的焦慮症狀，然而，母親的精神症狀，在過去對我做成很大的困擾，尢其是在就讀碩士巨大壓力的狀態下，家人的焦慮症狀嚴重影響自己的情緒，例如，她失眠在我的房間拍門。我卻不能完全可以解決她的需要。而且當時我也不懂如何面對。之後，我面對她的病情的方式，是讓她可以投入宗教團體，以致是現在鼓勵她接觸自助團體。在其他的病患/病患家屬取得認同。過往一直認為與家人之間的矛盾及委屈，在多年來被壓制及打壓。而且在多年的被壓迫的情況下，印象中覺得他們並不會站在我一邊。他們不了解我，而且限制我發展的機會。但可能因為接受心理治療，信仰改變，對他們可能可以採取更寬容的態度。
職場上，情緒病患者都要面對進退維谷的情況，如果我的履歷表，表明了自己是一個患有精神病的人。而且附帶精神科醫生證明書，那就要冒不被獲招聘的風險。過往在與僱主會面時，表明可能會出現的發病狀況。而因為我是社工的關係，這樣的溝通更是不可以忽視的。而且社工的性質是對於弱勢社群負責，擔當重大，這也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責任。當然，現時的行業生態普遍都要求他人承受非常大的壓力，這也令我對於是否應徵承受高壓的工作有所保留。我覺得，復康服務應增加招攬更多的朋輩輔導員，朋輩輔導員的角色可以使康復者以及面對情緒，建立一個互為支持，類似鄰居的社群網路，一般來說，康復者都會與家人同住，但是他們出門的動機或是可與他們的朋友接洽，實在困難。而因社社會服利體系的分工，社會工作者未必可以充當稱職的輔導員，而困擾的人可`以在朋輩輔導員的支持下，得到更有同理心，個人化，即時的協助。
藥物如何影響的身體機能的運作呢? 我用的是比較舊的藥物，已經調查他們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及運作機能(BZDs (benzodiazepines) )，如記憶力下降，藥效越快的越容易上癮等。我一直都跟醫生商量藥物冶療的期限，以減藥來達到。初確診時，醫生聲稱期限是半年，但是之後的情況顯示，焦慮在減藥時病情反彈，自己冶療的進度反而受阻，不過雖然減藥的進展在反反覆覆。要停藥應該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精神科醫療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他本質上是不嚴厲的，例如他們精神病患的複雜性，體現於對腦內分泌的不了解，有別於糖尿病只要知道胰島素的份量，針對此作精確的藥用調整，精神病學上，直到現時仍然沒有一種藥可以免除副作用。但是，他們卻要你去信服他們的判斷是準確的。甚至是美國FDA和台灣衛生局對於SSRI(抑制血清素再回收藥物) 的副作用有很嚴重的警告，但在香港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而社工界，甚至是一般人士當醫療為重的制度是理所當然的。卻不考慮有其他的自然療法方案可以採用，醫學 - 科學範式壟斷了整個療法方案，使我們對他們的有限性不作任何考慮。
除了藥物，現在會見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藝術治療師，註冊家庭輔導治療師及 Accelerated experiential dynamic psychotherapy 的方式，Gendlin's Six-Step Focusing Exercise ，甚或靜坐，幫助復元或控制病情。
關於自殺，我這十年來想了很多次，我甚至會問，我有自殺的權利嗎? 自殺是具尊嚴的死法嗎?我認為，生命是屬於自己的，而且是絕對是自控的，根據歐洲人權宣言，人類完整的擁有自己的生命，而生命非別的存在或神賜予的，因此對自己的生命的存留，是有絕對的保留權利。安樂死及自殺權是必須得以保障的。相反香港跟蹤的普通法，是英國的法律，它依據十八世紀的宗教觀，絕對是過時及不恰當的。
事實上，社會的結構問題，一定會引起一個集體，因為不能適應現代化社會的單一性，充滿壓力的生活方式，疏離的人際關係，工作勞動市場的異化，學校制度的亳尊重個人獨特性。社會種種扭曲的規訓。勞資之間的關係及剝削等不公，產生了一個集體的特殊精神狀態。資本主義本質上對弱勢的排斥，異化及邊陲化。對於人類本質的亳不尊重。不如指出: 情緒病甚至是不同形式的人格障礙，底多底少都是社會文化結構制度的產物。「精神病患」這個身份是社會文化習俗中，形成的一個扭曲了，邊陲化的既定形象，加上城市化中，人與人之間產生的陌生感及恐懼，從而擴大化了對於不同精神狀態的獨特的人的恐懼。再者，城市化諦做了「生產必須快速而單一」的邏輯，而不能協調的人，如精神狀態不能調適的人，就會被介定，被排斥，被邊陲化。
最後，作為康復者，我說說現在跟社會或社區的關係。過往的工作，是作為社社工，於社區組織基層及弱勢社群的人士，而作為患者，我會分享自己的經驗。當然，在自助組織中，我希望擔任更多對外接觸，溝通，解釋作為情緒病患者的困窘。在社會層面，我會繼續批判理論的立場，探討並闡述受助者和建制，社會福利及大眾的關係。希望把社會福利的話題攜帶到大眾的主要重點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