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革命與被革命(七)—— 打量魯迅之身前事與身後名

除了「三盟一會」，魯迅還有一些重要事項需要歷數一下：

第一，1931年1月，左聯五烈士柔石等人被捕，由於柔石身上帶有魯迅印書的合同，魯迅在日人內山完造的幫助下，離寓避居日人旅館。與此同時，有關魯迅被捕、被殺的謠言滿天飛，也不知大家是擔心他被捕被殺，還是唯恐他不被捕不被殺。國民政府也不辟謠，不知是不屑，還是顧不上，避謠的倒是魯迅本人。

魯迅大罵一些文人搖筆造謠之無恥，然則你幹嗎要躲出去呢？連當年經常訪問魯迅的增田涉都說，也許是自己當時不太瞭解魯迅之故，「魯迅對於自己的生命是慎重地警戒著的，覺得倒有些過於神經質的程度。」還說，魯迅對他說：「在政府和國民黨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會被捕的。不過地方的省政府、省黨部下面的黨徒會做出什麼事情來，卻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1］

第二，1931年6月，日本皇室貴族柳原前光的次女、孫中山日本浪人朋友宮崎寅藏的兒媳婦柳原燁子通過內山完造的介紹，在日人開辦的功德林酒館宴請魯迅等人。席間，魯迅大說中國政治的壞話，柳原燁子遂問：「那麼你討厭出生在中國嗎?」柳原小娘子所言很有些「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的意思，魯迅回說：「不，我認為比起任何國家來，還是生在中國好。」［2］

第三，魯迅跟增田涉說：「中國未來，會出現沙漠。」增田涉認為這是魯迅關心未來的表現。魯迅補充說：「如果中國人再不死一些(由於飢饉和相殘殺)，和平不會到來吧？變成三分之一（聽說的是三分之一，又象說的是十分之一，因為說到要出現沙漠或者是說十分之一吧？)左右的人口吧。」［3］

第四，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魯迅全家避居內山書店。後來內山完造邀請魯迅去日本小居，為魯迅所拒：「依我看，日本還不是可以講真話的地方，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連累你們。」［4］

幸虧魯迅沒去日本避難，否則有些說不清，你說日本侵略中國呢，你卻躲到日本本部去了，從哪方面都說不過去。

第五，1932年魯迅為一個留蘇學生的《蘇聯聞見錄》作序。他說，他終於明白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要進攻蘇聯了，因為蘇聯「工農都象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還有，蘇聯愈平常，資本主義國家就愈害怕。他所謂的平常「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百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幹得出來的。」［5］

同時期魯迅還寫有一篇《我們不再受騙了》。說，帝國主義愈說蘇聯壞話，我們愈覺得蘇聯好；帝國主義的利害與我們的正相反，「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有記者告訴他，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智識階級要餓死！他說他才不信呢，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誰也不會餓死」。［6］

在致友人的信中，他不屑地說：「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聵胡塗，他們好像以為俄國要吃他似的。」［7］

第六，1934年有人罵魯迅漢奸，說魯迅蒐集一年來詆毀政府的文字編為《南腔北調集》，由日本老友內山完造介紹給日本情報局，魯迅所獲稿費幾及萬元云云。其實，拿不拿日元我們不知道，拿盧布則是有的，只不過不是魯迅，而是統戰魯迅的那個組織。拿了人多少盧布，至如今還說不清楚！

第七，1935年魯迅給胡風去信：「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指「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外出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什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到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卻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8］另一封信里還談到蕭軍不必加入左聯，「一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9］

第八，1935年10月22日魯迅致友人的信件中，談到了史沫特萊勸他出國療養一事，魯迅認為自己的病不必養。他錯了，他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也許是外人看得明白，日人增田涉也看出魯迅的不妙來了，他說魯迅晚年的小品「幾乎使人感到病態的可怕」，等見了魯迅本人，發現他「在肉體上也表現著一些可怕的地方」。［10］

是有些可怕。下面，讓我們以倒計時的方法，定格一下魯迅最後的身影：

1935年11月，日本地質學家清水三郎來訪，這傢伙，居然給魯迅送了一具時鐘！

還是11月，魯迅應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之邀，全家出席蘇聯為慶祝十月革命十八週年而舉辦的招待會。會上，大家再次建議他去蘇聯遊歷並療養，再次為魯迅所拒。一者是覺得自己離不開，二者為防大家說他拿盧布。

1935年底至1936年初，由於中共要搞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指示解散左聯，另建文藝家抗日協會什麼的。魯迅首先不同意解散左聯，其次即使同意解散，也在解散方式上跟左聯中共方面的負責人夏洐、周揚等人產生了意見分歧，他對中間負責傳話的茅盾說：「對他們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11］

1936年4月，致友人的信件中，魯迅說左聯已經解體，正在籌組新協會之事，但是他覺得這裡頭「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所以「別組什麼協會之類」，他是「決不進去了」。 ［12］另一封信中，再次說及自己不想加入：「鑒於往日之給我的傷，擬不加入，但此必將又成一大罪狀，聽之而已」；還說起田漢批評自己，自己曾回函質問，沒想到田漢回的是，你名譽好，亂說也無妨的。身旁的「戰友」更是替田漢辯護，人家有大計劃，此刻不能定論。［13］

還是1936年4月，馮雪峰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從延安回歸上海。魯迅給他大發左聯負責人的牢騷，他呢，估計又給魯迅大講革命形勢了。總之，據友人回憶，馮雪峰講得正在興頭上時，魯迅給他來了這麼一句：「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掉我！」嚇得馮雪峰趕忙回：「那不會，那決不會的！」［14］

早在日本留學時，魯迅雖加入了陶成章的光復會，但他與好友許壽裳背後論起陶成章來，那也是一針見血的：「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就連書呆子周作人都能看出陶成章無非是「明太祖一流人物」。［15］待剛到上海，跟一幫左翼作家爭論文學時，他就說這幫人「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16］

1936年5月，魯迅被確診為肺結核晚期。給魯迅確診病情的外籍醫生認為，魯迅太堅強了，簡直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放到歐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17］

1936年6月，魯迅收到了宋慶齡的信，告知他：「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您，革命需要您！」［18］如果大家能回憶起前述魯迅在廣州，收到學生信件，說「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之時的那種不屑，當會想到魯迅收到宋女士此信，也會很不受用的。

與此同時，病中的魯迅不但得與所謂的托洛斯基派鬥爭，還深陷左聯之後新成立的文藝家協會的口號之爭。文藝家協會死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報告和王明宣言的宗旨，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呢，則提出一個長長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雙方為此大打口水戰。其實就是比賽誰更忠於蘇聯，忠於國際而已。用李劼的話來講，骨子裡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把日本軍隊吸引到中國來，不讓他們進犯蘇聯。

早在1936年5月，魯迅就回復自己提攜出來的年輕後生、左聯另一領導人徐懋庸說：「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復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19］沒成想你想結束，他們不想結束，到了1936年8月，徐懋庸還來信批評魯迅，有氣無力的魯迅挺著病驅，花了四天時間作了長長的回復：《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這是魯迅生命旅程即將結束前的長篇文字。其中比較有意味的回復有三段：「據我的經驗，那些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啓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漢奸，官方派來的。」「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20］

1936年9月，魯迅作《死》，裡面列了七條遺囑。遺囑沒啥，遺囑後面的一句話卻亮了：「歐洲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21］

1936年10月18日，魯迅半夜發病，10月19日晨5時25分，魯迅拉著許廣平的手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個「怨敵多矣」的世界。

（責任編輯：余江波）

附參考文獻：

［1］（日）增田涉：《魯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3頁。

［2］（日）增田涉：《魯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頁。

［3］（日）增田涉：《魯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頁。

［4］李何林：《魯迅年譜·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頁。

［5］魯迅：《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頁。

［6］魯迅：《我們不再受騙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441頁。

［7］魯迅：《致曹靖華·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頁。

［8］魯迅：《致胡風·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491頁。

［9］魯迅：《致胡風·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543頁。

［10］（日）增田涉：《魯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

［11］茅盾：《我和魯迅的接觸》，《魯迅研究資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70頁。

［12］魯迅：《致王冶秋·書信》，《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

［13］魯迅：《致王冶秋·書信》，《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頁。

［14］陳瓊芝：《為什麼魯迅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魯迅研究百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2頁。

［15］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263-264頁。

［16］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頁。

［17］李何林：《魯迅年譜·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頁。

［18］李何林：《魯迅年譜·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頁。

［19］魯迅：《致徐懋庸·書信》，《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20］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9-550、554、557頁。

［21］魯迅：《死·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