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蹤文學獎 開啟馬華文學新傳統
國家文學獎十四位得主，全為馬來人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國家，除了人口多數的馬來人之外，還有華人，印度人，和東馬原住民等各族裔。然而自建國之始，憲法就保障了國文也就是馬來文，和伊斯蘭教在國家的特殊地位。這也反映在官方對文學的態度上，在一九七一年的國家文化大會議決只有馬來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才是「國家文學」，而實際上除了用馬來文書寫之外，對於作品的「伊斯蘭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因此自1981年開始頒發的國家文學獎得主，至今共有十四位，全部都是馬來人，而且直到2015年才有第一位女性得主。
馬來西亞華人在歷史上雖然人口比例曾一度高達三成七，馬來西亞憲法也保障各族人民學習母語的基本權利，但在馬來西亞的官方敘事中，國家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所有人都使用馬來文為第一語文的「馬來西亞民族」，在這個脈絡下，華文教育被視為一個繼承英殖民地社會之後，一個階段性的必要妥協。華文被視為「族群語文」，甚至是「外國語文」，馬來西亞的官方歷史教科書對華人史的著墨也非常少。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創作，如同華文獨立中學，是不被官方承認的實際存在。
支撐馬來西亞華社的三種有力組織
自建國之始，馬來西亞華人就面臨被「同化」的焦慮，擔心自己會如其他東南亞各國華人的命運，走到自身語文和歷史的終結，這個生存的危機感，是馬華文學一個很大的歷史負擔。馬華文學的另一個歷史負擔，是易受到其他華文場域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有「兩個中國」的冷戰時代，馬華文學也分裂成受中共影響的「現實主義」，和受港台影響的「現代主義」，成為冷戰的前沿。支撐馬來西亞華社的三種有力組織，分別是華文學校，華文媒體，和華人會館／非營利團體，因此，不受國家承認的馬華文學，其文學獎也大多由這三方舉辦。馬華文學場域現有的文學獎包括，《星洲日報》舉辦的花蹤文學獎，吉隆坡雪蘭莪中華總商會主辦的馬華文學獎，和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的海鷗文學獎等。
其中，《星洲日報》舉辦的花蹤文學獎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雪隆中華總商會主辦的馬華文學獎比較接近頒給作家的個人成就獎，馬華作協主辦的海鷗文學獎為避免和花蹤同質性過高，後改為限制三十五歲以下參賽，以鼓勵青年創作者。
滿足馬華文學創作者「被看到」的渴望
花蹤文學獎創辦於1990年，正好是冷戰即將結束，台灣剛剛解嚴，中國加速改革開放的時候。以一個文學獎而言，她的規格令人瞠目結舌，她有新加坡國家文化獎得主陳瑞獻特別設計的銅雕獎座，有馬來西亞文化人陳再藩和音樂人陳徵崇特別創作的主題曲，有高額的獎金（最初時為一般記者月薪的三到六倍），有從其他華文場域遠道而來的名家評審，有電影影展般的頒獎典禮。
花蹤文學獎創辦之後確實形成一股風潮，成為馬來西亞華文場域最重要的文學獎。肯定者認為，花蹤至少給了文學創作者形式上的尊重。文學創作在社會上往往是資本弱勢，不會得到太多的關注和肯定，特別是在馬來西亞華社，花蹤文學獎極度豪華的頒獎典禮，給了作者人生難得的掌聲和榮譽，國外評審對此也多嘖嘖稱奇。
花蹤文學獎是單篇競賽的文學獎，按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等文類分組，頒獎典禮的遊戲規則和金馬獎金曲獎等類似，會先公布入圍名單，得獎名單事先絕對保密，到了典禮當下要頒發的那刻，再現場公布，刺激萬分，只差沒有鏡頭對著得獎者，捕捉得獎那刻的神情。得獎者會上台致詞，會有媒體（也就是《星洲日報》）採訪，和相當大篇幅的報導。除了獎金和名聲以外，評審紀錄在《星洲日報》副刊公布時，可以看到名家評審如何討論自己的作品，對參賽者而言，也是難得的際遇和重要的動力。
因此可以說，花蹤文學獎滿足被國家忽視的馬華文學創作者「被看到」的渴望，無論是被中港台等其他華文場域看到，或是被本土的馬來西亞華社看到。文學創作突然變得沒有那麼孤獨，而是一件也可以「出人頭地」的事，這樣說似乎很功利，但在現實困難的馬來西亞華社，對文學創作者是最大的實質上的幫助。
賦予作者文化和象徵資本
有了花蹤文學獎這個「蘿蔔」的鼓勵，確實有更多的人投入文學創作，也產出一些優秀的作家。最具有代表性的非黎紫書（1971-）莫屬，屢獲花蹤首獎的黎紫書，在馬華文壇掀起了一股「黎紫書現象」，讓很多年輕的馬華文學創作者，都模仿她的文風。黎紫書的作品在中港台皆有出版，並有廣大的讀者群。而且黎紫書是完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沒有任何留學其他華文場域的經驗。可以從下游的馬華文壇反攻上游的中港台的文學場域並獲得一席之地，黎紫書是極端少數（如果不是唯一）的傳奇性特例，除了作者本人在文學上的天分和努力之外，花蹤文學獎在賦予作者文化和象徵資本上，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黎紫書之外，其他如龔萬輝（1976-）、曾翎龍（1976-）、黃遠雄（1950-）等，都是在馬來西亞生活，在入圍或獲得花蹤後，在台灣出版著作的馬華作家。
可以說在冷戰時代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爭結束後，花蹤開始了馬華文學的新傳統，九○年代之後重要的馬華作家，很少和花蹤沒有任何關係。
「兩年寫一次花蹤」的弔詭現象
但是花蹤文學獎的遊戲規則和對馬華文壇的影響，在連續舉辦十多年後，也開始招致一些批評。首先是花蹤文學獎並沒有禁止獲得首獎者再次參賽，因此出現了一些參賽者一直參加一直得獎的壟斷情況。單篇競賽文學獎的用意是鼓勵新人，期許得獎者從此「出道」，成為專業的作家，以著作在書巿和文學的殿堂決勝負。在馬華文學場域，因為花蹤文學獎的強勢，其獲利遠大於個人著作的出版，又未禁止重複參賽，因此單篇競賽反而成為創作者的「終點」。除了黎紫書之外，其他得獎者的文學產量很多都甚薄，有些甚至未曾出版過任何個人著作。在台灣，「獎金獵人」至少還得流浪於不同的文學獎之間，但在馬來西亞華社，卻形成「兩年寫一次花蹤」的弔詭現象。對得到花蹤的渴望，讓作者更用心於如何在限制字數內迎合評審口味，展現文字上的奇技淫巧，而不是去追求文學上的厚度。
在其他場域，文學獎多能帶動得獎者著作銷售，但在馬來西亞華社，花蹤對出版業的業績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國外評審能不能讀懂馬華文學也是另一個常被挑戰的爭論點，是否花蹤的得獎者過度迎合中港台評審對「馬華文學」的刻板想像，而得獎作品和本土社會的關懷是脫節的？
「在馬馬華」和「在台馬華」兩大板塊出現新的融合
另外，在其他場域如台灣，媒體或報刊所舉辦的文學獎，多禁止主辦單位該部門員工參賽，以利益迴避，花蹤文學獎卻未禁止，而雖然決審有國外評審參與，但初審和複審都是本地的評審，包括星洲集團的員工，加上屆屆重複的得獎者名單，這給外界一種文學小圈子的觀感。
星洲集團本身經營媒體的方式也不是沒有爭議，在收購《南洋商報》之後，星洲集團幾乎完成了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壟斷，也在通路上打壓《東方日報》，但基於花蹤相關的利益，馬華文壇對星洲集團的霸權罕有發聲批評。星洲集團持有的其他報章自然不可能自己辦文學獎打對台，副刊的資源也不如星洲的《文藝春秋》，歷史悠久的《南洋文藝》在2017年甚至被星洲集團結束。可以說星洲集團透過花蹤完成了對馬華文壇話語權的壟斷，但也因此限制了馬華文學的多元發展，和削弱了馬華文學的影響力。
花蹤文學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增設了以著作參賽的馬華文學大獎，稍微修正了場域內過度重視單篇競賽的流弊。第十三屆的馬華文學大獎（2015年）更是眾星雲集，入圍者有黃錦樹、賀淑芳、黃遠雄、鍾怡雯、陳大為、黎紫書、李天葆，製造了不少話題性。為了讓最終的得獎者，已經入籍台灣的黃錦樹可以參加，花蹤甚至更改了章程，參賽資格從「馬來西亞籍」改為「曾在馬來西亞連續居住十年以上」。這也引爆激烈的討論，到底已經入籍他國的作者，可以算是「馬華作家」嗎。花蹤的態度確立了不受國家承認的馬華文學其「無國籍文學」的本質，讓馬華文學的認同和邊界變得更有彈性和模糊。在第十五屆，已經入籍台灣的張貴興也「回歸本土」，得到馬華文學大獎。花蹤的修正讓「在馬馬華」和「在台馬華」這兩大板塊出現新的融合，不再像上個世紀般那麼旗幟鮮明，也符合全球化的趨勢。
2001年起設世界華文文學獎
花蹤文學獎自2001年起也設有世界華文文學獎，獎金高達一萬美元。正面的意義是借助南洋這個「中國之外」的空間，可以不受政治意識形態干擾，以文學論文學去肯定文學作者，而且參賽者不需要是華人，用華文創作就可以，理論上這種文化本位而不是血統本位的立場相當有進步意義，但實際上尚未有非華人得獎者。
但站在南洋角度，這個地點在南洋，用南洋資本頒發的獎，和南洋／馬華文學好像沒有什麼關係。至今十位得獎者中有五位得獎者來自台灣（但只有楊牧是台灣出生），各有兩位來自中國和香港，一位入籍美國。除董橋和楊牧外，其他皆是中國大陸出生，雖曰「世華」但「離散」的情懷十分濃烈。評審委員中只有一位傅承得來自馬來西亞，至今也沒有馬華作家得過。所有得獎者都是外來，而公認文學成就最高，不輸給歷屆得獎者的馬華作家如李永平等，都拿不到這個獎，站在馬華文壇的角度，這個頒獎典禮當晚的最大獎，反而給人一種自我矮化的感受。好些得獎者對馬華文學也沒有太大的認識，甚至有些發言給人一種來「僑社」領獎的感覺。一些得獎者針對馬華文學的發言也令人尷尬，如王安憶在得獎好些年後卻說「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我個人不大抱希望」，說馬華「不認同這個國家」，「放棄了政治」（註：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對馬來西亞華人面對國家馬來霸權的困境，顯然毫無理解。
文學的影響力在大馬華社大幅衰弱
近年來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文學的影響力在馬來西亞華社更是大幅衰弱，主要是現在人人都可以上網直接批判政治，文學作為批判政治或反映現實媒介的功能性減退，年輕世代也多選擇影像或聲音作為創作的媒介，文學創作需要付出的心力多、得到的流量少，更是少人願意長期耕耘。花蹤的丰采也遠不如當年，文學獎對報社來說更多是一個負擔而不是增值。在許多其他場域報社的單篇競賽文學獎停辦後，如《聯合報》改為「聯合報文學大獎」集中資源獎勵寫作高峰者，也一直傳出花蹤停辦的謠言。若真如此，作者們也將失去最重要的舞台，馬華文學可說是成也花蹤，敗也花蹤。
在中國強勢崛起之後，紅色資本大量進入馬來西亞華社，接收來自中國的資訊和內容，也已成為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生活的一部分。那個「華文可能在這片土地上消失」的悲情也漸漸消除，但來自中國和華文社群的資本壓力，也讓馬來社會對國家機器抓得更緊，要將華文文學和華人歷史納入官方敘事，短期之內是毫無可能。
在中心和國家的雙重壓迫下，馬華文學這個「華文的小文學」要如何自處，期待會有更優秀的文學作品出現，給讀者反思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