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快樂也是要學習的」——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二)

（一）

沈先生割脈自殺的時候，畫家黃永玉在香港。

他是沈先生的表侄。沒過多久，沈先生給他寫信說：「你應速回，排除一切干擾雜念速回，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沒有過之值得獻身工作。」

原來徹底絕望，這時說要為史無前例的工作獻身。沈先生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變化？

（二）

沈太太三十八歲，生活經歷比較簡單，覺得丈夫完全沒有理由自殺。

她認為新政權非常好，沈先生的錯誤觀念把他自己害了。她在給沈先生的姐姐和姐夫的信里說：「其實並沒有壓力」「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眼前書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後必須易地療養，一定要把他觀念上的錯誤糾正過來才能保安全。」

但她深深愛著自己的丈夫。有人勸她離開沈先生，她說：「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弄好，恢復到正常生活和正常工作！」

1949年4月，沈先生離開精神病院，回家休養。沈太太推遲進革命學校，留下來照顧他。

兩個男孩，一個念初二，一個小學六年級，頭腦更單純。母子三人一起幫沈先生改造思想。

一些朋友和黨的官員來看望。其中一位勸沈太太不要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他不是革命者，不能拿革命者去要求他，最要緊的是愛護體貼。」

沈先生的情況穩定了一點。5月，沈太太去了共產黨開辦的華北大學。沈先生比她大八歲，是個名作家，飽經滄桑。沈太太跟他在一起，自然表現得比較克制。離開家裡，她的活力釋放了。剛到學校，她就跟同學一起唱《跟共產黨走》和《國民黨，一團糟》之類歌曲，特別興奮。她住在學校，每個星期回家一次。沈太太知道兩個孩子很會唱紅色歌曲，寫信說：「我禮拜六回家還要跟你們學著唱。」

孩子們白天也上學，家裡只剩沈先生和保姆石媽媽。他孤零零地坐在書桌前，看看黨的宣傳材料，看看自己的小說散文，將那些作品一把一把撕碎。

他不停地嘆氣，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好像是唯一伴侶。5月30日，他寫了這樣的筆記：「從收音機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漣漪與波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熟習又陌生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沈先生自稱「鄉下人」。他不懂外語，從來不穿西服，長期拿毛筆寫字，後來用鋼筆，也是執毛筆的手勢。但他特別喜歡歐洲的古典音樂。沈先生說：「一和好音樂對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認輸。它是唯一用過程說教，而不以是非說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師。一到音樂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們一樣，整個變了。我似乎是從無數回無數種音樂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當前一個長長樂曲中新生了的。」

在精神病院裡，沈先生就看得很清楚：新政權把文學當作宣傳，他過去刻畫人性美的寫法不能用了：「讀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副刊，寫幾個女英雄的事跡，使我感動而且慚愧……同時也看出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人民的）意義和效果……把我過去對於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

（三）

沈先生要轉行。

鄭振鐸和韓壽萱先生介紹他去歷史博物館，沈先生同意了。8月，他開始上班。

家裡人不停地開導沈先生。沈太太週末從學校回來，跟他講剛聽來的革命道理。兩個孩子放學回家，也幫助父親解決思想問題。

六十多年以後，沈先生的大兒子說，自己當時「左得很」：「我們不光認為爸爸很落後，並且覺得他怎麼這麼不爭氣。」一天晚上，他參加集體勞動，很晚才回家，睡下以後跟沈先生在床上講話。

孩子說：「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國家那麼好，還不快快樂樂工作？」

父親回答：「我工作了好些年，並不十分懶惰。也愛這個國家，明白個人工作和社會能夠發生什麼關係。」

孩子反駁：「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麼社會，現在又是什麼社會？你得多看看新書，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寫文章，怎麼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

父親說：「我在工作！」

孩子說：「既然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快快樂樂去做！」

沈先生講出特別真誠的話：「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是要學習的。我在努力學習。」

沈先生不擺架子，家裡人人平等。父子談著談著，兩人都流了眼淚，後來又都睡著了。

孩子還太小，不知道進不進步並非一看就清楚。沈先生又太認真，不願違心裝笑臉，不會糊裡糊塗跟著別人叫好，一切都要想清楚才做，快樂也要學習。

（四）

小兒子上初中，要參加少年兒童隊（就是後來的少年先鋒隊）。

他把申請書草稿拿給沈先生看。上面有這樣一段：「父親在解放時神經失常，思想頑固，母親從學校回來，就和他作思想鬥爭。」

沈先生皺了皺眉頭。世道變了，鬥爭成了時髦，和平變為壞事。沈先生不喜歡鬥爭，覺得不該用這個詞講妻子對他的批評，即使太太提出更「進步」的主張，也不是跟他鬥爭。他對兒子說：「這個措詞不大妥。等媽媽回來看看好些。鬥爭像打架，不是我的長處。正如媽媽，即再進步些，也不相宜。」

孩子進步心切，不願等週末媽媽回家，眼睛冒出大滴淚水，對父親說：「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得交去！我一個人耽誤了，下一期還不知什麼時候再招，怎麼辦？」

沈先生本來就準備犧牲自己，成全後代，趕忙說：「好好，把你自傳意思寫得更具體些，就交給學校中老師吧。希望你得到許可入隊，向媽媽哥哥看齊，我再向你們看齊。」

沈先生對孩子講，「我在努力學習」。這不是虛話。他讀《毛澤東選集》，讀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讀《新華日報》，還讀了蘇聯李森科在列寧農業科學院的報告。由於社會和家庭的作用，由於他自己刻意的努力，沈先生變了。叫黃永玉先生排除一切雜念，馬上從香港回大陸的信就是這麼寫出來的。

到1949年冬天，沈先生覺得自己又可以寫小說。11月13日的日記寫下了他反思以後的想法：「深覺愧對時代，愧對國家。且不知如何補過。也更愧對中共。」「我可能要變了。頭極清涼……我很需要用用筆了。」

（五）

也在這個冬天，沈太太的思想訓練結束，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她在大學里學的是英語，但這時英美都是敵人，俄語大行其道，所以她改教語文。學校離家遠，沈太太還是每個星期回去一次。

為了改造沈先生，博物館叫他去華北大學學習。沈先生和太太成了前後校友。1950年3月，沈先生入學，分在第四部。頭一個月的學習內容是《蔣軍必敗》，結束時學員聯繫自己的思想寫總結，挨個在小組會上念，集體同意才算通過。

4月，華北大學四部合併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沈先生跟著從拈花寺遷到頤和園邊上的西苑。他那個班多數是高級知識分子，有大學的正副教授、院長、系主任，還有研究員和回國不久的留學生。

沈先生剛到，組長就命令他扭秧歌。沈先生一向不跳舞，根本不會扭秧歌。但這時扭秧歌就像後來跳忠字舞，是革命態度問題。過去幾十年，他從不妥協，這回服從了。沈先生年近五十，笨手笨腳，憨態可掬。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革命權力被這樣使用：「馬列也未必想到！」

學員每天聽報告、討論和讀書。沈先生覺得很多報告和討論都是浪費時間，但有些報告挺不錯。他的一封信寫道：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講話說，國家有面子，在世界上有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麼？說的很好……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麼的」沈先生準備按這樣的講法，犧牲個人，為國家爭面子。不過他急於進步，可能沒注意，「國家」有多種含義，可以指一個政府，也可以指一塊土地上的人民。人民是個人組成的。如果說個人不算什麼，那麼，「國家」講的恐怕是政府。所謂「國家有面子」，可能是說政府有面子。

沈先生一本接一本地讀了很多政治書。他仔細看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日記寫道：「讀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一天，有些極好，對中國還有用。」他給朋友的信說：「劉少奇的黨員修養是本好書，萬萬人為此而動，值得精研細讀。」

（六）

學員課後打牌、下棋或跳舞，沈先生都不喜歡。

他覺得食堂里幾個炊事員從早乾到晚，很實在，有空就去跟他們聊聊。沈先生在日記里寫道：「吃飯時幾人談‘風流’。極離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無意義話談談，即不能過日子的。」「還是和大廚房幾個大師傅真像朋友，因從他們談的家常，可以學許多，理解許多，比聽閒話和聽冗長抽象討論有意義得多，也有價值得多。」

他住在革命大學，太太住在師大附中。孩子在家裡，讓保姆照顧，有五隻小獅子貓跟他們做伴。小兒子特別疼這些貓咪。沈先生說他「成天看著，如丈母看女婿一樣」。沈先生跟食堂的師傅越來越好，竟然把最可愛的那只獅子貓抱給他們。小兒子很捨不得，心疼得要死。

一次放假之後，有個學員發現廁所里的便池煥然一新，幾十年留下的污垢無影無蹤。他馬上告訴大家。學員們見到十多個便池全部一乾二淨。晚上開會，班主任問是誰乾的，連問幾遍都沒人回答。大家打聽了好久，才知道沈先生放假沒回家，留在學校洗廁所。

於是全班同學貼出一張大字報，表揚沈先生。

有人當面誇他，他只是笑一笑。

那時沒有去污的清潔劑，有人問沈先生，那麼厚的污垢是怎麼弄掉的。

沈先生覺得這沒啥了不起，說，就是一個池子一個池子慢慢刮嘛。

「這算不了什麼，小時候當過兵，什麼沒幹過。」

其實沈先生一直在洗廁所，只是過去沒時間搞得那麼徹底。他還發動過別人一起乾。人家回答，到這裡是學習，是改造思想的。

沈先生說：「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有）好思想。」

別人不理睬他。

他覺得這是實實在在的為人民服務，想包攬更多的廁所，又怕別人說他搞「個人英雄主義」。

（七）

沈先生的成績不算好。

他給親戚的信說：「我快畢業了，考試測驗在丙丁之間，我自評是對於政治問題答案低能。其實學習倒挺認真的……對知識分子的空談，讀書做事不認真，浪費生命於玩牌、唱戲、下棋、跳舞的方式，我總感覺到格格不入……但是在這裡，如想走群眾路線，倒似乎會玩兩手好些……有關聯繫群眾，將來定等級分數時，大致也是丙丁。」在國際上，現代政治學是論證嚴謹、經得起認真審查的社會科學，推理之嚴密，不在法學之下。但在沈先生的信里，政治學習好像是以吏為師、大家拍肩膀搞關係的社會活動。

無論如何，近朱者赤。沈先生不知不覺接受了很多新觀點，自己覺得想通了不少問題。他的孩子說他「總算進步了」。大家都覺得沈先生變得挺開心。黃永玉夫婦從香港到沈家住了一個多月。他寫道：「因為‘革大’在西郊，表叔幾乎是‘全托’，週一上學，週末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話，大家有一場歡樂的聚會。」

沈先生認為自己學了革命理論，懂得新的規則，開始實實在在地準備寫小說。黃永玉夫婦回香港以後，沈先生在革命大學給黃太太寫信：「我們家中（保姆）石媽是個小說中人物。我已預約過要有個中篇寫她。她是個戰士，因為和生活戰爭了廿年，把兩個孩子帶大，都作了解放軍，人相當偉大，比我所見一些知識分子切實偉大得多。現在如把這個認識向學校中人說來，他們一定還是以為我腦子有問題，到我寫出來，他們才會明白。」

他還跟一個朋友說：「過不久我得出來了。如還有一點時間自由用用，一定會鼓足精神，來把幾個待完成中篇寫出。」

他最想寫的，是食堂那幾個老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