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类型片（十一）——犯罪探案片还是社会问题片

玛伊·舍瓦尔（Maj Sjöwall，1935-2020，瑞典女作家，曾获爱伦·坡奖）和皮尔·瓦洛（Per Wahlöö，1926-1975，瑞典记者、侦探作家）在1965-1975年出版了以马丁·贝克为主角的十部探案小说，在国内和国外均成为大热门。两位作者笔下的瑞典社会阴暗和暴力的一面在过往的类似作品中也有，但都没有他们写的有张力。十部作品都是贝克带领的一群刑事犯罪调查组警察对在瑞典各地发生的恶性谋杀案进行侦破的起起伏伏。情节和人物都与早期的警察英雄形象以及瑞典作为一个安全国度的设定相反，他们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福利国家模式也同样会产生出另外的罪恶。与传统的探案小说不同，两位作者把犯罪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反映了70年代的瑞典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警民冲突和司法不公。

1968年世界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反越战活动，抗议者与警察之间冲突不断，不少警察被指过度执法，甚至走向法西斯的边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舍瓦尔和瓦洛自然是站在民众一边的，除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外，他们开始用探案小说的方式向公众和政府说明一个事实：最严重的犯罪者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的暴利者，他们使普通公民的生活条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安全。他们作品中的犯罪都涉及资本剥削、警察暴力和司法腐败。这种直指社会问题，尤其是执法部门问题的探案小说不但影响了后来瑞典探案小说的写作，甚至也影响了北欧乃至全球的相关类型作品的写作。他们的小说曾一度被 称为"社会主义侦探小说"。

舍瓦尔和瓦洛的系列探案作品成为国际畅销书后，好莱坞于1973将其中的一部改编成电影《密探笑面虎》（Den skrattande polisen / The Laughing Policeman ）。故事发生地被转移到旧金山，主角也改名为杰克·马丁（由沃尔特·马托饰演）。影片的关注重点在于表现残酷的社会暴力，因此掩盖了原作者对社会的批判。相反，瑞典本土导演波·维德伯格（Bo Widerberg）所拍摄的《满城风雨》（Mannen på taket / The Man on the Roof ，1976）却十分成功，这部影片改编自贝克系列的《从Säffle 来的怪人》Den vedervärdige mannen från Säffle （注：Säffle是瑞典瓦姆兰省的一个小镇）。这部电影在瑞典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收入，并出口到国外。影评人称赞维德伯格对日常生活中阴郁气氛的营造和对社会暴力的批判都非常到位。有影评人写道：“影片用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表达了对当代瑞典社会的无奈”。

在当时的瑞典电影界，犯罪惊悚片是一个边缘类型，《满城风雨》却超出了这个界限，它既是一部情节紧张的动作片，又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政治片，精妙的演技、真实的拍摄地点和各类小角色的配合，使观众认为这就是一个真实案件。导演使用了当时不太主流的不稳定运镜，以及让单一乐器造成的刺耳音乐来营造整片的紧张和压抑氛围。但更为特别的是这部影片真正开启了瑞典电影大规模的动作场面的拍摄：一个杀手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屋顶上站定，并击落了一架警用直升机。在当时的拍摄条件下，这场轰轰烈烈的直升机坠毁在人群中的场面的拍摄，除动用了大量工作人员外，还请了数千名临时演员参与，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维德伯格那时已是瑞典著名的电影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这种左派思潮一直在学院、文艺、体育等领域涌动并延续到今天。维德伯格曾拍过反对瑞典举办戴维斯网球公开赛的示威游行的专题纪录片《白色运动》（Den vita sporten / The White Sport，1968）和关于军方与罢工工人冲突的《奥达伦31》（Ådalen 31 / Adalen 31，1969年），这部影片将瑞典当局用暴力回应公民抗议的情况以一对恋人的故事为背景反映出来，获得当年金棕榈评委会大奖。"

在《满城风雨》中，维德伯格尝试用犯罪探案片来反映社会问题，基于成熟的小说原著和他自己多年的经验，这部影片取得成功也并不意外。影片中的主角，探长马丁·贝克也与以往的大侦探形象不同，他长相普通，性格悲观。多数时候就是个孤独、陷于无爱的婚姻中的中年胖子。这个贝克由卡尔-古斯塔夫·林斯泰特（Carl-Gustaf Lindstedt）扮演，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选角，因为林斯泰特一直是个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但事实证明，导演的选择是对的。其他几个角色也与人们印象中的警察不同，他们有的对工作厌倦，有的既暴躁又势利，有的却是息事宁人的和稀泥者。而这样一组人马要去挑战的却是个残忍无比的谋杀者——一个前警察，他杀害的又是一个曾经的警察高管。

由英格瓦·赫德瓦尔（Ingvar Hirdwall）扮演的凶手奥克·埃里克森，本来是个普通警察，他的妻子因警察高官的疏于职守而死于拘留所。在某种程度上，杀人事件被表现为一种“为公平而进行的惩罚”，受害者代表了一类处在权力地位却不负责任的人，罪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随着剧情推进，埃里克森悲剧人生中的所有不公都被揭露出来：妻子死于无辜后，他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之后被驱逐，而且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精神失常的埃里克森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屋顶上站定，开始有计划地枪杀下面的警察。当警察局长要用全部警力，包括狙击手和直升机来对付埃里克森时，贝克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抗议，但抗议无效，此时的警察局长从行为到表情都让人想起纳粹。

影片中的一些场面极具反差性，如一个小男孩摇摇晃晃骑着一辆的自行车，靠近两个被枪杀的警察，问他们为什么躺在街上。一个纯洁幸福状的女孩看到几个受伤的警察，就吓得大声尖叫起来，如果不是他们其中一只沾满鲜血的手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红色，人们还以为他们在原地休息。这种奇怪和不协调的场景设计是希望告诉观众：正常社会里常有不正常。影片最后一幕是凶手埃里克森的脸部大特写，他看上去像一个睡着的小男孩，然后电影就戛然而止。这幅颇具诗意的画面提醒观众，这人曾经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但他后来为什么以此悲剧收场呢？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后来的瑞典犯罪探案电影一直很受欢迎，基本都从原著小说改编，情节也多指向犯罪后面的社会问题。这种方式和类型一直保持到现在，尽管大部分以电视电影的形式呈现。《贝克》的2020系列刚刚播完最新一季。

后记：边写边想到了曾经看过的香港警匪片以及最近听到影评界两极分化的对于邱礼涛导演新作《拆弹专家2》的评论。影片我还没看，它在海外的上映也不知何时。无论如何，我都非常希望香港影人的眼前还能有一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