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悼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2024〉】
2024年9月26日
彼得潘 译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
“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港、台译作詹明信）于上周日去世，享年90岁，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于毕生都在美国名牌大学任教的法国文学专家来说，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然而在詹姆逊身上却是事实。
詹姆逊的重要性早在他的第二本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 ，1971）问世之初就显现了出来。在书中，他向被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所激进化的一代人介绍了他的“辩证批判”传统（dialectical criticism）。
这个传统中包括了一系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如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等等。
在书的结尾，詹姆逊写道：“文化作品来到了我们面前，就像是用几乎被遗忘的代码编成的符号，像是一些早就不再被承认的病症，像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感知能力的整体的碎片。”
辩证批判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碎片还原到它们在这个看不见的总体——资本主义——中的位置。
詹姆逊对“文化”的理解非常宽泛。他写过威廉·莎士比亚、歌德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也创作过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他还热衷于评论电影和电视——比如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当下的发明》（Inventions of a Present）中的人物。
在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中，詹姆逊大胆宣称，“政治视角”--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所有解读和解释的绝对的视野”。
这是因为它让我们理解了历史是我们所有奋斗的“缺席因素”。在其中，“物质生产的低音仍在继续，……但很容易被掩盖和忽视，总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历史是伤人的，它拒绝欲望，限制个人和集体的实践。”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那些看似对立的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这些理论对现实提供了片面、有限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它们的见解，并将其融入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之中。
特别是在《辩证法的价值》（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2009）一书中，他出色地论述了通常被视为与马克思对立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米歇尔·福柯，并将他们所提供的真理融入其中。
詹姆逊在最著名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亦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84）中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方法。在文章中，他考察了一系列文化现象，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绘画到新的企业建筑，这些都是新的“文化主导”，即后现代主义的例证。
这些现象反映了资本主义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真正全球化所经历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真相’正是这一整个令人异常沮丧、士气低落的新的原创性全球空间”。
詹姆逊认为，理解这种文化转型比批判或谴责它更重要—后者正是特里·伊格尔顿和我本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这种观点当然没有影响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承诺。
在1991年，他对西方帝国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取得的明显胜利做出了挑衅性的回应。“资本和劳动（及其对立面）不会在新的体系下消失”，他表示，“因此，无论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消失与否，在某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摩擦碰撞中，它仍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
詹姆逊的作品是晦涩的。他以句子冗长和复杂而闻名。你阅读时需要苦苦思索，有时会完全陷入沉思--然后，突然眼前一亮，你将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詹姆逊博学多才，成就卓著，著书二十多部，但他本人却谦逊低调。无数悼文见证了学生们对他的爱戴。
詹姆逊并不是活动家。但一张1981年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其他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合影--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表明他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每当我写信给他，邀请他签名支持某项活动时，他都会很快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同意。我们将深深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