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的方方 | 一个狭隘自由主义者的任性

“方方日记”已经成为2020年疫情这段特别历史中的一个符号，方方日记获得巨量关注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激烈的争议。

在讨论方方之前，首先必须说明两点：

第一，不是每个指摘方方日记的人都是其指称的所谓“极左“，我只能表达说我和方方老师的话语立场是不同的，但不同是否必然相左？

 第二，方方有权对体制与社会缺陷进行批判，这不仅是她的权利和自由，也是她身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

 方方从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出发，用她的笔来记录和描述她的情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坦率的说，方方日记中基本上没什么"思想"，只是一种从个人情绪出发的态度表达。

 一个正常社会当然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所以在疫情期间中，有人看到了最美“逆行者”，有人看到了官僚和形式主义弊端，有人在讴歌赞美，也有人在批判缺陷。

理性看待方方日记出版

现在方方于疫情期间的日记计划要出英文、德文版了，踏出这一步，就是知识分子在狭隘自由主义驱使下的任性行为。

胡锡进也不再提“社会主流应当尊重和包容个人的悲苦、愁闷诉说”的态度，而是告诫方方日记一旦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希望方方本人能够更加达观地面对公众态度的变化，包括承受各种批评和质疑”。

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方方当然可以在美国和德国出她的日记；从文学的角度，中国文学如果能走出世界，那是中国文化影响力增强的象征。

文学应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创作，只是随着日记出版，舆论场对方方的认识正在迅速扭转，原来那个批判者方方，正越来越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反叛者形象。

西方需要在中国找到和树立一个反叛的榜样，去满足他们对中国的需要和想象， 甚至很多人挖掘出代理发布日记的“二湘”和出版社的背景。

 其实也不需要挖背景，那一些声援方方的文人都是当代文学史榜上有名的80年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内涵几乎一样，手持自由主义的大旗，号称以感受黑暗和书写黑暗为己任，和龙应台一样号称反对一切暴力。

其实也不需要任何阴谋论，他们并不危险，因为他们离不开这个体制。

 文学创作者在政府决策与行为不当时敢于站出来批评是一种责任担当，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需要时学会克制自己，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在方方的世界里，不能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如果没有后一种责任担当，那么前一种责任担当也会令人怀疑。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方方以自我为中心的简单任性，可能会让这种自律即可的行为演变为不愉快的他律结果。

 她不该去满足西方的需要与想象，也不该成为舆论撕裂的象征，她也承担不了这样的角色。

 一本日记当然抹黑不了中国，方方日记不出版也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攻击。如果美国人真的拿着“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指控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国赔偿，那样的场景究竟侮辱了谁的智商？

借用入关学的一个观点：不管中国怎么做，在欧美看来都是蛮夷。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方方日记是否在海外出版，并不具备那么大的杀伤力，她垄断不了历史的解读权。只是方方拥簇者将其捧上神坛与舆论对她的万箭穿心，实际上都显得有点不协调。

对方方赞美或批评已经与疫情无关

在疫情之初，方方本想扮演啄木鸟角色，试图揭开政府防疫措施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指摘正经人谁写日记不好，时代需要记录。

只是大家很难理解方方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运用文革时代的语言，其话语结构的老式凸显出她作为“伤痕年代”受害者，无法超脱她的个人视野，对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批判。

 质疑方方的是她认不清各类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用前后矛盾的控诉来代替。 

 身为一个批评与质疑者的方方，也要允许别人对她进行质疑与批判，要认识到自己的视野与思考深度也存在局限性，不能垄断了批评与质疑的权利。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与权利，也要捍卫他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别人一质疑，就抛出一顶顶帽子。

允许各种声音与观点存在，本身就是社会多元与现代的体现，是自由主义的要义精髓。这样的认识，方方显然还没有建立。

方方日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去看待足矣，围绕方方以及她的这些日记所爆发的争吵，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目前的思潮状态。

从方方日记能得出来，中国的社会思潮尤其是文学界知识分子这几十年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变化不大，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官方处理方方日记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也是建立在舆论撕裂上，那个人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那些对方方的赞美或批评的言语，都已经与这场疫情无关了。方方受不住神坛下的拥簇，也经不起舆论的万箭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