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新聞告訴我們的兩三事
展示複合體
前陣子有則網路新聞吸引我的目光，法國的奧塞美術館拒絕身著低胸裝的女訪客入內參觀。雖然故事最後以女訪客套上外套進館參觀，爾後美術館致歉收場。不過在這起事件中，如果先撇除館舍內部的準則溝通與員工訓練產生的失誤，其實凸顯了一個根深蒂固在大眾心中的刻板印象：參觀博物館應穿著得體。顯然，「得體」的定義因人而異，但是為什麼我們參觀博物館需要穿著得體呢？
博物館最早的原型可追溯到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王室與貴族們所擁有的「怪奇寶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當時結合著大航海時代的地理發現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漸興，各式各樣地質、生物、醫學等標本，一些藝術作品與古董成為這些收藏者競逐的目標。而能夠賞玩這些「怪奇寶櫃」的人們，自然也是中上層階級的人們。當後來這些「怪奇寶櫃」轉型變成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的時候，他們原本的擁有者自然害怕展示品被毀損。因此許多博物館在成立的初期對一般大眾開放時，有些甚至需要寫信預約參觀，也通常都會限制每日參觀人數。不過參觀博物館與當時風行的博覽會，還是成為十九世紀人口逐漸攀升的中產階級最愛的的休閒娛樂活動之一。參觀的民眾往往在參觀的同時會收到指導他們如何穿著，以及參觀期間應有的行為舉止的指導手冊。
儘管參觀博物館被稱為休閒娛樂活動，但是在英國學者東尼‧班奈特（Tony Bennet）關於展示複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的論述中，博物館本身是一個統治者展示權力的規訓機構，在當時是歐洲逐漸成形的現代國家試圖展現本身對其民眾統治權力的手段之一。博物館打破「怪奇寶櫃」的私人所有權與嚴格的觀賞權限，讓大眾開始逐漸學習與適應觀看。透過讓一般大眾觀看空間中以特定意識形態編排的事物的順序，即意味著讓他們學習與吸收這套知識系統。而在觀賞藏品的同時，也是民眾相互「參觀」彼此的時刻，他們在統治者的指導下學會「恰當」地展示自己。
殖民地博物館
既然國家可以透過博物館展示對民眾的統治權，同時馴化民眾，那殖民者意欲成為殖民地人民心中的正當統治者，在當地建立博物館也就不令人意外。曾經殖民台韓兩地的日本，分別於1908年在台北建立今台灣博物館（後稱台博館）的前身「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於1910年在韓國首爾使用景福宮設置「朝鮮總督府博物館」。除此之外，日本也於1915年先在中國大連成立「滿蒙物產陳列所」，後又更名為「關東都督府滿蒙物產館」，現今的「旅順博物館」。
在台博館的官方網站上說明，「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的成立是為了慶賀縱貫台灣南北的本島鐵路通車，創建者也的確是從產業開發的角度來觀看台灣這塊殖民地，無論從館藏與展示來說，具備濃厚的產業展示導向。不過回到當時的時空來看，十九世紀後半在歐洲的許多博覽會與展示，的確是以展示產業內最新的產業技術的成果為主，這些成果往往建立在由殖民地輸送的各種資源與勞力的基礎上。因次展示技術與殖民地「他者」的同時，觀眾得以加強對集體與國家的認同感，同時也願意讓給自己的主體性，成為國家機器強大的中不可或缺的小螺絲釘。也因此這些科學、技術與自然資源的展示，看似根據在科學研究要求的絕對真實與事實上，其實卻挾帶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型態往往是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的、人類中心的、父權的。
不過回到台韓兩地的殖民時期的博物館，台灣的相當注重在自然資源的調查與搜羅。包含首任館長川上瀧一所做的高山植物調查，當時的日本研究者素木德一發現的寬尾鳳蝶等。而最早的文化物件展示，也試著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統治合法性的敘事中。相反地，根據手邊資料，日本並未像研究台灣般地調查與搜集韓國的自然歷史與資源。韓國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館藏已並入現今的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而朝鮮總督府建築物本身也在金泳三執政期間於1995年拆除。
恐龍化石與資本主義
近期另一則吸睛的文章，莫過於白堊紀晚期最知名的恐龍品種暴龍化石，在佳士得拍出了3180萬美金的天價。在新冠肺炎席捲全球，藏家紛紛對市場持保留態度的同時，讓人更為好奇這位並未透露身份姓名的買主到底是誰。這個紀錄也打破了1997年由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以837萬美金標得暱稱為蘇（Sue）的暴龍化石紀錄。這次拍出天價，暱稱為史丹（Stan）的暴龍化石，是目前史上被複製最多次的暴龍化石。複製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展出。而與他同場拍賣的藝術品，則包括羅斯科（Mark Rothko）、畢加索等大師級作品。這讓拍賣成為資本主義中資本視覺化與流動最為具象活動之一。儘管在公開拍賣上拍賣恐龍化石時常帶來爭議，像這次拍賣前，就有美國的古脊椎生物學會就發表公開信譴責，可能流入私人收藏的拍賣結果將傷害科學研究，但仍舊無法阻擋市場對古生物化石的擁抱。
但恐龍化石並非是在近年才與資本主義僅僅掛勾，大量恐龍化石的出土，其實是與美國內戰結束後逐漸成長的開採經濟（Extractive Economy）息息相關。十九世紀初在英國由古生物學家理查歐文正式命名這個物種為恐龍後，美國也陸陸續續發現恐龍化石。光是在1877年夏天，就發現了劍龍、雷龍與異特龍這三種現今大眾視覺文化中最常見的恐龍。這些化石的出土，多半是伴隨著鐵路的修築以及礦區的開採。藉由這些產業發展而晉升新富階級的資本家們，除了從歐洲購買許多古典主義的畫作與藝術品外，同時也資助化石的挖掘。這個資助如果成功，他們得以將化石捐贈給各州陸續成立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替自己在社會地位上增添光彩，贏得美名。陸陸續續出土的恐龍化石，讓內戰後的美國人民重新凝聚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在超越人類的生存時限的深度時間軸上重新找到立足點。
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博物館系統中的土銀分館作為古脊椎生物化石的展區，在銀行的的空間中展出恐龍化石，巧妙地連結資本主義的機構空間與自然歷史。儘管有可能是無心插柳，卻是一個相當當代的詮釋。這個在2010年開館的空間，是如何被選定為古生物史的展示館，或許也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之一。
自然＋科學博物館
不過在台灣一般民眾心中最為深刻的恐龍展示，非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恐龍廳莫屬。這座於1986年元旦開館的博物館，是現在許多七年級生的童年回憶。不過仔細推敲這座博物館的名稱，不像歐洲與北美洲多以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命名，而是叫做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什麼「科學」被加入了呢？郭瑞坤在他的博士論文《博物館渴望「現代」：一座台灣科學博物館的歷史、政治與社會組織》中，調查與梳理了關於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誕生前的歷史。在1970年代，台灣社會正經歷內外的一連串的危機，石油危機、台美斷交等，籌備設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博物館計畫就在隱含著一種「科學報國」的邏輯中誕生。為了說服政府此計畫的有效，第一期開館的也是「科學中心」與「太空劇場」。而其受一般民眾的歡迎程度，才讓第二期的生命科學廳如期開展。做為對照的是，韓國第一座由政府出資的自然史博物館，西大門自然史博物館，在2003年開館。
此外，還有印象的觀眾應該記得，以前生命科學廳的最吸睛的恐龍展示是一個雷龍化石複製品，觀眾可以在他的尾部按下按鈕，而經過一小段時間後位在腦部的燈泡才會發亮。藉此說明恐龍的神經傳導速度相對緩慢。這個當初由開館館長漢寶德力薦，英籍的 James Gardner 的設計，在2004年被兩隻日本的機械恐龍取代，儘管有可能原先的展示所傳達的意義已被最近的研究推翻，恐龍可能比我們想像地敏捷。但是更換成展示效果更為奇觀的機械恐龍，也引起博物館是否迪士尼化的討論。自然史博物館的展示大多沿襲著十九世紀末期常用的造景（diorama），而隨著時代更新媒介後，卻又往往引發是否過於娛樂化的爭議。既然博物館是個規訓觀看者的場所，那特定媒介也反應當時時空背景的下的對該媒介的認知與意識型態。比如說，恐龍展區的小遊戲中，出現了可以選擇恐龍的顏色是「愛中國」的選項。古生物的展示，都是人類藉由少之又少的證據與推測所建立。也因此，每次展示媒介的更新，就是當下時空機構展示權力的一次顯現。
參考資料：
BBC，“巴黎奧賽博物館致歉 拒低胸裝女訪客入內引發爭議”，2020.09.11,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4113909.
Gretchen Vogel, “Stan the T. rex sells for record $32 million at auction,” Science Magazine, 2020.10.07,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10/stan-t-rex-sells-record-32-million-auction
Ken NG, “恐龍骨、名畫同場拍賣？ HK$4,650萬霸王龍化石紐約佳士得亮相”, The Value, 2020,09,17, https://hk.thevalue.com/articles/stan-t-rex-dinosaur-christies-20th-century-art-auction
Lukas Rieppel，Assembling the Dinosaur: Fossil Hunters, Tycoons, and the Making of a Spectacle. 2019.
Tony Benne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New Formations,Spring 1988.
國立台灣博物館，“館史溯源”， https://www.ntm.gov.tw/content_140.html。
郭瑞坤，《博物館渴望「現代」：一座台灣科學博物館的歷史、政治與社會組織》，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12。
錢曉珊，《殖民地博物館與「他者」意象的再現—三個日本殖民地博物館的分析比較 》，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