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Day 3）：兩個人的木圓檯

8 月 7 日

V安穩地坐在木椅上，用一個雙肩包的距離，告訴我，這張跛腳的飯桌，會是很好的小說素材。

對於我來說，那夜的記憶已編成了一個故事。

開端是一張木圓飯桌，在仿古早風味的台式餐廳很常見的，但它跛腳，我很在意，它使我失去了物理空間的平衡感。V安穩地坐在木椅上，用一個雙肩包的距離，告訴我，這張跛腳的飯桌，會是很好的小說素材。

那時我們在討論小說。

村上春樹看過一個故事，故事裏有兩個要爬富士山的男人，聰明男人看過山麓的幾個角度，下了「啊，富士山原來是這樣子」、「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的結論後轉身離去，他沒有攀上富士山。而另一個頭腦不太好的男人，他無法那樣簡單地理解富士山，於是他用自己的雙腳一步一步爬到山頂，然後心想「哦，原來這就是富士山。」村上春樹說小說家大半都是那個頭腦不太好的男人，我說V是那個頭腦聰明的男子。

這是那晚我第一次越界。V拿起杯子喝了口水，說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想寫的欲望。我也喝了口水，隨即轉話題，問V假期去哪裏玩了。

「京都大阪，還去了環球影城，那天肚子疼，但還是玩得很盡興。」V臉上滿是笑意，還強調了一句：「原來旅行真的很重要。」

在工作狂V的身上聽到這句話令我困惑，我漫不經心地回話，說自己中學畢業後就很少去遊樂園了，新建的迪士尼更是一次都沒有去過。

「你很討厭那種氛圍？」

「不是很討厭……但朋友似乎都不會約我去這種地方，也許他們覺得我不會去。」

「那你可以挑一個好日子，主動邀請朋友一起去呀。」V依然隔著一個雙肩包的距離對我說。

「可以的，但其實我比較怕機動遊戲……」我的眉頭開始緊皺，用手比劃著那種三百六十度高速旋轉、俯衝向下的機器，說：「但只要不是那種頭顱和雙腳朝下的，我都可以閉著眼睛玩。」

V笑了。但我腦海閃過很多畫面。記不清楚是小學二年級還是四年級的時候，一次學校旅行，我掉下水了。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會有划竹筏的行程，應該只是給遊人坐在竹筏乖乖欣賞風景。可是我坐不定，想走到別人的竹筏上。當時可能純粹是為了好玩，又可能原本竹筏上有我不喜歡的同學，其實我都記不清了。而小小的我覺得兩排竹筏挨得很近，自信滿滿地跨出一步，理所當然地掉進水中。我不懂游泳，浮浮沉沉地喝了幾口水，被人拉了上來，像隻落湯雞。

回程的旅遊巴士上，冷氣開得很足，大家都盯著那塊十二三吋的螢幕在看電影，有微微的聲響。螢幕裏是遊樂園的晚上，巨型小丑臉板下歡聲笑語，直到一個白衣女孩倏地從摩天輪墜下。自此，遊樂園便沒有了光。這只是故事開端。車內的世界忽明忽暗，我半瞇著眼，穿著還是有點濕冷的衣服，把電影看完。

旅遊巴只接送到學校門口，太陽在我背後，看著我回家。那時媽媽已到外地工作，父親七點才會回到家，我不敢上樓，默默在樓下看著阿伯抽水煙。很多年後，我憑記憶搜索，知道那套電影叫《咒樂園》，網上評價說特技很爛，其實並不恐怖，但我還是沒有點開來重看。

然而，這一切我都沒有與V分享，我知道那不是我們分享的範圍。

V提醒我，快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要忘記。

亞里士迪帕斯（Aristippus）也認為快樂是首要的。他是蘇格拉底最虔誠的學生之一。他從北非遠道而來，在雅典廣場聽蘇格拉底的講學。他發現老師最偉大的地方，是能在任何困境中，始終保持輕鬆暢快的心境。於是，他在蘇格拉底死後，開創了快樂主義（Hedonism）學派，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要修煉不被環境所困，及時行樂的心境。

我知道V的意思是說，在何種困境與黑暗當中，快樂仍是很重要的。應該沒有人不同意吧。但我側目望向窗邊，璀璨夜色下，長路漫漫，紅旗當道，手機時不時傳來一些新聞，讓人無法揚起嘴角。

有誰共鳴？

在文學科式微的年代，V的中學與香港其他學校一樣，不開設文學選修課，而V是當年學校裏唯一的文學自修生（文學教科書裏的人，總是遺世而獨立，有時是他先拋棄世界，有時是他被世界所拋棄。讀文學的人，不知不覺中，可能也會這樣）。後來，V理所當然入讀中文系，甚至研究院。研究院畢業後，V執起教鞭，被功課、考卷和各種人事纏繞著，日日夜夜。

「你還會繼續讀書嗎？」我大概知道答案，只是想問問。

「我現在其實很少看書了。」V回答我。

「你覺得，那份碩士論文對你來說，影響大嗎？」其實，我想問這個。

「也沒有甚麼影不影響的，畢竟花耗過時間和心力，它是我生命的其中一個歷程。」

V應該不知道，我把他那份長達百頁的碩士論文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包括那些細如螞蟻注釋。V花了很多氣力在六、七零年代的台灣左翼作家和現代主義中回來往返，在看似對立的兩者之間找尋相似的影子。他似乎特別鍾愛郭松棻，不是他投入保釣運動時高聲疾呼的那一面，而是社運後獨自在紐約黃昏河畔下的失落與低吟。

V在2017年的夏天完成論文，走進一條古老的木人巷。我與他在那裏相遇，啃著紙上談兵的教育理論，各自摸著石頭過河，在次年的秋天，以另一種身分，重回中學校園。其後的兩年，世界以我們熟知又無法預料的方式劇烈變動著，旗幟重新站起來，趴下，站起，趴下，直到灰燼。

此刻我坐在灰燼後的木桌子上，繼續追問著V：「所以，後來郭松棻怎麼了？」

「他與李渝回到中國大陸的那一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他對左翼的所有美好幻想，全在那一刻破滅。」

「所以是說，他在最接近理想的那一刻，也是他最接近幻滅的一刻。」

「對。」

「那麼，這個有沒有影響到你？」其實，我真正想問的，是這個。

V低頭撫平墊餐桌的花紙，我忙著往杯子裏添水，我們誰也沒有望向誰。因為我知道自己又問了一個越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