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的人生启示

 “我-它”：有限但必要的经验世界

任何基于预期和目的所建立的，都属于“我-它”的关系。在预期和目的带领下，我们把对象当成外在于自己的一物，通过概念解析、构建框架和结构、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来认识、觉知、判断它，进而明确导向目标的行动方向。

这种模式放之我们所处的社会，非常普遍且适用。项目设计、创业、伴侣关系…在面对大多数需要决策的情况时，我们往往尝试基于已有经验，搭建有助于认知和行动的框架，进而展开信息检索、知识补充、交谈等。

但无论这种框架如何外延，终究有限，因为框架从初始就是基于有限经验搭建的，这种认知必然是局部。事实上，这个世界的未知程度对人类来说是无比巨大的，任何观点、做法、制度都有其有限性和适用性。

“我-它”，所建立的是一个有限的经验世界。

可是，如果没有“我-它”的建立，人类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感知，或许会陷入混沌状态。任何学习与行动都无法依序展开，小到一篇读后文本的输出、大到社会制度的搭建，当我们停留在考虑其有限性时，就会踟蹰不前。

“我-它”，又是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

在有限但必要的经验世界中，只有用开放的态度去建立与“它”的关系，有限世界的边界才有不断拓展和修正的可能性。

“我-你”：关系、本质与爱

马丁·布伯并没有对“我-你”提出明确的概念或定义，因为这一关系具有整全、无限性，只有当我们把所有期待和目的放下，以自己的全部本真性情与对象建立关系时，才有可能与对象的全部本真性情“相遇”，即洞见其本质。

“你”是一整全、无限的对象，“我-它”所产生的种种关于“你”的知识——图像与运动、种类与实例、规律与数量——都将汇聚到“你”这个统一体中，凝聚在“你”的本质之下。

关于“我-你”关系的建立，我想引用马丁·布伯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对宗教价值观所作的探索。马丁·布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家庭，终其一生在为犹太复国运动而努力。当时主流的犹太复国组织关注政治利益，而马丁·布伯更倾向十八世纪中叶在波兰犹太人中出现的“哈西德派”，他们更关注宗教的价值观——意识到宗教是人与上帝、先知圣徒的“对话”，强调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中实践自己的宗教。在犹太复国运动中，马丁·布伯宣扬将传统口号“做犹太人”中的重点从“犹太”转向“人”，着力改变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仇恨关系，在“人”这个共同基础上建立相遇的和谐关系。

马丁·布伯认为：“真正的爱只产生于“我-你”的关系世界，恨是爱的“失明”表现，是当爱尚未纵观到本质之时，对一整全者的局部枝节所产生的感情。”放之今日，“武汉肺炎”、“中国肺炎”及丛生的污名化现象，正是基于局部事实而产生的 “恨”。人们在参与舆论和辩驳观点时，鲜有承认视野有限，或承认了视野有限却依然坚持基于局部事实所产生的观点，甚至为了鼓吹观点而局部化地处理事实……这些“恨”，让全人类在面对亟待调整的与大自然之间的长期不平衡关系面前，如此盲目。

当然，尽管“我-你”如此重要且美好，这种关系依然只存在于“我”、“你”相遇的当下，人们常常需要返回“我-它”的世界，就像马丁·布伯返回到犹太复国运动中，创造一种意在推动“人”在本质上相遇的宗教哲学观。

二重世界与人生的和谐协调

“我-它”、“我-你”造就了世界与人生的二重性，但两者并非完全独立。“它”之世界象征着我们所构建起来的日常，也是我们所投身其中的社会生活；而“你”则是一片内在的精神领地，关乎信仰和爱。

在“你”之精神内核的引导下，我们选择了或创造出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日常生活框架，通过学习和行动来拓宽“它”的边界；在“你”的关系、本质和爱的充盈下，富有意义且精力充沛地对“它”进行改造、扩充，以此创造“你”之精神的实现路径。

马丁·布伯在书中以一个真正富有精神内核的政治家为例，描述了这种二重世界与人生的和谐协调。

“这样的人并非耽于梦境，他们所拳拳服膺的乃是那超越理智然则不摒弃理智，反而将其纳入自身的真理。他们在个人人生中如何行为，在公共人生中也如何行为。他们明白地意识到自己无力实现纯全之‘你’，但他们无时不在‘它’之中维护‘你’、肯定‘你’，根据当时的情况择宜而行。”

写在最后

初读这本书时，我抱着对亲密关系的探求欲望，几度因译本的艰深难懂而被逼入阅读困难死角。读着读着，却发现，遣词造句可能是陈维刚老师（译者）给这本书披上的坚硬外壳。他在序言中述及：“马丁·布伯翻译《圣经》德文版，他将译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比拟为“我-你”，认为“翻译乃是勉力探求作者的真精神”，是一种对话、以己本心体悟作者本心的过程，是超越时空和历史的‘相遇’”，此译本或许就是对此种精神之致敬——重要且美好的，不易获得。

在探讨亲密关系之前，这本书给了我一种基于关系看待人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