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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2022 年 1 月 3 日

在所有发生抗争活动的城市，抗争者高呼“Salmiyya！Salmiyya！”（和平！和平！）的口号，将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汽车炸弹、法外处决和绑架区分开来，而后者构成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详见“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本栏目非常有幸得到原作者首肯，中文首发文化人类学协会近日刊登的《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Global Protest Movements in 2019: What Do They Teach Us?）。正如他们所言，这批2019年正处在世界诸地的人类学学生带来不仅是田野里遭遇的运动，而是一堂切身的实验课：“抗争的诉求和风险不再与我们无关。抗争运动既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也极具戏剧性；运动中摩擦不断，既体现了抗争者顽强的生命动力，亦不失表演性。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本文为这一系列里关于2019年以来伊拉克抗争的观察和分析。2019年10月1日至今，席卷伊拉克的抗争直指美军占领以来主导伊拉克资源分配的民族宗派主义。作者借小丑这一电影形象在抗争里如何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骗徒（trickster）分析了这一去中心化抗争的动力和期许，如何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并给抗争的殉道者赋予意义。后续文章篇目可见以下链接：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

原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revolution-for-everyone-even-the-joker
原作者 / Kerem Can Ussakli
译者 / 徐璟萱
校者 / yalin、毓坤
编录 / 毓坤

2019年10月13日，巴格达一名年轻的伊拉克平面设计师艾哈默德·沙其（Ahmad Shwqy）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处理过的图片。这些迅速走红的图片上，“小丑”（The Joker）——在托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2019年执导的影片中由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饰演——在烟雾和火焰中与抗争者一起奔跑。沙其的修图技巧完美无瑕，尽管只是数字化的幻像，但这个虚构的反英雄在巴格达街头显得无比真实。对于伊拉克的抗争来说，小丑的出现显得并不突兀。在一次采访中，沙其肯定了这种亲缘性：“当抗争活动在巴格达开始的时候，情况很像哥谭市：当时天色漆黑，枪声不断；用来阻塞道路的轮胎燃烧着，黑烟滚滚，直达天际。”（Bedirian 2019）

沙其的热门图片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视觉引语（visual citation），其中社会的崩溃动荡与虚实难定的背景结合起来，展示了一种共享的实存（shared substance）（Nakassis 2013）。诚然，这部电影上映后，在香港、黎巴嫩、西班牙、玻利维亚、智利，乃至伊拉克，全球多地爆发了一系列抗争活动。抗争者使用小丑的形象作为反对各自政治精英的象征（Kaur 2019）。当沙其发布这些图片时，伊拉克的抗争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两周。抗争活动最初是在巴格达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举行的小规模集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抗争阿卜杜勒-瓦哈卜·萨阿迪（Abdul-Wahab Al-Sa’edi）被解职一事。萨阿迪是一名陆军指挥官，在摩苏尔（Mosul）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被誉为反腐败和反宗派英雄。抗争首日结束时，集会已经演变成一场大规模运动，要求彻底改革伊拉克的民族宗派政治体系【1】。

抗争者最初聚在一起表达不满，是由于基础设施供应不力、美国对伊拉克制裁的间接影响，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入侵和武装冲突（Dewachi 2015）。自2011年以来，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南部省份，频繁的断电和缺乏清洁供水激起了定期的抗争活动。其中， 2015年7月巴士拉（Basra）的抗争尤为突出。2016年2月，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表示公开支持抗争，并呼吁在绿区（Green Zone）【2】周围静坐。此时，有争议的政治局势发展成对民族宗派分配体系（muḥaṣaṣa system）的有声挑战。2015年的抗争运动似乎为在“公民国家”（dawla madaniyya）旗帜下，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种族教派制度的方案奠定了基础。它使伊拉克公民社会中的各种角色——非政府组织、工会、共产主义者、萨德尔派——以不同的身份建立了联系。2018年，由每周的抗争引发的政治运动在穆克塔达·萨德尔和伊拉克共产党之间形成的迈向改革联盟（taḥāluf al-ṣā’irūn）得以实现。联盟在2018年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未能将这一成功转变为结构性的政治变革。2018年夏天，就在选举几周后，针对糟糕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在巴士拉爆发，此地是伊拉克大部分石油的生产地。2019年10月，数千名伊拉克公民在南部9个省份举行抗争活动。他们组织了静坐，设置了路障，袭击了政府和政党办公室，并试图进入政府大楼和外国使馆所在的巴格达绿区。

示威者遭到了残酷的暴力镇压。军人全副武装，大多戴着面具、身着黑衣，他们冲进了媒体办公室，捣毁并关闭了通讯设备。同时，政府当局切断了伊拉克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互联网，并实施了信息封锁。在10天内，超过150人被安防部队用M99型、M651型和M713型军用催泪瓦斯射杀。抗争者往往被直接击中头部（SITU Research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0）。从2019年10月底抗争活动重新出现到2020年初，有关镇压活动的骇人图像和视频不断传播，其中包括催泪弹壳刺穿和平抗争者头骨的场景。不确定我的朋友们是否能收到我的信息，去年10月，我急切地联系他们，询问他们的安危。然而在担忧中，我意识到当时的抗争活动是多么的壮丽和悚然。在所有发生抗争活动的城市，抗争者高呼“Salmiyya！Salmiyya！”（和平！和平！）的口号，将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汽车炸弹、法外处决和绑架区分开来，而后者构成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

尽管面对政府和民兵的极端暴力，抗争者仍然无畏地提出诉求，并利用自己的身体来维护他们的存在和政治意愿。除了对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性的大改造，他们拒绝接受其他任何条件。从一开始，抗争活动就是去领袖化的。当伊拉克政府要求提供一份参与谈判的名单时，抗争者提供了一份烈士名单，称“这些是我们的领袖”。在经历了多年的国家冲突、贫困和动荡之后，我认为抗争者坚持到现在一定有某种难以估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小丑的突然出现毫无突兀。小丑并没有像杀害了数十名平民的枪手那样戴上面具以保持匿名；相反，小丑的面具扰乱、动摇、剥光了国家正在进行的勾当，揭示了政府窃取、剥夺、操纵和胁迫的伎俩。

骗徒人类学

当然，小丑是终极骗徒（trickster）。对于研究政治革命的人类学家来说，在革命时刻出现骗徒并不令人惊讶。当政治革命表现为社会规范和有序行为被中止的阈限情形时（Turner 1967），骗徒们就会活跃起来。他们拥有与生俱来且异乎常人的领导能力，为事件提供也许不可靠但可接受的解释——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力量（Thomassen 2012）。这种力量通常与反革命的人物和元素相联系。对骗徒的认同，不仅会导致丧失创造性的革命时刻，也会为反革命人物的崛起铺路。正如沃尔特·阿弗罗斯特（Walter Armbrust 2019）所指出的，当代民粹主义强人，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都是当今社会的骗徒。我认为，抗争者将自己等同为小丑/骗子是革命性的，这颠覆了一种结构性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导致革命被外来因素劫持，或将革命的要素纳入政治体系的齿轮中。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对小丑形象层面的指认是站不住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和民兵的社交媒体网军迅速转发着“有一帮小丑（’aṣābāt al-joker）在违反‘可接受的抗争规范’”的说法。社会和主流媒体将封锁高速公路、设置路障、燃烧轮胎等临时抵抗策略，描述为等同安防部队的暴力行为。议题迅速从沙其对政治精英的批评，转变为对反抗手段及其暴力/非暴力性质的质疑。

在观看亲政府伊拉克电视台上的政治讨论时，人们反复听着同样的问询【3】。一种新的政治模式随着新诉求而出现。这就造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气氛，电视主持人不禁要问：这场运动从何而来？它的意图是什么？在确认所有参与者的“伊拉克性”后，主持人会慢慢地逼问嘉宾，直到他们说出真相：事件的根源不在伊拉克，而在美国或伊朗。这些电视节目试图通过宣称“善良的伊拉克人”正被虚假的议程所腐化，来重现革命时刻。通过这种叙事结构，许多主流媒体试图将抗争者和安防部队置于同等地位。jokeriyya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小丑性”（jokerdom/jokership）；它进入了伊拉克公共领域并引发一系列比喻（异常的、极端的、罪恶的、危险的）（Nadhmi 2020），等同于“幼稚”（za’ṭuṭiyya）。“小丑”与“尾巴”（dhuyūl）形成对照，后者指被认为效忠于伊朗的人。

巴格达解放广场，图源：https://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19-10/pope-francis-iraq-appeal-dialogue-protests.html

抹黑抗争者的意图是反革命的常见策略。但这些策略也揭示了伊拉克政府-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社会和物质张力。伊拉克的困局部分源于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数百万人的保护，却让少数的民族宗派精英富了起来。在我的田野研究中，伊拉克民众和激进分子常说，伊拉克的国家运作资金主要来自石油，通过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与民族宗派分配体系捆绑在一起的庇护分配体系运作，并且得到了一小群国防部队和民兵团体的保护。这种治理模式造成了大量的长期失业的城市不稳定无产者（urban precariat），尽管自17年前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入侵和占领以来，伊拉克的公众工资已经显著增加。在巴格达解放广场（抗争活动的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抗争者拥有大学或更高学历，但49%的人没有工作。

我们可以把伊拉克的不稳定无产者理解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流氓无产阶级，只不过现在他们不是位于外部，而是位于民族宗派分配系统提供的分配方案的末端。大多数抗争者是15~35岁之间的男性，他们从贫民窟（ashwa’iyyat）和巴格达郊区涌入市中心。2017年以来，任何生活在伊拉克的人都可以看到一种对失业青年的刻板印象：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抽着水烟，玩着一款名为《绝地求生》（PUBG）的第一人称手机射击游戏。他们被称为“绝地求生的一代”（Jeel al-PUBG），拥有大学学位的千禧一代城市不稳定无产者迅速壮大。人们嘲讽他们精神堕落，还被此类视频游戏煽动暴力情绪，于是伊拉克议会于2019年4月在境内禁止了《绝地求生》。年轻人出现在抗争活动中，间接地让政府支持者从抗争者中捏造出一个盲目、危险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小丑”这个标签的含义。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一标签的人，不知不觉地借鉴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列出的一系列不同人物，包括骗徒（Marx 1937，38）【4】。这样做的代价则是忽视了移民到城郊地区的农村家庭、学历回报甚微的大学毕业生、妇女和社会活动家等由无产阶级组成的众多行动者。

新兴的政治主体和新的殉道录

随着抗争活动的进行，精英们越来越难以维持将小丑隐晦地描绘为流氓无产阶级的话语霸权。10月底，伊拉克教师工会号召罢工，数千名来自大学和高中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抗争活动。伊拉克总工会、工人总工会、地方商会、律师工会、工人工会和石油工人都加入了抗争活动。希拉（Hilla）、迪瓦尼亚（Diwaniya）和克尔巴拉（Kerbala）三地都关闭了学校和政府办公室，纳杰夫（Najaf）和巴格达的办公室也部分关闭。商人关掉了商店，抗争者封锁了伊拉克最大的货物进出口之一，巴士拉的乌姆盖斯尔（Umm Qasr）港口。尽管上述抗争者主要由男性组成，但女性在抗争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积极反对来自各党派和民兵的关于道德败坏的指控。两次由女性领导的大游行——一次在2月13日的巴格达，另一次在2月19日的纳杰夫——使用了“女性不应被权威压制”的标语，抗争公众和社交媒体对女性的虐待和骚扰，以此回应那些谴责解放广场静坐示威的人，后者称女性与男性坐在一起抗争是道德败坏。发生在纳杰夫的第二次抗争活动尤其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对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回应，他呼吁发生在这座对什叶派具有精神意义的城市中的抗争活动实行性别隔离。妇女游行让人们能关注到女权主义者和革命前被谋杀的妇女活动家，以及因参与抗争活动而被绑架、拷打和杀害的妇女。伊拉克的女权主义者也从2003年以前的时代继承了一种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的话语，以此批判当前的政治阶层【5】。

这个庞大且混杂的公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艺术家、作家、活动家、医生、雇员、城市专业人士、工匠、宗教、部落的人物，在“我们需要家园”（Nurīd Waṭan）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口号背后所隐含的细微差别。Watan可以翻译为“民族”，但更准确地可能是指patrie，即在伊拉克语境中“领土的归属”而非“泛阿拉伯民族主义”（qawmiyya）。因此这一口号是对那些被民族宗派分配体系排除在外者的述行性（performative）邀请，它是对“炉火与家”这一愿望的象征性升华（Marx 1969，219），是反对历史和物质损失的公众意志宣言。

另一个常见的口号，“我选择我的权利”（nȧzil ākhudh ḥaqqī），暗示抗争者不想等着政治精英下台，做出妥协，或者把他们对另一种未来的愿景，委托给由技术官僚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改革进程。到目前为止，这些愿望取得了零星的成功，已经扩展到什叶派南部以外的地区。逊尼派占多数的安巴尔省、萨拉赫丁省和摩苏尔省都默默支持抗争活动。大多数居民都待在家里，担心安防部队会以铲除“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残余势力为借口，暴力镇压任何地方抗争活动。摩苏尔和安巴尔的民众转而支持什叶派省份的抗争者，他们组织守夜活动纪念示威烈士（截至2020年1月，牺牲人数已达669人），并庆祝伊拉克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资格赛中获胜。与此同时，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政府没有公开支持抗争活动。但库尔德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并在解放广场进行团结慰问。这场革命还激发了生活在约旦、英国和欧洲离散社区的伊拉克青年，他们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与祖国有一种联系。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这种政治疏远的社会团体使全国和城市的安防部队陷于瘫痪，他们在街头制作精美的艺术品，在嘟嘟车【6】上形成互助网络和救护单位，并积极实践可能代替宗派分配体系的激进代替的社会基础。

1月16日，在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Qasim Soleimani）和人民动员部队指挥官阿布·迈赫迪·穆罕迪斯（Abu-Mahdi Al-Muhandis）在巴格达机场外的美军空袭中丧生两周后，一位民间社会活动人士阿拉·西塔尔（’Ala’ Sittar）上了迪杰拉（Al-Dijlah）频道。苏莱曼尼和穆罕迪斯之死导致亲伊朗组织呼吁将美国从伊拉克驱逐出去。针对暗杀行动的愤怒延伸开来，亲伊朗团体开始公开指责抗争者是间谍和外国特工。其他嘉宾认为，小丑渗透到了抗争活动中。阿拉指出，政治阶层用美国的武器武装伊拉克安防部队，并向伊拉克公民提供土耳其和伊朗的产品；那么，除了政治阶层之外，还有谁邀请了外国特工呢?“我作为一个抗争者，”他继续说道，“为679名烈士送行。我要求当局、情报机构和所有安防部队，请在你们的文件里说明，这679名烈士在哪里？你在哪里遇见他们的？在‘美国’领事馆？在你所说的小丑之中？最穷的人被杀了，给我看看有哪个线人被杀了！”阿拉指出，那些被指责为骗徒的人，实际上是烈士。十月革命的冲动暂时屈服于一个不愉快的妥协，就像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7】政府所体现的那样。抗争者拒绝接受卡迪米担任总理，尽管他表现出了善意，比如将阿卜杜勒·瓦哈卜·萨阿迪提拔到反恐部队的高级职位。

如今，抗争者们一致认为他们的理念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他们继续通过两种叙述来表达这种理念：首先，有一种颠覆性的、令人不安的、不屈不挠的态度，在对政治阶层的挑战中毫不妥协；我在小丑的形象中发现了这一点。其次，一套复杂的殉道录用以纪念被安防部队杀害的平民，并维持抗争运动的力量。这两者的存在依赖于持存的阈限（liminality）：骗徒介于两种社会规范之间，殉道者则位于生与死之间（Armbrust 2019）。这场无领导运动中的抗争者拒绝被纳入政党，拒绝通过流行文化表达自己，拒绝在城市地理中用简易的工具维护自己。他们既让伊拉克政治阶层感到沮丧，也让那些失望于民众激情被不稳定群体（precarious populations）点燃的人懊恼。一个新兴的革命性政治主体正在伊拉克浮现，却不是以公众理性的颂扬者所希冀的方式出现。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为所有人（包括小丑）维持并继续这场革命。

注释：

1. 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后，建立了muḥaṣaṣa ṭa’ifiyya（可译为“民族宗派分配”），旨在防止伊拉克政治领域重蹈复兴党（Ba ‘athism）的覆辙，再次被独裁统治。该体系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席位分配。部长席位的分配跨越族群和宗派身份。总理的职位交给了什叶派候选人，逊尼派担任议会议长，库尔德人担任总统。这个制度不仅是政治上的席位分配，它还安排了伊拉克各社区的工作、职位、胁迫手段和政治归属的结构。

2. 译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国际区，位于巴格达中部卡尔卡区，占地10平方公里，是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政府中心。

3. 应该指出的是，伊拉克对记者来说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自2003年以来，已有189名记者遇害。2003年后，无数私人资助的媒体网络在伊拉克激增，并沿着党派和种族教派的路线运作。仅在抗争期间，就有3名记者被杀害，8家媒体办公室因报道抗争活动被伊拉克通信和媒体委员会（Iraqi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Commission）关闭。如果不考虑伊拉克新闻业所处的环境，亲政府媒体所推动的叙事是无法理解的。

4. 马克思（1937，38）的著名描述是：“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群人，完全不固定，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

5. 我感谢Enas Ridha的观点。

6. 译注：Tuktuk，源自日本1930年代三轮轻货车（軽トラック）的一种交通工具，亦作为计程车使用。

7. 译注：伊拉克现任总理，自2020年5月7日履职。

参考文献：

Armbrust, Walter. 2019. Martyrs and Tricksters: An Ethnograph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dirian, Razmig. 2019. “Meet Ahmed Shwqy, the Man behind Baghdad’s Viral Joker Battle Images.” The National, December 1.

Dewachi, Omar. 2015. “Blurred Lines: Warfare and Health Care.” Medicine Anthropology Theory 2, no. 2: 95–101.

Kaur, Hrmeet. 2019. “In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One Image Stands Out: The Joker.” Cable News Network, November 3.

Marx, Karl. 193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ranslated by Saul K. Padover. Moscow: Progress.

———. 1969.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In Selected Works, vol. 1, translated by Louis Proyect, 186–299. Moscow: Progress.

Nadhmi, Fares Kamal. 2020. Man huwa al-joker? Wa man hum al-jokeriyya? YesIraq, January 23.

Nakassis, Constantine V. 2013. “Citation and Citationality.” Signs and Society 1, no. 1: 51–77.

SITU Research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0. “Smokescreen: Iraq’s Use of Military-Grade Tear Gas Canisters to Kill Protesters.” Interactive website. Accessed May 13, 2020.

Thomassen, Björn. 2012. “Note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4, no. 3: 679–706.

Turner, Victor Whittier.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93–11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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