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米米亚娜：在海外四通桥声援运动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本文首发于歪脑，原文《自述：在海外四通桥声援运动中，我们这样克服恐惧》

在北京四通桥抗议引发了海外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后，我们也加入了校园贴标语海报的活动。我托一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张海报，备好了胶带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个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的朋友去了她的学校。

我们辗转于校园的各个学科大楼、步行通道、公交车站和学生中心，寻找合适的位置。朋友显得非常紧张，她说她特意穿得低调，戴着帽子和口罩，选了个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数次自语：“反而更显眼了。”

她左顾右盼，心神不宁，低声细语，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当我们在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口的布告栏上贴海报的时候，她催促我快走，因为教室里正对我们的位置坐着一个东亚人长相的学生，她担心那人是中国人，已经“目击”到我们。当我提议要去中国学生最多的商学院贴海报的时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国人让她很害怕。

在转场的路上我问她是在恐惧什么。她的答案并不让人意外——怕和中国“爱国”学生起冲突，怕被ta们曝光和举报，怕影响到身在国内的父母和亲朋。

关于极权无远弗届的威胁和监视，我早已深有体会。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你无法脱离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还因为某个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为出现这种恐慌情绪而更加感到挫败。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我在国内遭遇国安骚扰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里，什么都没改变。我实在不明白，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已经身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什么这种恐惧还是没有放过我？为什么它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一下子便捕获我的心神？

我明白这种恐惧是被夸大的。极权依靠人们内化的、自发的、膨胀无度的恐惧感实施控制。而被阉割、被去权、被孤立、时刻保持自我审查，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我的朋友还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后从国内出来，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行动，只是有在朋友圈关注女权等议题。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贴海报时，她立刻就答应下来。“太棒了！”她说。

我告诉了她一个管理恐惧的方法：“一般我会看着那些比我更勇敢、冲在更前面的人，ta们的遭遇有助于让我评估自己的风险。你可以看着我，如果我没出什么问题，你就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缺德，似乎我们是借着他人的牺牲来给自己划定安全的红线；其实这种“红线”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妄想，我们对“幸存”的庆幸里包含了太多的侥幸心态。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规避风险上，就会不断规训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动的空间。

可是，作为一个在母国从未以公民的方式参与过政治的新手，刚开始在自由社会里行动，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需要套个游泳圈来获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为更多后来人降低政治参与的门槛，也是我的责任。毕竟当年我也是靠观察那些女权行动先驱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实践使得我有路可循，与她们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被一次次打压后坚持行动的韧性，照亮了我无形的恐惧。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联结，拓展了彼此能力的边界，并被一种道德义务绑定在一起。

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

“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在今天万马齐喑的中国，他的发声堪称振聋发聩，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爆发的情绪、行动的勇气、自我牺牲的觉悟、对反抗高度的想象，还有基于理智的精心计划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可能性，一种突破现实的超现实。

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让我们不至于就此沉沦。

“一个人的勇敢不应该没有回声。”活跃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账号“公民日报”（CitizensdailyCN）在事发后立即呼吁，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羞耻心。ta们带头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贴标语活动，倡议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将四通桥的标语和声援口号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和街头。

公民日报能够接力并扩大行动并不意外。这个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国”的团体成立于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基于为李文亮呼吁而聚集起来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轻人，逐渐发展壮大。ta们借鉴香港抗争者的“文宣”方式，持续面向简中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宣传民主、自由、进步的理念，也一直紧跟时事并组织公共讨论。在近三年之后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这一天，ta们终于又迎来一次不辱使命的时刻。

这次的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千张海报席卷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众多主流海外媒体的关注。借由这次行动的影响力，公民日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线上建立起基于伦敦、纽约、多伦多、南加州、澳大利亚的telegram群组——“My Duty线上民主墙”，聚集起了当地关心母国命运，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华人。

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网络空间。我们虽然没有站在同一个校园或同一个街道，并不知晓彼此真实身份，但这不妨碍我们充分交换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联结起来。

——公民日报在介绍“My Duty线上民主墙”时写到。

恐惧的感受如此普遍

公民日报并不是唯一在为这种“联结”而努力的青年团体。这些年，与中国扩张的民族主义和蔓延到西方校园的“爱国”留学生群体相对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倾向的年轻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国内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并走到了一起。仅仅是我参与到的，以纽约为核心的北美中国女权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们在中国米兔运动和很多女权公共事件中均有贡献。疫情期间，我的朋友主导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社群，以回应海外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机遇，培养新生的社运力量。在这次的贴标语活动中，ta们也很快做出了响应。

在大家一起复盘这次活动的经验时候，我们发现对于“恐惧”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类似。在远离加州、纽约的进步氛围的城市，一些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感到孤立无援，惧怕传言中和中国大使馆有利益关系的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势力。但即便“爱国”学生并不是成组织的，一个庞大而充满攻击性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其“背后灵”。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一个名叫朱子豪的留学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调录制手撕抗议海报的视频，宣称自己已向校方举报，而校方也积极介入调查，并移除所有“非法海报”。他甚至谎称，校领导认为此举严重违背“瓦大和荷兰政府价值观”，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重处分”。这些直接从中国语境里照搬到西方校园的恐吓话术纵然荒谬，至少说明一些“小粉红”们完全自知且积极地充当着极权的爪牙。

与这些“爱国”学生大张旗鼓的气焰相比，想表达异议的学生们只能尽量保持低调和匿名，即便听见路过者对于海报的讨论，也难以上前对话，因此失去和周围人坦诚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机会。严格匿名的需求还会局限这些进步社群的发展——线上的自由讨论难以转化成线下的共同行动，而线下的活动也难以借由公开宣传形成破圈的影响力。

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我们担心自己的反抗话语被西方保守派用来鼓动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也担心进步派们因为忌惮种族歧视和恐华症的帽子而轻视极权对我们的压迫。我们担心香港和台湾等中文社群难以理解我们受到的审查，简单将我们的恐惧与懦弱、保守画上等号；也担心在将自己进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会和周围的亲朋好友疏远、撕裂，留下无解的创伤。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凭什么预设这条路不会举步维艰呢？比起身在国内的泛自由主义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掌握的自由和能动性已是极大的特权。甚至纵观中国社会，无论从民族、阶级还是成长时代来说，我们都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势更边缘的群体承受着不反抗或反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早已无地自容。

我们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何把恐惧和愧疚向外导向对他人的共情和行动的动力，而非向内导向自轻自贱、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态，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摆脱极权的驯服和毒化，本来就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贴标语活动，在国内变成更加隐秘的“厕所革命”，抗议的标语被写在一间间没有监控的公共厕所里。随着二十大的召开，当局更是极力防范四通桥事件的影响。且不论因传播、谈论此事而大量炸号的“惯例”，我的微信联系人里就有两个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参加了四通桥事件的telegram群组的讨论被查出身份，四个警察从天而降，当着其父母的面带走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审问。他的手机被翻阅，参与的所有“反贼”群组被记录，境外软件被删空，还写了保证书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确询问他对四通桥标语的疑似发起人彭立发的看法：“你觉得他做得对吗？”他只能回答：“不对。”另外一个人在被警察骚扰之后过于恐慌，无法回答我的询问，只是一遍遍重申“我爱党爱国爱人民”、“不会再发任何不合适的文字。”

长期以来，民众就是在这样细枝末节、无孔不入的审查和管控下生存的，连自己的话语和意志都被暴力殖民，这是何种无法言喻的疯狂和荒谬？

也许正是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一些评论对四通桥抗议“泼冷水”，对它在国内能够产生的作用持悲观和绝望的态度。作者歌嶋政治人和鹿马的文章都认为，症结在于中国没有公民社会。在当局长年累月的打击和分化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成一盘散沙，个体被原子化，无法集结成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只能出现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这样的个人抗争得不到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四通桥勇士注定只能是一个“孤勇者”。

“这种孤立感是令个体感到绝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同胞此起彼伏抗争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们当然要谨慎，是否将自己对现状的焦虑和绝望化为了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借由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个英雄和一次行动去召唤革命，却简化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难度的理解。但是，现实固然是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环，四通桥抗议却搅动了这一潭死水，打开了一点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并不基于自以为可以改变这一切——我想彭立发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他的“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方案真的会实现，但他依然抱着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牺牲自己的极端方式去唤醒民众。

所以，重点不是为什么他落到了独自反抗的地步，而这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接住他；重点是这已经一盘散沙的社会和积弱成疾的民众，是否可能因他的拼死突围而觉醒、振奋和挣扎起来，从而给自己被绑定的命运造出更多变数。

“希望”正是来自于看到了反抗本身——若绝望来源于我们无法看见彼此。借用张洁平的一句话：“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他已倾其所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停止视而不见。

在国内，四通桥抗议也许会和之前的许多公共事件一样被深埋，被藏进人们记忆深处，像一颗种子在漫长的黑暗里等待复苏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和广泛的社群联结，接住并发扬了我从彭立发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果，ta们免于物质匮乏，见过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爱与自由，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记得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之后的一次对话中，我和女权活动家吕频说，最近两年我一直有种大势已去的感觉。铁链女之后，更让我觉得自己作为理性的公共参与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实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和平推动政治转型的窗口期早已过去，国内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权运动延续到现在已属不易。我相信以启蒙为基础的改革是对人最友好的途径，但当权力无恶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难积聚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感，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当。所以我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吕频说，她早已有运动会失败的心理准备。现在就看惨烈的个体悲剧是否还能唤醒民众。她还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维系住我们的社群，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是可持续抗争的基础。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社会的想象，哪怕只能先寄望于留存在海外的火种。

恐惧一旦被跨越，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我和朋友的贴海报行动从黄昏持续到夜晚。离开的路上，我们发现了路边一个空白的布告栏，便决定在上面满满贴上一排标语。

也许是之前的顺利，她此时已经比较放松了。我们有条不紊地贴着，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已经有人站在身后默默地观望。

那人看了一会，终于忍不住上来搭讪，说自己是伊朗学生，最近也在组织伊朗人的抗议活动。他说：“我们跟你们的处境相似，我们应该互相联结。”

和他道别后，朋友说发现有人站在后面看的时候“吓死了。”

后来，这位伊朗学生邀请我们参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议集会，我特意做了几款海报，将中国和伊朗的抗争内容并置在一起，强调在反抗极权道路上跨国跨种族的团结。

当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来，于是在集会现场，我又认识了另外三个有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学生。我们跟着伊朗人的大部队游行、喊口号，还一度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过程中很多伊朗人来对我们表示感谢。当伊朗学生上台发言的时，特意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感谢了“中国朋友”的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在温尼伯这个被我称为“流放之地”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社群”——这些已经政治觉醒并且有意愿参与政治的年轻人，就算只有五个，我也感到不再孤独了。他们都刚从国内“润”出来不久，大家确认过眼神后，就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党一样熟络起来。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贴海报时表现很恐惧的朋友变得非常积极，她不但用纸板帮我做了标语牌，主动和伊朗学生联络和保持沟通，并且把我们参加集会的照片、海报投稿到了公民日报。

果然，在公共参与的实践里，这种恐惧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想到了社群里的朋友说的：“勇气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信任也是在联结和共同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