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5章第Ⅲ節：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倒退
謝爾蓋·謝苗諾夫的一封信。
安德里夫斯克，1921年1月21日
親愛的安娜：
村子裡的生活已經變得忍無可忍了。的確，我們比俄羅斯其他地方的農民要好得多。糧食徵收和勞動徭役都還沒有真正影響到我們。但是，我們每天仍然飽受當地蘇維埃殘暴、愚昧和欺詐行為之苦，令正常的生活難以為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勞動人民的名義進行的，他們不再支持新政權了。我也不會再給加米涅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寫投訴信。俗話說得好，“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儘管戰爭已經結束，並承諾要讓國家恢復元氣，但我們的人民不相信現在的政府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大傢伙如此心灰意冷，如此窩火憋氣，以至於他們既看不到光明燦爛的未來，也找不到擺脫困境的出路。許多人因為弗蘭格爾和波蘭被打敗而沮喪氣餒——然而沒有人願意承認，解決我們問題的答案不在於改變外部事物，而在於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謝苗諾夫在信中所表達的憤怒和絕望之情，在俄羅斯各地的農民都感同身受。布爾什維克政權摧毀了農民革命的全部理想。1917年的農民蘇維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村莊自由和自治的古老夢想，但卻被共產黨接管了。原本是農民自治的機構現在變成了國家的官僚機關。土地革命的目的本是普及小規模的農民農場，現在卻受到了集體農場的排擠。農民曾以為屬於他們的鄉紳地產，現在正被轉移給國家。可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這不是一個幫助農民富裕的國家。這個國家奪走他們唯一的兒子和馬匹，延續內戰的暴政，強迫他們加入勞動隊，搶走他們的食物。“革命賦予我們的自由被新政權剝奪了，”1921年1月，一位元農民向外國記者抱怨道，“現在農村的生活就像沙皇時代一樣。”
到1921年，俄羅斯大部分地區的農民已經瀕臨可怕的饑荒邊緣。雖然1921-1922年的饑荒危機是由當年的乾旱和嚴寒直接造成的，但影響最大的顯然是那些在1918-1921年徵用中受害最深的地區。例如，在饑荒最嚴重的薩馬拉省，1919-1920年期間徵用的糧食數量比實際收穫的盈餘多出30%，結果農民家庭平均損失了118公斤的糧食、飼料和種子等基本儲備。在1921年惡劣的條件下，這往往意味著生與死的區別。在鄰近的薩拉托夫省巴拉紹夫區，切爾馬肯的殺人大隊橫徵暴斂，收繳的糧食數量甚至超過了總收成，以至於農民被迫用他們前幾年積累的庫存來支付，到1920年秋，用一位官員的話說，“沒有種子可以播種了”。在整個俄羅斯產糧區，布爾什維克故意把糧食徵收標準定得高於估計的收穫盈餘，理由是農民會隱瞞他們實際糧食剩餘的三分之一。以此為據，征糧隊肆意掠奪他們在村莊穀倉裡能找到的任何食品，經常把反抗他們的農民當作“富農”槍斃，儘管正如許多布爾什維克官員不得不承認的那樣，這些人通常是最貧窮的農民，如果他們失去最後的重要糧食儲備，必將餓死。1920年，各種跡象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危機已迫在眉睫，省級糧食官員懇求中央停止災難性的徵收。1920年9月，一位元來自伏爾加日爾曼人地區的官員警告說：“已經山窮水盡了。”然而，莫斯科方面卻催促著要更多。1920年，伏爾加日爾曼人地區雖然收成欠佳，仍有42%被沒收並運往饑餓的北方。村莊被洗劫一空，兒童被綁架，農民被鞭笞和折磨，以榨取他們最後的幾粒穀物。
剛開始，農民們通常用“弱者的武器”來保護自己：消極抵抗和陰謀詭計。他們把糧食埋在地下，餵養牲口，或者用來私釀烈酒，而不是交給布爾什維克。後來，他們拿起武器，參加零星的地方起義和叛亂，其頻率、規模和暴力程度與日俱增。1918年，憤怒的農民殺害了2,000名征糧隊成員；1919年，這個數字上升到近5,000人；1920年則超過8,000人。到1920年秋，整個國家都深陷農民戰爭的火海中。馬赫諾的農民軍在弗蘭格爾戰敗後仍有15,000人之眾，他們在烏克蘭草原上打遊擊，與無數其他地方武裝一起，成功搗毀了大部分蘇維埃農村的基礎設施，直到1921年夏。在俄羅斯中部的坦波夫省，安東諾夫叛亂幾乎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從1920年秋至1921年夏，那裡的蘇維埃政權名存實亡。在沃羅涅日、薩拉托夫、薩馬拉、辛比爾斯克和奔薩等省，有規模較小但破壞力毫不遜色的農民起義軍在製造混亂，成功地將布爾什維克的權力限制在城鎮。數百支小規模土匪武裝控制著烏法河和裡海之間的大草原。在頓河和庫班地區，哥薩克和農民終於因為對布爾什維克的共同仇恨而捐棄前嫌，共赴危難。高加索山區的叛軍人數遠遠超過3萬名。在白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領導的農民控制了大部分農村，迫使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蘇維埃撤離。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但研究最少的）農民起義發生在西西伯利亞：整個秋明、鄂木斯克、車裡雅賓斯克、托博爾斯克、葉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地區，連同大部分主要城鎮，悉數落入了擁有多達6萬名武裝人員的農民叛軍手中，1921年上半年，幾乎所有蘇維埃的基礎設施都處於癱瘓狀態。然而，放眼整個俄羅斯，各地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憤怒的農民紛紛拿起武器，把布爾什維克趕出村莊。在距克里姆林宮不到50英里，離謝苗諾夫的安德里夫斯克不遠的地方，有一些村莊，布爾什維克去那裡都很危險。
這些農民戰爭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儘管它們之間相距甚遠，而且發生在不同的背景下，卻有著許多共同的特徵。
大多數較大規模的叛亂在1920年開始時都是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反對徵用糧食，由於當地共產黨人的無能和往往濫施淫威，這些起義很快就被激化並發展成全面的農民戰爭。坦波夫叛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20年8月，一支征糧隊來到卡緬卡村徵收新的糧食稅時，逮捕了一名農民，結果引發叛亂。該省的徵稅額超過1,100萬普特，明顯定得太高。甚至列寧在9月份也懷疑，“是否應該削減一點”。1920年的收成非常差，如果農民全額繳納徵收款，他們每人將只剩下一蒲式耳穀物，僅僅是他們對糧食、種子和飼料正常需求的10％。早在10月份已經發生了饑餓暴動。到了1月，用布爾什維克派來幫助鎮壓叛亂的安東諾夫-奧夫申科的話說，“一半的農民在挨餓”。卡緬卡的農民相對富裕——這意味著他們比其他人餓死得慢一些——因此對他們徵收額外的稅收。他們拒絕支付這筆稅款，殺死了幾名征糧隊的成員，並用槍和乾草叉武裝自己，擊退了從坦波夫派來鎮壓他們的蘇維埃增援部隊。鄰近的村莊加入起義，並很快組成了一支簡陋的農民軍。它在紅旗下作戰——象徵著奪回革命是這些人民起義的一個重要目標——並由當地農民起義的英雄、社會革命党人格裡戈裡·普列日尼科夫領導，他曾在1905年和1917年組織過掠奪貴族地產的戰爭。與此同時，一個農民聯盟（STK）網路開始在鄉村出現——通常由當地社會革命黨人組織——取代了蘇維埃，幫助向起義軍提供補給。超過50名共產黨員被槍殺。
叛亂迅速蔓延，令坦波夫的布爾什維克猝不及防。該省的蘇維埃和黨組織早已極其薄弱。由於工人罷工和腐敗醜聞使入黨成為高危和丟臉之事，人們紛紛脫離該黨，其中許多是前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很快就加入叛軍。而由於蘇波戰爭爆發，該省衛戍部隊只剩下3,000名紅軍，且絕大多數極其不可靠。面對席捲整個基爾薩諾夫的叛亂，他們只有一挺機槍可用。叛軍抓住這一時機，向省會進軍。當接近坦波夫時，數千名農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布爾什維克惶惶不可終日。直到增援部隊到達，他們才打退叛軍的進攻，進而在村莊中展開了一場恐怖運動。幾個叛軍的據點被燒毀，成群結隊的牛被沒收，數百名農民被處決。然而，這只會助長農民戰爭的火焰。“全體民眾都嚇得跑進樹林裡，加入了叛軍。”一位當地的共產黨員報告說。“即使是曾經忠於我們的農民也寧願拋棄一切，背信棄義。”從基爾薩諾夫起，叛亂很快燃燒到坦波夫省的南半部和鄰近的薩拉托夫、沃羅涅日以及奔薩的部分地區。正在這個時候，左派社會革命党活動家亞歷山大·安東諾夫接管了起義的領導權，並在1920年底將其發展成為列寧本人後來不得不承認的，其政權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蘇維埃的宣傳把農民叛亂者描述為“富農”。但證據表明，事實恰恰相反，這些都是一般的農民起義。從他們手中的農業武器——乾草叉、斧頭、長矛和鋤頭——可以看出，叛軍基本上由普通農民組成，儘管內戰軍隊的逃兵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並常常擔任領導角色。在坦波夫省，起義前夕有11萬名逃兵，其中6萬名來自基爾薩諾夫周圍的森林地區。許多叛亂者都是一貧如洗的青年——大多數不到二十五歲。薩拉托夫省波波夫的農民軍被描述為“衣衫襤褸”，儘管有些人穿著偷來的西裝。用布古魯斯蘭黨委的話說，奧倫堡大草原上的隊伍是由下列人員組成的：
那些因貧窮和饑餓而不得不流離失所的人們。富農在物質上幫助叛軍，但他們自己確實很少拿起武器。叛軍發現招募支持者非常容易。在最落後和最受壓迫的農民階層中，“殺死共產黨人！粉碎集體農莊！”的口號蠱惑人心。
在秩序全面崩潰的情況下，犯罪分子也不可避免地混入農民隊伍，搶劫財產和強姦婦女，這一問題後來幫助布爾什維克切斷叛軍與當地居民的聯繫。
叛軍的力量來自他們與村莊的緊密關係：這使他們能夠開展遊擊戰爭，把紅軍指揮官打得暈頭轉向。美國人後來在越南學到的教訓——正規軍不管裝備多麼精良，都無法與一支得到良好支援的農民軍作戰——是俄羅斯人在1921年發現的（60年後又在阿富汗反制其身）。叛軍是按遊擊隊的方式組建起來的，每個村莊負責動員、供給和裝備自己的部隊。在坦波夫和西西伯利亞部分地區，與農民村社密切聯繫的農村聯盟負責履行這些職能。在其他地方，則是村社本身。教會和當地的社會革命黨人，特別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也在一些地區説明發動起義，儘管社會革命党領導層的確切角色至今仍是個謎。
用安東諾夫-奧弗申科的話說，在當地人民的支援下，叛軍“無懈可擊，特別隱蔽，可以說無處不在”。只要一有風吹草動，農民就可以變成士兵，士兵也可以成為農民。村民是叛軍的耳目——婦女、兒童，甚至乞丐都是間諜——在任何地方，紅軍都容易遭到伏擊。然而，當紅軍追擊叛軍時，他們會突然消失——要麼融入當地居民，要麼跨上農民提供的新馬，這些馬匹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追擊的紅軍。紅軍一天可以走30英里，而叛軍可以走100英里。此外，他們對當地地形瞭若指掌，能夠在夜間行軍並發動襲擊。這種超強機動性輕鬆彌補了他們缺乏大炮的不足。他們簡直是繞著紅軍轉，紅軍指揮官抱怨他們“神出鬼沒”。叛軍不在開闊的陣地上與紅軍交戰，而是堅守在偏僻的山頭和森林裡，等待合適的時機發動突然襲擊，然後迅速撤退到視線之外。他們的戰略純粹是防禦性的：他們的目標不是向莫斯科進軍——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不是攻佔當地城鎮——而是切斷自己與莫斯科的影響。他們炸毀橋樑，砍倒電報杆，拔起鐵軌，使紅軍陷入癱瘓。對付這種遊擊戰術是很困難的，特別是由於紅軍指揮官以前都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第一批派去與叛軍作戰的小型部隊幾乎全軍覆沒——圖哈切夫斯基說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為叛軍提供武器”——而且很快就士氣低落。許多紅軍甚至加入了叛軍。
起義的目的和意識形態驚人地一致，反映了整個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民革命的共同願望。所有起義都試圖重建1917-1918年的農民自治。這可以從大多數人高喊“沒有共產黨的蘇維埃政權！”或其他類似的口號看出來。有時，這個基本思想也表現在自相矛盾的口號中：“列寧萬歲！打倒托洛茨基！”或者“布爾什維克萬歲！打倒共產黨人！”許多農民都有一種錯覺，認為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党於1918年2月更名的消息還沒有傳到偏遠鄉村。農民相信，“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給他們帶來和平，允許他們奪取鄉紳的土地，在市場上自由出售自己的糧食，允許他們通過自己選出的蘇維埃管理他們的社區。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是“托洛茨基”和“共產黨人”挑起內戰，奪走鄉紳的土地並將其用於集體農莊，以徵用的方式扼殺自由貿易，並篡奪了他們的地方蘇維埃。
通過高喊蘇維埃口號，農民叛亂分子無疑是為了給他們的起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個“合法”的形式。他們有時把自己的反抗組織稱為“蘇維埃”。儘管如此，他們對革命民主理想的承諾並沒有因為這種裝腔作勢而變得華而不實。所有的農民起義都敵視白軍——重要的是，直到白軍戰敗後，這些起義才真正起步。許多叛軍領袖（如馬赫諾、薩波日科夫、米羅諾夫、謝羅夫、瓦胡林、馬斯拉科夫和科列索夫）都曾與紅軍並肩戰鬥，對抗白軍，而且往往表現出色。其他人則擔任過蘇維埃官員。安東諾夫曾是基爾薩諾夫區的蘇維埃警察局長，直到1918年夏，他和其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樣，與布爾什維克決裂，把該區變成了一個叛亂的根據地。1920年夏，薩波日科夫在薩馬拉的新烏津斯克地區領導一支反叛的農民軍，他曾經是新烏津斯克蘇維埃的主席，是抵抗哥薩克的英雄，也是薩馬拉反對科穆奇的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的領導人。皮亞塔科夫是鄰近薩拉托夫省的農民叛亂領袖，曾任蘇維埃糧食委員。沃羅諾維奇是高加索地區的叛軍領袖之一，曾在1917年擔任盧加蘇維埃主席。他甚至參加了對科爾尼洛夫的彼得格勒保衛戰。
農民經常稱他們的起義為“革命”——而這正是他們的目標。與1917年一樣，農民憤怒和破壞的浪潮沖塌了農村大部分國家基礎設施。這是一場針對共產黨政權的，窮凶極惡的復仇之戰。數千名布爾什維克被殘忍地殺害。許多人成為可怕的（也是象徵性的）酷刑的犧牲品：耳朵、舌頭和眼睛被割下來；四肢、腦袋和生殖器被切斷；肚子被剖開並塞滿小麥；把十字架烙在額頭和軀幹上；共產黨員被釘在樹上、活活燒死、投入冰窟、埋到脖子，或任狗或老鼠吃掉，而農民們則袖手圍觀，大聲喝彩。黨和蘇維埃的辦公室被洗劫一空。警察局和農村法庭被焚燒。蘇維埃的學校和宣傳中心遭到破壞。至於集體農莊，其中絕大多數都被摧毀，工具和牲畜被重新分配給當地農民。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蘇維埃的糧食收集站、磨坊、釀酒廠、啤酒廠和麵包店。一旦叛軍奪取了這些設施，“大批農民”就會尾隨其後，把徵用的糧食一車車運回各自的村莊。這種對“人民財產”的奪回——實際上是一種新型的“掠奪掠奪者”——幫助叛軍鞏固當地人民的支持。但並非所有叛軍都是劫富濟貧的羅賓漢。粗暴的強盜行為也屢見不鮮。大多數反叛軍都劫持火車。在頓巴斯地區，據說1921年春，這樣的搶劫行為“幾乎每天都會發生”。襲擊當地城鎮，有時也襲擊農民，是另一個常見的糧食供應來源。這些叛亂部隊轉戰四方，帶著他們大量搶來的牲畜和他們長長的，滿載軍火、酒桶和穀物袋的大篷車，一定非常壯觀。安東諾夫的遊擊隊從謝爾多布斯克地區的克尼亞澤瓦出發，帶走了當地劇院服裝和道具部門的全部物品，包括魔術燈籠、假人和半身像。一位目擊者將波波夫在赫瓦倫斯克伏爾加鎮的叛軍描述成一列長長的機槍運輸車，每輛車由六匹馬拉著：
車上滿是血跡，馬匹上裝飾著色彩鮮豔的緞帶和材料。其中10輛運輸車還攜帶留聲機，其他運輸車則裝著啤酒和伏特加酒桶。土匪們整天隨著音樂載歌載舞，全鎮被一種難以想像的喧囂所籠罩。
到1921年3月，大部分農村地區的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省級布爾什維克組織絕望地向莫斯科發電報，聲稱他們無力抵抗叛軍，要求立即增援。在叛軍活躍的地區，向城市運送糧食的工作實際上已經停止。隨著城市糧食危機加深，越來越多的工人開始罷工，很明顯，布爾什維克正面臨著又一場革命風暴。列寧驚恐不安：他每天都瘋狂地向當地的紅軍指揮官下達死命令，要求動用一切手段、盡最快速度平定叛亂。“我們快堅持不住了。”列寧在3月承認。3月8日，他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說，農民戰爭“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加在一起還要危險”。再加上3月份的罷工和喀琅施塔得兵變，它們將迫使大會最終放棄不得人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恢復自由貿易。這是為阻止這場人民革命浪潮而採取的絕望之舉。在擊敗了得到不少於八個西方大國支援的白軍之後，布爾什維克向農民投降了。
1921年2月席捲整個俄羅斯的工人罷工浪潮，其革命性不亞於農民起義。考慮到罷工者可能受到的懲罰（即時解雇、逮捕和監禁，甚至處決），在1921年發動罷工是一種可歌可泣的行為，一種頂天立地的壯舉。先前的罷工是與政權討價還價的砝碼，但1921年的罷工則是最後一次為推翻政權而破釜沉舟的嘗試。
“工人們，你們唯一失去的，只有鎖鏈！”馬克思的格言從未如此震耳欲聾。軍事化的工廠奴役了工人階級。由於缺乏足夠的食品來刺激工人，布爾什維克只能依靠強制手段。如果工人的工廠未能達到規定的生產配額，他們就會被剝奪微薄的口糧，被監禁，甚至被槍斃。1920-1921年冬天，由於農業歉收，農民越來越不願意交出糧食，城市的糧食儲備減少到最低水準，危機一觸即發。大雪阻斷了交通，使形勢雪上加霜。1月22日，包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在內的幾個工業城市的麵包配給量削減了三分之一。即便最有特權的工人，每天也只能領到1,000卡路里。由於缺乏燃料，全國數百家工廠被迫關閉。孟什維克的費多爾·丹看到饑餓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乞討食物。婦女們通宵排隊購買一條麵包。這使人想起了二月革命前夕的情景。
莫斯科首先爆發了。一連串的工人集會要求結束共產黨的特權，重啟自由貿易和人員流動（意味著他們有權到農村去和農民交換商品），恢復公民自由和立憲會議。工廠裡懸掛著白旗，作為工人階級抗議的傳統標誌。莫斯科印刷廠率先行動：他們曾在1920年5月舉行過一次類似的抗議活動，而且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他們的工會中勢力強大。但由於不滿情緒如此普遍，抗議運動幾乎不需要什麼動員。布爾什維克派代表到工廠，試圖緩和局勢；但他們遭到了粗暴的嘲笑。根據一份（相當可疑的）報告，列寧本人出現在一個喧鬧的鋼鐵工人會議上，質問那些指責他毀了這個國家的聽眾，他們是否更喜歡白軍。但他的問題引來了憤怒的回答：“讓那些白軍、黑軍或魔鬼都來吧，只要你們滾蛋。”到2月21日，數千名工人開始罷工。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穿過哈莫夫尼基區街道，在試圖驅散人群的努力失敗後，軍隊受命清場。但是，與1917年2月一樣，士兵們拒絕向平民開槍，不得不出動共產黨別動隊（ChON），造成數名工人死亡。第二天，街道上出現了更多的人群。他們向哈莫夫尼基軍營進發，試圖把士兵救出來；但士兵現在被鎖在裡面，共產黨別動隊再次使用武力驅散人群。2月23日，一萬名工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時，首都宣佈戒嚴。
與此同時，罷工蔓延到了彼得格勒。22日，多家工廠舉行抗議集會。與莫斯科一樣，工人們要求停止共產黨的特權配給制度，恢復自由貿易和人員流動，並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下，呼籲自由選舉蘇維埃和召開立憲會議。在接下來的三天裡，成千上萬的工人舉行罷工。所有大型鋼鐵廠——普梯洛夫、特魯博奇尼、波羅的海和奧布霍夫斯基——以及大多數碼頭和造船廠都加入了這場運動。這實際上是一次總罷工。在涅瓦大街和瓦西裡島，罷工者和軍隊之間發生衝突。一些士兵向工人開槍，至少打死打傷三十人，但幾千名士兵，包括伊茲梅洛夫斯基團和芬蘭團，都倒向了民眾。甚至連“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布爾什維克權力的鋼鐵象徵，停靠在該市進行冬季維修）的水兵也下船參加示威活動。
不必天才也能意識到，這種情形與四年前導致沙皇政權垮臺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嘩變何其相似。布爾什維克害怕再次發生兵變，他們盡一切可能將士兵們留在營房裡。他們甚至以更換新鞋為藉口，拿走了他們的鞋子，以阻止士兵們外出。25日，該市宣佈戒嚴。所有權力都歸屬于一個以季諾維也夫為首的特別國防委員會。危難關頭，這位總是容易驚慌失措的共產黨大佬向工人們發出了歇斯底里的呼籲，懇求他們返回工作崗位，並承諾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與此同時，契卡逮捕了數百名罷工者——連同該市大多數主要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另有數千人被鎖在工廠外面，因此被剝奪了口糧。所有這一切都必然會加劇罷工。工人們現在公開呼籲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2月27日，即革命四周年紀念日，街頭出現如下公告。號召發起一場新革命：
歸根結底，工人和農民需要自由。他們不想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法令生活。他們想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們要求釋放所有被逮捕的社會主義者和無黨派工人；廢除戒嚴令；所有勞動者享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自由選舉工廠委員會、工會和蘇維埃。
召集會議，通過決議，向當局派出代表，使你們的要求得到實現。
就在同一天，起義跨越芬蘭灣蔓延到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一場真正的革命迫在眉睫。1917年，托洛茨基稱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為“俄國革命的驕傲和榮耀”。【1】他們是第一個呼籲蘇維埃政權的人，他們在十月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喀琅施塔得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革命極端主義的大本營。它的水兵既是布爾什維克，也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獨立的喀琅施塔得蘇維埃共和國——一種巴黎公社的島嶼版——而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直到1918年夏，喀琅施塔得蘇維埃都由所有極左派政黨組成的聯合陣線管理。它的執行機構是根據個人能力而非所在政黨來選擇的，並嚴格對海軍基地上選出產生的蘇維埃（或“勞苦大眾”）負責。這樣的民主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不可容忍的。他們清除了蘇維埃所有的其他黨派，把它變成了國家的一個官僚機構。水兵們很快就心生不滿。儘管他們在1919年10月保衛彼得格勒時為紅軍作戰，但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打敗白軍，他們認為後者比布爾什維克更加邪惡。內戰一結束，水兵們就把怒火轉向了紅軍。他們譴責其對待農民的方式。許多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來自農村——尤以烏克蘭和坦波夫居多——當他們休假回家時，被那裡發生的情況震驚了。“我們的農場是一個普通的農民農場，”1920年11月，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一名船員在得知自己家的奶牛被徵用後寫道，“然而，當我和我的兄弟從蘇維埃共和國服役回到家裡，人們對我們殘破的農場嗤之以鼻，說：‘你們為誰服務？蘇維埃共和國給了你們什麼好處？’”共產黨領導人封建的生活方式是水兵和黨員官兵日益不滿的另一個原因。1917年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拉斯科利尼科夫于1920年作為新任命的波羅的海艦隊總司令回到基地，與他優雅的妻子——布爾什維克政委拉里薩·賴斯納——像貴族一般在那裡生活，有宴會、專車和僕人。賴斯納甚至從貴族階層收繳了滿滿一衣櫃的裙子。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中有一半的人感到大失所望，以至於在1920年下半年撕毀了自己的黨證。
當彼得格勒罷工的消息傳到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耳朵裡時，他們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前往該市考察罷工的進展情況。2月28日，當他們返回時，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以前是布爾什維克的據點）上的船員們升起了自己反抗的旗幟，並發佈了一份宣言，要求自由選舉蘇維埃，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儘管只限于工人和農民、左派政黨和工會），“所有勞動人民口糧一律平等”，以及“農民在不使用雇工的情況下按自己的意願自由耕種土地”。儘管工人們的決議要求重新召開立憲會議，但水兵們仍然反對這樣做。1918年1月，正是一群無政府主義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強行關閉了立憲會議。他們的方案旨在恢復1918年的多黨制蘇維埃，在嚴格意義上仍然是蘇維埃的。此外，與農民起義不同，他們的口號是“沒有共產黨的蘇維埃！”，他們甚至願意接受布爾什維克加入聯合政府，只要後者接受蘇維埃的民主原則並放棄其獨裁統治。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震驚世界的1921年起義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有一半以上的布爾什維克選擇加入嘩變。
布爾什維克對失去這個曾經的紅色根據地感到無地自容，他們辯稱喀琅施塔得的叛軍與1917年的起義軍是不同的一支部隊，最優秀的無產階級水兵已經在內戰中犧牲了，取而代之的是“穿著水兵服的農民小夥子”，他們從村裡帶來了“無政府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然而，正如伊斯雷爾·蓋茨勒所表明的，這次起義無異於布爾什維克被他們自己最寵愛的兒子無情地拋棄了。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叛軍與1917年的起義軍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大多數的領導人都是喀琅施塔得艦隊的老水兵。其中一些人，如嘩變的主要思想家、社會革命黨-馬克思主義者阿納托利·拉馬諾夫，曾是1917-1918年喀琅施塔得蘇維埃的重要成員。在參與嘩變的兩艘主要軍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上，94%的船員是在1918年之前招募的。無論人員還是意識形態，此次嘩變都是對1917年革命時代的回歸。
3月1日，憤怒的革命激情湧上街頭。在錨碇廣場舉行的有15,000人（幾乎占喀琅施塔得人口的三分之一）參加的群眾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重新選舉蘇維埃。被派去安撫水兵的加里甯遭到了嚴厲的質問，而艦隊的布爾什維克政委庫茲明則被噓聲趕下臺。第二天，來自各艦船和船廠的300名代表召開會議，選舉新的蘇維埃。叛變的布爾什維克在代表中占了絕大多數。由於有傳言說共產黨衛隊要衝擊會場，代表們緊急選舉出一個五人革命委員會，立刻著手指揮島上的防禦工作。革命即興發揮的舊精神又回來了。
雖然這些傳言最後被證實是虛假的，但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確實在準備鎮壓兵變。他們不能坐視不顧、放任自流。喀山和下諾夫哥羅德等其他城市已經受此啟發，相繼發生叛亂。此外，冰雪覆蓋的芬蘭灣即將解凍，一旦整個艦隊破冰而出，要塞幾乎堅不可摧。3月2日，彼得格勒全省實行戒嚴。軍隊和大炮沿著喀琅施塔得對面的海岸線集結。與保衛彼得格勒對抗白軍時一樣，托洛茨基被派往老首都指揮作戰。他於3月5日抵達，命令嘩變者立即投降。在一份像極了19世紀的省長向反叛農民發出的最後通牒中，他警告說，如果反叛者不在24小時內放下武器，他們將“像鵪鶉一樣被射擊”。托洛茨基下令逮捕住在彼得格勒的水兵家屬作為人質。當彼得格勒契卡負責人堅持認為兵變是“自發的”時，托洛茨基致電莫斯科，要求將其解職。
3月7日，攻擊開始。布爾什維克的重炮從西北海岸對要塞進行了整整一天的狂轟亂炸。這一天是勞動婦女節，在炮彈的爆炸聲中，喀琅施塔得電臺向全世界的婦女致以親切的問候。20英里外的涅瓦大街上，亞歷山大·伯克曼可以聽到大炮遙遠的轟鳴聲。這位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對革命的信念突然被嘩變喚醒了，他在當天下午6點的日記中寫道：“喀琅施塔得遭到攻擊！痛苦和炮擊的日子。我的心因絕望而麻木；我的內心有什麼東西已經死去。”炮擊的目的是為了“軟化”要塞，為跨越冰面的進攻做準備。部隊將不得不冒著喀琅施塔得軍艦和要塞的槍林彈雨，沖過一段五英里長的冰面，險象環生。士兵們的士氣低落可以理解，負責這次行動的圖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在軍中部署共產黨特別安全部隊，並在他們背後架起契卡機槍，以確保他們不會逃跑。第二天一大早，紅軍開始衝鋒：一場暴風雪為他們提供了掩護，一些前線部隊得到了白色床單。然而，這次突擊以災難告終。嘩變者的炮火在冰面上轟出一道道水溝，許多被暴風雪蒙蔽了雙眼的突擊隊員掉進水裡，淹死了。兩千名士兵被週邊碉堡的機槍掃射倒地。待暴風雪漸漸消散，可以看到廣闊的冰面上屍橫遍地。
與此同時，在這場戰鬥中，嘩變者開始進行他們的“革命”。這是一個在戰炮火中建立的共和國。在短短18天統治期間（3月1日至18日），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忙於解散共產黨機構，組織工會改選，並為重新選舉蘇維埃做準備。3月8日，它自己的《消息報》發佈了一份聲明——《我們為何而戰》。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抗議書，它為水兵們——實際上也是為整個俄羅斯人民——指明了革命出現什麼問題：
工人階級希望通過十月革命來實現自己的解放，但結果卻是對人類更大的奴役。沙皇統治及其員警和憲兵的權力已經落到共產黨篡奪者手裡，他們給人民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對契卡酷刑無休無止的恐懼，其恐怖程度遠遠超過沙皇時代的憲兵……勞動者國家的光榮象徵——鐮刀和錘子——已經被共產黨人的刺刀和鐵窗所取代，用來維持新的官僚、共產黨的政委和官員的幸福生活。
最為糟糕和罪惡的是共產黨引入道德奴役：他們把手伸進勞動人民的內心世界，強迫他們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式思考。通過國家控制的工會把工人束縛在機器上，這樣勞動就不再是快樂的源泉，而是一種新的奴役形式。對於以自發起義表達的農民的抗議，以及因生活條件迫使他們罷工的工人的抗議，他們甚至用超過沙皇暴政的大規模處決和流血來回應。最先舉起解放勞動者紅旗的俄羅斯，已是血海濤天。
這就是3月8日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背景。領導層面臨著兩個重大難題：擊敗工人反對派——以及安撫民主集中派——在工會和黨內民主問題上兩項不同意見的提案；以及解決國內的革命危機。
面對黨內不同聲音，列寧一如既往地大發雷霆。他願不惜一切代價擊敗工人反對派。柯倫泰成為個人打擊的對象。列寧拒絕和她說話，並威脅那些與她交談的人。在辯論中，他利用什利亞普尼科夫和柯倫泰是戀人這一人所共知的事實，嘲笑他們關於無產階級團結的觀點。“好吧，感謝上帝，”他笑著對大家說，“我們知道柯倫泰同志和什利亞普尼科夫同志是‘階級團結’的”。在狡猾的諷刺之外，列寧還加上了誹謗，譴責工人反對派“背離了工會主義”，並指責它與喀琅施塔得兵變和工人罷工有著相同的理念。這當然是錯誤的：儘管兩個抗議團體都要求推翻布爾什維克獨裁政權，可工人反對派只想改革它。但是，這種區別比模糊它們更難區分。在歇斯底里的恐慌氣氛中——列寧在大會上不斷警告說蘇維埃政權隨時可能被推翻，從而助長了這種氣氛——布爾什維克代表們非常害怕，不敢質疑列寧的指控。他們接受了他蠱惑人心的路線，即此刻需要嚴格的黨內團結，容忍這種反對派只會對敵人有利。毫無疑問，如果進行表決，列寧在工會問題上的立場必將贏得絕大多數的支持。眾所周知，“十大綱領”在托洛茨基的極端中央集權主義和工人反對派的“工會主義”之間提供了某種妥協，頗受歡迎，有效地修正了第九次黨代會的立場，即國家將繼續通過“一言堂”制度管理工業，同時就管理人員的任命諮詢工會。但是，列寧的策略最終取得了勝利。他的兩項譴責工人反對派的提議獲得了壓倒性多數的支持，在694名大會代表中，只有不超過30人投下反對票。
這一回，列寧啟用共產黨歷史上最致命的決定之一——禁止派別——來鞏固自己的勝利。3月16日，大會通過了這項秘密決議，宣佈成立獨立於中央委員會之外的所有黨派為非法。經過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三分之二的投票，這些派別可以被排除在黨外。這項禁令是列寧在盛怒之下提出的，旨在報復工人反對派。而大會之所以通過這項法案，顯然是因為代表們已經對過去幾個月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和不耐煩，面對當前的危機，大家非常渴望支持其領導人，反對黨內的反對者。無論是列寧還是基層黨員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項禁令的潛在意義。從此以後，中央委員會將按照與黨統治國家同樣的獨裁路線來統治黨；任何人都不能挑戰它的決定，否則就會被指控為派系主義。史達林上臺是該禁令的一個產物。他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使用了與列寧對付工人反對派相同的策略。事實上，列寧在1922年4月創立了党的總書記職務，史達林成為第一任“總書記”，主要就是為了執行禁令和清洗工人反對派。到1923年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時，清洗工作已經完成——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什利亞普尼科夫和柯倫泰雖然沒有遭到開除黨籍的恥辱，但雙雙發配外交流放——前者送往巴黎，後者去了斯德哥爾摩。工人反對派的支持者被解除了黨和工會的職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歷盡滄桑，一些人被監禁，幾乎所有人後來都在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中被處死。1937年，什利亞普尼科夫被謀殺。
第十屆黨代會還做出了與禁止派別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二個決議——以實物稅取代糧食徵用。該決議允許農民在繳納稅款後，自主出售剩餘的糧食，包括通過自由市場，相當於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核心綱領，從而為新經濟政策輔平了道路。這麼做顯然是為了刺激生產：稅收的總負擔比1920年的徵收額減少了45%（後來降至收成的10%的標準稅率）；對增加播種和生產力的農民實行退稅；讓農民個人負責自己的稅收份額，從而廢除了村社的集體責任；還將設立一個消費品和農具專項基金，用於與最有生產力的農民進行交換。看來，列寧在幾個星期前就已經開始與農民達成這項“新政”。布哈林從坦波夫出差回來後，於2月2日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於安東諾夫起義的報告，其中明確指出，鑒於那裡和其他許多省份的農民反抗起義的力度，不可能繼續執行徵用。毫無疑問，出臺實物稅的時機是由平息這些農民戰爭的迫切需要決定的，列寧害怕農民甚過害怕白軍。
由於擔心代表們會譴責稅收是復辟資本主義，列寧試圖通過將該決議的提出推遲到3月15日——即大會的倒數第二天——來限制其討論，那時許多代表已經奔赴喀琅施塔得前線。列寧自己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講話霸佔了整個會議，幾乎沒有時間讓其他代表發言。他強調，迫切需要徵收糧食稅來平息農民起義，並與農民建立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新聯盟——史密奇卡（Smychka，也稱工農聯盟）。沒有它，蘇維埃政權將無法生存，因為西方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失去了其他盟友。內戰的政策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靠行政命令無法創造社會主義——在俄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民國家，過去幾年飽受蹂躪，除了通過市場來恢復經濟，沒有其他辦法，更遑論為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積累資本。他駁斥了人們對恢復私人貿易將導致俄羅斯回歸資本主義的擔憂：這將是一個社會化的市場。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包括“富農”，已經被革命摧毀殆盡了。只要國家控制住銀行、重工業、交通運輸和對外貿易等經濟的“制高點”，那麼國家就可以監管市場，利用財政壓力鼓勵小農戶加入集體農場和合作社。列寧的策略顯然奏效了。他的演講持續了近三個小時，當他坐下來的時候，大多數代表要麼太疲倦，要麼太膽怯，無法進行嚴肅的理論辯論。在其他問題上，有多達250名不同的演講者，但在實物稅上，除了列寧本人，只有四位。他們都是由主席團選定的，每個人的發言時間被嚴格限制在十分鐘之內，而且沒有人提出任何嚴肅的批評意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沒有表示就新稅收發言的意願，儘管在此之前，兩人一直支持相反的政策，而且在大會的其他會議上，他們至少發表了14次意見。即便是後來譴責該項稅收是在農民面前退縮的什利亞普尼科夫，經過幾天激烈辯論後，也奇怪地三緘其口。1920年代的決定性政策實際上是在沒有討論的情況下通過的。橡皮圖章的黨代會時代已經降臨。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把注意力集中在鎮壓人民起義上。3月10日，聽到托洛茨基對喀琅施塔得前線局勢暗淡的描述後，出席第十次黨代會的300名代表自願到那裡參戰。工人反對派的成員急於證明自己的忠誠，是第一批站出來的人。第二天，代表們抵達彼得格勒，帶來了即將徵收實物稅的消息，以鼓舞部隊士氣。到這個階段，彼得格勒的罷工已經偃旗息鼓：逮捕和讓步——包括季諾維也夫早在2月27日就承諾即將恢復自由貿易——證明足以平息工人的怒火。莫斯科的罷工也遵循同樣的模式。3月16日，對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最後總攻開始了。經過幾天來自海岸的猛烈炮擊和空中轟炸，5萬名精銳部隊在清晨的黑暗時刻跨越冰面前進。戰鬥持續了18個小時。到17日午夜，叛軍被打敗了，大部分水兵投降。超過一萬名紅軍犧牲，其中包括參與進攻的十五名党的十大代表。戰鬥結束後，赫爾辛福斯政府要求莫斯科清理掉所有的屍體，以免它們被沖到芬蘭海岸，解凍後污染環境。
第二天早上，數百名來自喀琅施塔得基地的囚犯被押送監獄。當他們穿過彼得格勒，走到市中心附近時，看到一群工人背著一袋袋土豆。“叛徒！”水兵們喊道，“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土豆出賣了我們的生命。明天你們會把我們的肉和你們的土豆一起吃掉。”當天晚上，季諾維也夫一聲令下，大約500名反叛者未經審判就被處決：職業劊子手拒絕執行，於是一支少年共青團大隊被命令向水兵們開槍。一些叛軍設法逃到高爾基的公寓，告訴他這些情形。高爾基非常憤怒——像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從一開始就支持嘩變——立刻打電話給列寧投訴。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命令季諾維也夫在高爾基公寓舉行的黨內會議上解釋他的行動。但在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很快就心臟病發作（高爾基後來聲稱這是偽造的），其結果是，他的行動只受到了輕微的訓斥，而無論如何，這個行動極可能是列寧批准的。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又有2,000名反叛分子被處決，幾乎所有人都沒有經過審判，還有數百人奉列寧的命令被送往索洛夫基，這是蘇俄位於白海一座島嶼上的第一個大型集中營，他們在那裡因饑餓、疾病和疲勞而慢慢死去。大約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叛軍越過冰面逃到芬蘭，在那裡他們被拘禁並投入公共工程。其中一些人後來受許諾大赦的引誘返回俄國，結果歸來後被槍殺或關入集中營。
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再沒有比這更確鑿的證據，證明布爾什維克已經變成暴君。亞歷山大·伯克曼“對布爾什維克的最後一點信仰破滅了”，他絕望地徘徊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這座城市是革命誕生的地方，現在也是革命死亡的地方。3月18日，他在日記中辛辣地諷刺道：“勝利者正在慶祝1871年公社周年紀念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譴責梯也爾和加利菲特屠殺巴黎的起義者。”
軍事力量和無情的恐怖主義也是鎮壓主要農民起義的關鍵，儘管在一些地方，如伏爾加河地區，饑荒和疲憊反而占了上風。轉捩點出現在初夏，布爾什維克重新思考了他們的軍事戰略：他們不再派遣小分隊與叛軍作戰，而是用軍隊掃蕩叛軍地區，並對支援叛軍的村莊發動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同時試圖通過宣傳來爭取其他村莊的支持。這一新戰略首先應用於坦波夫省，圖哈切夫斯基剛剛從對喀琅施塔得的勝利中走出來，就在4月被派去鎮壓安東諾夫叛亂。到6月行動的高峰時，叛亂地區被一支超過10萬人的大軍佔領，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共產黨高級安全部門和共青團的精銳部隊，還有幾百門重型機關槍和裝甲車。飛機被用來追蹤匪徒的行動，向他們的據點投擲炸彈和宣傳品。毒氣也被用來“把匪徒從森林中熏出來”。通過收買線人，叛亂分子及其家屬被挑出來作為人質逮捕，並囚禁在專門建造的集中營裡：截止6月底，坦波夫集中營裡有5萬名農民，包括1,000多名兒童。如果叛軍負隅抵抗，整個村莊的居民都被關押起來，隨後被槍殺或被驅逐到北極圈的情況屢見不鮮。有時，叛軍的村莊會被燒成灰燼。僅僅在坦波夫地區的一個村莊——它甚至不是特別引人注目的叛軍據點——就有154名農民被槍殺，227戶家庭被扣為人質，17座房屋被燒毀，46所房屋被拆除或轉給線人。總體而言，在鎮壓起義期間，估計有10萬人被監禁或流放，1.5萬人被槍殺。
除了大棒之外，還有幾根小胡蘿蔔，用來誘使農民放棄支持叛軍。通過譴責“土匪”決議的村莊將從食鹽和製成品專項基金中獲得一筆獎勵。布爾什維克指望叛軍一旦聽說了這些決議，就會對背信棄義的村莊進行報復，這樣他們就可以離間村莊和叛軍之間的關係，破壞叛軍的社會基礎。還對叛軍進行特赦，儘管那些愚蠢到投降的人——總共大約有6,000人——幾乎全部被監禁或槍決。最後，鋪天蓋地地宣傳新經濟政策的好處，儘管效果相當可疑，幾乎不足以證明布爾什維克後來為它所做的宣傳。許多農民，甚至是莫斯科地區的農民，從未聽說過實物稅，而大多數聽說過的人，正如圖哈切夫斯基當時承認的那樣，“肯定不相信這項法令的誠意”。
到1921年夏末，當大部分農村陷入饑荒時，大多數農民起義也在軍事上被一一擊敗了。安東諾夫的軍隊在6月被摧毀，儘管他逃了出來，帶著小規模的遊擊隊繼續在坦波夫農村滋擾蘇維埃政權，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終於被契卡追捕並殺害。在西西伯利亞、頓河和庫班地區，除最小的農民團夥外，幾乎所有的農民部隊在7月底前都被摧毀殆盡，儘管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23年，規模較小，方式也比較消極。至於馬赫諾，他於1921年8月放棄鬥爭，帶著最後剩下的追隨者逃到了羅馬尼亞，不過未來幾年他在烏克蘭東南部的據點仍然是一個叛亂區。對許多烏克蘭人來說，馬赫諾永遠是一個民間英雄（即使到了20世紀50年代，人們還在婚禮和宴會上唱起關於他的歌謠），但對其他人來說，他是一個惡魔。“如果你不睡覺，巴特科·馬赫諾就會來抓你。”蘇維埃母親這樣嚇唬孩子們。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叛亂分子一起被鎮壓。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中，農民起義和工人罷工全是由這些政黨組織的。他們對布爾什維克表示過同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支援過布爾什維克，這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隨著布爾什維克支援率直線下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支持率也隨之上升：這對政權構成了威脅。通過聲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織了1921年的罷工和起義，布爾什維克既為消滅自己最後的政治對手尋找藉口，也為否定他們群眾基礎廣泛的抗議活動找到了解釋。1921年逮捕了總共約5,000名“反革命”的孟什維克人，次年，對社會革命党領導人進行了荒誕的公開審判，當時整個黨實際上被千夫所指為“人民公敵”，這是布爾什維克為其破產的革命爭取民眾合法性所採取的最後的、絕望的措施。
新經濟政策最初被認為是一種暫時的倒退。“我們正在做出經濟上的讓步，以避免政治上的讓步。”7月，布哈林對共產國際說。“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短時間的偏離，一種戰術性的撤退，為勞工向國際資本主義陣營發起新的、決定性的攻擊掃清障礙。”季諾維也夫在12月補充道。列寧也是這麼看的。新經濟政策是“農民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後退一步，前進兩步。但是，與其他許多党的領導人不同，列寧承認，倒退的時間可能非常長——他含糊地談到“不少於十年，甚至會更長”——新經濟政策不僅僅是一種戰術策略，而且是對革命的全面重塑。他在5月提醒全黨，新經濟政策將被“‘認真地、長期地’執行——我們務必要牢記在心，因為有謠言稱，它只是一項適應性政策，換言之，是一種臨時實施的政治把戲。這不是真的。”
在列寧看來，新經濟政策不僅僅是為了讓國家重新站穩腳跟而向市場做出的暫時妥協。這是一項根本性的努力，儘管表述得很不清楚，但它重新定義了社會主義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民國家的作用，正是這個國家，很大程度上由於他自己的政黨在1917年的政變，導致“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列寧曾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說，只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有可能實現“立即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蘇維埃俄國面臨著“用資產階級的雙手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即在市場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當然，列寧內心仍然充滿了困惑：有時他表示擔心政權會被淹沒在小農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但總的來說，他認為市場——由國家調控並通過合作社逐步社會化——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在此之前，布爾什維克一直小心翼翼地奉行“市場越小，社會主義越多”的格言，而現在，列寧朝著“市場越大，社會主義越多”的口號大踏步前進。
但是，就像太陽黑子一樣，布爾什維克不可能輕易消除他們對私人貿易天生的不信任。即使後來成為新經濟政策主要捍衛者的布哈林，在1921-1923年期間也只能慢慢地接受新經濟政策。尤其是許多普通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把私人貿易的繁榮看作是對革命的背叛。僅僅幾個月前還被譴責為反革命的罪行，現在卻得到支持和鼓勵。此外，一旦市場的大門被打開，就很難阻止私人貿易的氾濫，而經歷過去四年的短缺之後，這種氾濫勢不可擋。到1921年，所有人都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和鞋子，用破舊的廚具做飯，用破裂的杯子喝酒。每個人都需要新的東西。人們在街上擺攤，出售或交換他們的基本生活用品，就像今天大多數俄羅斯城市那樣；跳蚤市場欣欣向榮；而往返於農村的“背口袋”再次成為一種大眾現象。在1921-1922年新法律的許可下，私人咖啡館、商店和餐館、夜總會和妓院、醫院和診所、信貸和儲蓄協會，甚至小型製造商猶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外國觀察員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感到驚訝。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這兩座內戰時期滿目瘡痍的城市，突然煥發勃勃生機，喧鬧的商販、繁忙的計程車司機和明亮的商店招牌充斥著街道，就像革命前一樣。“新經濟政策把莫斯科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艾瑪·戈爾德曼回憶說：
一夜之間，商場和店鋪紛紛湧現，神秘地堆滿了俄羅斯多年未見的美味佳餚。大量的黃油、乳酪和肉類擺在貨架上出售；糕點、珍稀水果和各種糖果都可以買到。面黃肌瘦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們，瞪大貪婪的眼睛，站在櫥窗前，討論著這個偉大的奇跡：昨天還被認為十惡不赦的罪行，如今卻以一種公開而合法的方式在他們面前炫耀。
但是，那些饑餓的人們能負擔得起這樣的商品嗎？這就是廣大布爾什維克普通黨員擔心的問題。在他們看來，私人貿易的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化。“我們這些年輕的共產黨員都是在貨幣將會一勞永逸地廢除的信念中長大的，”一位布爾什維克在1940年代回憶道。“如果金錢再次出現，富人不也會再次出現嗎？我們不是正在滑向資本主義嗎？我們帶著焦慮的心情問自己這些問題。”在新經濟政策頭兩年，失業率的陡然飆升加劇了這種懷疑。當這些失業者掙扎在生死線上時，農民卻越來越肥胖和富裕。“這就是我們鬧革命的目的嗎？”一個布爾什維克質問艾瑪·戈爾德曼。工人們普遍有一種感受——工人反對派最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感受——即新經濟政策正在犧牲他們的階級利益來維護農民的利益，“富農”正在恢復名譽，允許他們通過剝削工人的利益來大發橫財。1921-1922年間，有上萬名布爾什維克工人因厭惡新經濟政策而撕毀了自己的黨證：他們稱之為“對無產階級的新剝削”。
這種憤怒大多集中在“耐普曼”（Nepmen）身上，即在俄羅斯咆哮的二十年代蓬勃發展的，一個新興的、粗俗的、迅速暴富的個體商業階層。在經歷了七年的戰爭和物質短缺之後，這些精明的商人不可避免地填補了這一空白。想想1945年後英國的“倒爺”（Spivs，字面意思是遊手好閒的人——譯注），或者後蘇聯時代所謂的俄羅斯“黑手黨”。誠然，農民被鼓勵把他們的糧食賣給國家和合作社，以換取廉價的工業品作為回報。但是，在社會化體制開始正常運作之前（直到1920年代中期），將農產品賣給“耐普曼”仍然更方便、更有利可圖。如果某些產品特別稀缺，這些奸商肯定會據為己有——通常是因為他們賄賂了一些蘇維埃官員。私酒、海洛因和可卡因——他們什麼都賣。“耐普曼”是這種醜陋的新資本主義活生生的象徵。他們給妻子和情婦穿上鑽石和皮草，開著巨大的進口汽車在街上飛馳，在歌劇院打鼾，在餐廳裡唱歌，在昂貴的酒店酒吧裡大肆吹噓他們在新開的賽馬場和賭場裡一擲千金，全是白花花的美元。在這些年慘絕人寰的饑餓和痛苦背景下，這些暴發的、庸俗的富人驕奢淫逸、揮霍無度，激起了所有普通人，尤其是工人們廣泛而強烈的仇恨，他們原以為革命應該是為了結束這種不平等。
這種深刻的平民仇恨感——對“耐普曼”、“資產階級專家”、“猶太人”和“富農”——仍然深深埋藏在許多人的心裡，特別是藍領工人和党的基層幹部。這就是史達林“自上而下的革命”——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強制推動工業化——的情感基礎。這是對新經濟政策中的“資產階級”、新的“人民公敵”的第二波階級戰爭的呼籲，是回歸嚴酷但浪漫的內戰精神的訴求，那是革命的“英雄時代”，當時布爾什維克——或傳說中的布爾什維克——征服了每一座堡壘，毫無畏懼、堅定不移地向前邁進。1920年代的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風雲激蕩的社會——表面之下充滿了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和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最深刻的遺產就是它未能消滅最初導致革命的社會不平等。
【1】這個詞最初是自由派媒體在1917年用來形容克倫斯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