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改良妄想症」—— 「末日男兒」哥哥的離奇遭遇

秦暉先生的《蘇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兒」》發表後，筆者因為手頭恰好有其文所介紹的羅伊·亞歷山大洛維奇·麥德維傑夫所著的《布哈林的最後歲月》一書，遂掇拾成篇，寫成《「末日男兒」的一本書》一文，被友人調侃為「跟帖」之作。拜秦暉先生雄文之賜，筆者再作第二篇跟帖之文，並自信這第二篇帖子所述故事更為傳奇。

話說1990年在蘇共垮台之際唯一站出來反對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暫停蘇共活動」決議的，竟然是剛剛恢復黨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產主義者」羅伊·亞歷山大洛維奇·麥德維傑夫，他認為此舉違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結社自由的憲法原則。而那些蘇共黨員，包括大量官員，卻用投票參與了對「黨」的死刑判決。在當時對蘇共「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下，麥德維傑夫獨立抗爭的英雄之舉，使其頗受媒體關注，並贏得了「紅色的羅伊」稱號。

羅伊·亞歷山大洛維奇·麥德維傑夫是歷史學家，著述甚豐，國內多有翻譯。但他還有個孿生哥哥若列斯·亞歷山大洛維奇·麥德維傑夫，同樣知名，國內讀者則知之不多。後者是科學家，從事遺傳學和老年學的研究。兩位孿生兄弟馳騁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領域，但擁有一個共同的標籤——「持不同政見者」。

在前蘇聯，「不同政見者」這一標籤，意味著離奇的苦難與荒誕。若列斯的一段遭遇，就是生動的證明。

1970年5月29日，若列斯突然被強行關進其所在的卡盧加州的精神病院。對於若列斯來說，說突然也並不突然。在此之前的4月初，他就察覺到了苗頭。當時，住在奧布寧斯科市的若列斯被通知去州教育局，談他上中學的處於反叛期的兒子的事情。若列斯準備讓妻子去，妻子也從事科研工作，而且對兒子更瞭解，但這一想法遭到了拒絕。這使得若列斯懷疑對方的目標不是兒子，而是打算對他進行一次精神鑒定。

若列斯並非患有迫害妄想。在當時的蘇聯，某些人的活動引起當局的不滿，但又沒有超出法律允許的範圍，就對這樣的人突然進行精神病鑒定的事情，已經時有所聞。若列斯的一位在莫斯科的熟人，由於丟失了幾封寄往國外的掛號信曾長期同國際郵政總局鬧糾紛，當他向法院提出控訴不久，就收到了軍事委員會的通知，要他去體檢，去之後才知道那是個精神病鑒定小組。若列斯還知道，一些在國外發表了政論文章的社會知名人士，如波·格·格里戈連科、伊·雅西莫維奇等，都相繼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而一年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科學書籍出版社剛剛出版了若列斯的一本書。書的主題是關於蘇聯遺傳學和農藝學問題的辯論歷史，原名是《生物學農藝學問題辯論史概要》，出版社出版時給改成了《李森科興衰史》。李森科是前蘇聯農學家，在斯大林時代，他利用政治手段把學術對手打倒，使許多科學家或入獄或被流放，在科學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主義」。

到1970年代，李森科還在世，經過蘇聯科學家的抗爭，其影響力已經式微，但還沒有得到根本清算。若列斯還判斷，自己的一篇談科學家的國際合作的文章，也可能是禍根之一。這是一篇手稿，在少數朋友間傳閱。不久前，克格勃在逮捕其他人時發現了這篇文章。

很快，事態的發展就證明了若列斯的判斷。在他識破圈套、拒絕送上門去之後，當局派醫生和警察，由州精神病院總醫師利甫希茨帶隊，到若列斯家中，強行將其帶到卡盧加州精神病院。當局的用意幾乎不加掩飾。在若列斯家中，利甫希茨的提問與精神病學根本不搭界，而是集中於若列斯在國外出書、發表文章之事，包括他與索爾仁尼琴（又譯索忍尼辛）的友誼。對此，若列斯嘲諷地回擊：關於自己的這本書，他準備同任何一位官方人士，直至同檢察官一起進行討論，但是，總不該和精神病醫生討論這些問題吧。

若列斯這本書的原稿，曾經過蘇聯科學機構的審查，同意在國內出版。後來沒能兌現，若列斯才拿到國外出版。按理說，從專業性角度是過關的，參與審查的科學家更沒有從文字中發現作者存在任何精神問題。但荒誕的是，一本討論遺傳學和農藝問題的書出版後，沒有引發專業討論，卻第一時間里招來了精神病醫生。當然，站在精神病醫生背後的，其實是企圖宰制一切、禁止人們自由思想的專制權力。

若列斯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後，其弟弟—「末日男兒」羅伊迅即發起了營救活動。參與營救的力量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蘇聯科學界的知名人士，包括著名科學家、197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二是文學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包括索爾仁尼琴；三是一些有正義感的老布爾什維克。與此同時，國際主流媒體的密集報道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僅《紐約時報》一家，就對若列斯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一事連續刊發了8篇報道。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不得不在將若列斯強行關進精神病院19天後，作出釋放他的決定。

若列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而且有深湛的人文修養，同時也不乏幽默感。從精神病院出來後，他找來一些精神病學方面的書籍，以及當時蘇聯醫學界對精神病的定義及相關治療規定，來瞭解「自己的病」。根據規定，只有對那些具備「社會危險性」的病人，才可以採取強制治療的手段。

若列斯不明白，自己從未被判過刑，沒有因為破壞社會秩序進過警局，沒有因為什麼事情受過處罰，不吸煙，不喝酒，工作上沒有受過譴責，和誰也沒有吵過架，在傳統的節日參加遊行活動，參加學習討論，訂閱報紙雜誌，曾是《知識》協會的會員，經常去看電影，看戲劇，有好朋友，喜歡在自己的菜園裡幹點活兒，騎自行車去兜兜風，乘競賽小艇遊玩，在海濱休息，常閱讀《新世界》雜誌和美國偵探小說，聽輕音樂，總之，過著一個科學工作者平靜生活的他，究竟在什麼地方體現了「社會危險性」。

不僅他自己一頭霧水，參與營救他的人不斷向精神病醫生追問，後者也始終躲躲閃閃。

後來，若列斯的妻子從當局那裡設法弄到了丈夫的「精神病檔案」。從中，若列斯發現，原來自己有幸患上了一種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精神病——「改良妄想症」。由莫斯科前蘇聯衛生部派來的「鑒定小組」對若列斯「病情」診斷的措辭是：帶有偏執狂性改良妄想的、病程發展緩慢的精神分裂症。這種「疾病」的基本症狀是：「在本專業科學工作之外從事政治評論，表現二重人格；對自身評價過高；近年來科學研究成果質量降低，而政論文章則過分繁瑣；缺乏現實感，對社會環境適應不良。」

按照這樣的精神病定義，從古到今，人類歷史上一切追求進步的志士仁人、改革者、革命家，原來都是精神病人、瘋子，因為他們都具有不滿現狀、「對社會適應不良」的精神特質，而像達芬奇這樣在多學科多領域里都有建樹的巨人，就不僅是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了。

若列斯更不明白的是，為什麼一個人科研成果的質量，要由精神病機構而不是科研機構來評定？

今天看來，落在若列斯頭上的診斷措辭近乎惡搞。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堂皇而認真的結論。

營救若列斯期間，面臨國內外輿論強大壓力之下的蘇聯衛生部，曾邀請薩哈羅夫等知名人士到衛生部參加一個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溝通，而是譴責，譴責蘇聯科學界和作家們發起的這個運動損害了蘇聯精神病學的聲譽。會上，衛生部精神病科總醫師阿·弗·斯涅日涅夫斯基宣讀了一篇關於蘇聯精神病學的成就及其高度發展水平的報告，同時在發言中還列舉了一些必須強制住院治療的精神病病名，其中就包括若列斯「患」上的這種「固執的改良妄想」，斯涅日涅夫斯基在說出這個病名時，意味深長地盯了薩哈羅夫一眼。言下之意，似乎是—您雖然貴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但恐怕也有恙在身吧。

利用精神病學迫害異端、壓制思想，並不是前蘇聯的專利，但確實在前蘇聯達到了集大成的地步，這是蘇聯精神病學界的恥辱。其中臭名昭著的，是謝爾勃斯基司法精神病學研究所，它不但能完成醫學任務，還能完成政治任務。在它的鑒定下，許多誠實、剛正不阿、敢于思考和判斷的人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而出任若列斯「鑒定小組」組長的人，正來自這個研究所。羅伊及參與營救若列斯的科學家、作家，屢屢規勸參與迫害的精神病醫生，自己的行為要經得起良知與歷史的檢驗，但遺憾的是，在政治力量面前，這些人的脊梁彎曲得太久，已無法挺直了。

在「末日男兒」兄弟倆日後的記述中，也描述了個別醫生在強權與良知之間掙扎的表情。比如，在卡盧加精神病院，在作家、詩人亞歷山大·特里弗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有力的追問之下，卡盧加州精神病院總醫師利甫希茨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竟然沒有一次正視過對方，其心虛、尷尬乃至掙扎之狀，令人難忘。

改良妄想症，可謂前蘇聯精神病學界對人類政治學一個頗具諷刺性的貢獻。但是，這種把改進現實的慾望與努力斥為「改良妄想」的心理，大概是所有專制者共有的。原因很簡單，對於自以為掌握了人類發展方向、方法的人來說，一切不同的思考當然都是「妄想」。專制者不但要壟斷現世有形的東西，還要壟斷對未來的想象。

若列斯最後能夠逃脫，關鍵在於前蘇聯知識分子集體的行動能力，特別是體制內著名知識分子的坐言起行。當思想迫害來臨時，他們沒有退縮，沒有沈默，而是奮起抗爭。

當時，以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科學家、文學家、電影導演紛紛給衛生部、最高檢察部門、卡盧加州精神病院拍電報、打電話。科學家、作家們還成批趕往卡盧加州精神病院，當面聲援和譴責。這些行動，直接導致利甫希茨在精神上的投降。作家、詩人亞歷山大·特里弗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起初並不想去精神病院，但是後來，他想起《聖經》里的一句話：如不是我，誰能當此，如不即刻，等到幾時。遂不再猶豫，毅然起程。

至於索爾仁尼琴，這位思想界雄獅發出的吼聲更是振聾發聵。他特意撰寫了一封題為《看，我們是怎樣生活的！》公開信，在信中他寫道：「把自由思考的健康人抓進瘋人院，這是精神謀殺，這是希特勒毒氣室的另一種形式，甚至是更加殘酷的形式，因為這樣被殺害的人們的痛苦更淒慘，更持久。正像人們不會忘記毒氣室一樣，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罪行，而參與這一罪行的一切人在其生前和死後都將永遠受到譴責。」

從精神病院出來後，兄弟二人很快將這段經歷寫成《誰是瘋子》一書，對事件前後做了詳盡的記錄，同時從法律、醫學及思想角度對事件做了深刻的審視。1972年，若列斯離蘇移居國外。1973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鑒於他「進行了侮辱蘇聯公民稱號的活動」，取消了他的蘇聯國籍。不過，歷史的判決來得並不遲，如今，誰是笑料和瘋子，已經不難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