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廠工人案」到「國道收費員案」

「關廠工人案」和「國道收費員案」，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工人所想的，一直是自己該得的「勞動對價」，是「權利」。而官方在壓力下勉強同意的，則是「補貼」，也就是「恩給式」的給付。

所以關廠工人對1997年，勞委會「貸款」的認知，是資遣費的代位求償，而國道收費員前期，除了「轉置」的訴求外，就是以假設收費員從上任時就適用《勞基法》計算的資遣費，對2016年8月16的協議的認識，則是「1年1.6基數×平均工資×年資」這一個最後談判出來的「資遣條件」。

這種認知的差距，造成雙方持續不斷地拉扯，由於官方這種「補貼」與「恩給」的定調，一直都在用各種「財產調查」與「殘補」的邏輯，不斷地試圖縮小承諾的金額、製造工人之間的差距。從關廠工人的「五七九方案」、「七八九方案」，到收費員的「補貼實施要點」都是這樣的東西。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表現在關廠工人的1997年「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隔了20年之後，也同樣出現在收費員的「816協議」上，官方雖然早有定調，也始終不曾退讓，但是為了息事寧人，在過程中，就使用各種模糊、含混、喬事情的態度，想要蒙混過去，以拖待變，最後再用自己的邏輯來處理。

問題是在這兩個案子上，官方都碰到了打死不退的工人，使得爭議持續，在關廠工人案，最後司法的介入，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收費員案，19號，針對「816協議」的行政訴訟結果也將出爐，訴訟結果是不是也會發揮與關廠工人案一樣的作用，或者讓爭議繼續，就還需要再觀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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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7〈決戰1219　國道收費員的六年漫漫抗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