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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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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廠工人案」到「國道收費員案」

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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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工人案」和「國道收費員案」,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工人所想的,一直是自己該得的「勞動對價」,是「權利」。而官方在壓力下勉強同意的,則是「補貼」,也就是「恩給式」的給付。

所以關廠工人對1997年,勞委會「貸款」的認知,是資遣費的代位求償,而國道收費員前期,除了「轉置」的訴求外,就是以假設收費員從上任時就適用《勞基法》計算的資遣費,對2016年8月16的協議的認識,則是「1年1.6基數×平均工資×年資」這一個最後談判出來的「資遣條件」。

這種認知的差距,造成雙方持續不斷地拉扯,由於官方這種「補貼」與「恩給」的定調,一直都在用各種「財產調查」與「殘補」的邏輯,不斷地試圖縮小承諾的金額、製造工人之間的差距。從關廠工人的「五七九方案」、「七八九方案」,到收費員的「補貼實施要點」都是這樣的東西。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表現在關廠工人的1997年「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隔了20年之後,也同樣出現在收費員的「816協議」上,官方雖然早有定調,也始終不曾退讓,但是為了息事寧人,在過程中,就使用各種模糊、含混、喬事情的態度,想要蒙混過去,以拖待變,最後再用自己的邏輯來處理。

問題是在這兩個案子上,官方都碰到了打死不退的工人,使得爭議持續,在關廠工人案,最後司法的介入,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收費員案,19號,針對「816協議」的行政訴訟結果也將出爐,訴訟結果是不是也會發揮與關廠工人案一樣的作用,或者讓爭議繼續,就還需要再觀察了。

⭐焦點事件條目:〈收費員為什麼又出來抗爭?〉

⭐2019/12/17〈決戰1219 國道收費員的六年漫漫抗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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