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三十四] 做好防疫工作 何須延後選舉？

選舉觀察計劃上周發表《「民主派35+初選公民投票」觀察報告》，分析約2430份現場觀察報告，透過7項「投票公正指標」審視民主派初選是否做到公正選舉。報告結果顯示，評估初選投票公正擬定的33個項目，22個的表現被評為令人滿意，5個的表現整體良好，在自由、和平及接受選舉觀察這三大準則方面尤其成功。

然而，投票安排是否公正，不等於選舉是公正。如果投票之前出現重大的政治不公義，例如以政見篩選參選人的話，選舉又豈是一場公正的政治競爭？

除了「DQ」帶來的選舉不公義外，延遲選舉，也可能製造另一種政治不公義。

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公開指政府因應疫情，應將選舉起碼延後一年；他認為「延選」亦有法理基礎，一來特首未指明新一屆立法會會期何時開始，二來選出新一屆立法會前，特首可按《立法會條例》第11條召開緊急會議，彌補「真空期」。

不過，若細讀立法會條例，第7條已明言立法會解散後的30天內，行政長官必須指明舉行換屆選舉的日期，日期必須是在立法會解散日期後的3個月內。何况《基本法》第69條亦清楚表達，「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除第一屆任期為兩年外，每屆任期四年」。如果特首將下屆立法會會期訂於一年之後，其間又不斷召開緊急會議，一方面與立法會條例第7條相違，另一方面則等於實質延續上一屆立法會議員的任期，違反基本法。當然，特首可以任意運用《緊急情况規例條例》修訂甚至暫停任何成文法則，但法理基礎絕非延後選舉的理由，它只是延後選舉的手段。「延選」與否，最終是政治決定。此話何解？

如果政府「延選」一年是出於公共衛生考慮，防止傳播肺炎病毒，目前理由站不住腳。香港的醫學專家已指出，目前新一輪疫情爆發，肇因豁免檢疫人士；政府不停止豁免，容許打開缺口，反而將焦點放在延後選舉的話，市民豈會信服？而且，專家亦指目前患者之中未見有在初選「排隊投票」群組，出事的反而是慶回歸酒樓宴會。有本地網媒引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發現大部分國家（除了美國），皆在新增個案數目持續向下一段期間後才舉行選舉。但新增個案數目是否繼續上升，端賴防疫工作成效。既然政府現已推行要求強制室內室外戴口罩、全日禁堂食等新措施，我們自然要觀望疫情是否受控。以目前情况延後選舉，並非有理有據。

如果未來數周疫情仍然處於高位，那麼將選舉延後一至兩周，未必是個壞選擇。但如曾氏之法「延選」一年，做法實在不符比例，亦只會再一次突顯政府輕視民主。當局繼續容許經濟活動，沒有強制要求僱員在家工作，亦無全面封關「斬斷」豁免檢疫的海外來港人士，卻停止民眾行使法定的政治參與權利，是不相稱地阻礙民主選舉和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如果「延選」一年，以「緊急會議」或盛傳的「臨時立法會」去取代經法定選舉產生的議會處理立法會事務，其實是越俎代庖，因為上一屆議員的民意授權本已結束，民眾亦無法透過選舉收回其授權。這種實質性的「政治續命」，等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萬年國會」，在未辦理次屆選舉前，大法官竟裁定繼續由第一屆選舉產生的立法委員行使立法權，變相無限期當權，直至1990年代初方結束這荒謬的安排。

更弔詭的是，政府和建制派多個月來一直宣傳「反攬炒」，標籤在野反對陣營要「勾結外國」、「癱瘓議會」；「延選」一年，以非常手段處理立法會的真空期，又豈不是等於癱瘓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更惹來西方國家關注，符合建制派想像中的「攬炒派」的期望？

說到底，「延選」與否，不止是觀乎外力因素，而是政府對民主政治的承擔。2014年，伊波拉病毒肆虐西非，但利比里亞共和國同年要舉行大選。利比里亞飽經內戰，政府當然希望透過民主選舉以和平方式處理衝突，卻遇上這公共衛生危機。利比里亞總統面對疫情，其實有將選舉順延兩次，但她最後亦有勇氣作出決定，堅持大選在同年舉行。究其原因，在於民主選舉是保障政府繼續有民意授權運作和保持國家和平之道。選舉最終成功舉行，亦未引來更大規模的疫情，是因為選舉工作人員積極和當地衛生部門及國際專家合作，保持投票人士的社交距離、修改投票程序、確保定時更換填寫選票的文具、控制排隊人流，並在選舉前進行大規模的公共衛生運動，推動國民改變衛生習慣等等。

利比里亞政府有決心繼續選舉，是相信民主選舉能維繫民心和有效管治：在疫情期間，政府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甚至能行使強大的緊急權力，選舉正正是同時保障國民民主權利的方法；在國家危機之中堅持選舉，亦是讓政府重新得到民意授權，強化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官員的問責性。利比里亞2014年選舉的教訓，是要盡早計劃好疫情之下的選舉安排，選舉管理機構要密切和公共衛生部門、執法部門和其他持份者合作，並爭取政治共識，在計劃過程，要保持公眾透明度，讓大眾明瞭改變投票程序的理由。

大流行疫情不等於政府管治危機，可以是考驗政府對民主選舉作為公眾利益的承擔。不過，要一個並非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去堅持民主、正常舉行選舉，可能是緣木求魚。但公民社會成功舉辦「初選」，且有近八成票站做足防疫措施，政府斷無可能做不到。目前政府應做的，是責成選舉管理委員會做好防疫工作，同時建立政治共識。選管會一直都自我矮化為一個單薄的「獨立」選舉行政機構，但《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從無禁止選管會和持份者商討意見和建立選舉安排的共識，亦無禁止選舉積極向公眾交代投票日的防疫安排，包括會否增加票站數目、延長投票時間、票站工作人員有無公共衛生培訓，以至中央點票中心會否沿用目前作為檢測中心、並有可能成為隔離中心的亞洲博覽館等。

香港至今無法民選特首，立法會選舉就是民眾透過選票，表達是否信任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管治的唯一出路。「遲來的公義就是不公義」這句諺語，希望不會用到今屆立法會選舉身上。

延伸閱讀：

． 選舉觀察計劃，《「民主派35+初選公民投票」觀察報告》。2020年7月23日（bit.ly/2X04tHl）

． Anthony Banbury, ''Elections and COVID-19 - what we learned from Ebola'', Devex, 8 April 2020（bit.ly/3f3YIyk）

（本文原刊於明報，202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