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紫金山上中山陵
才走出地铁站,我们就被站口专做游客转运生意的人拉住,急匆匆地引领到停在地铁站口路边的电瓶车上。紧接着,迎着略感清凉的山风,穿过浓荫的道路,呼啦一下,我们就来到了中山陵前的广场旁。首先擦一把因山风劲吹而泪水涟涟的双眼,站在人头攒动的广场前,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张望了一番,这才辨明方向,向前迈出一步,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南京观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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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南京最为知名的景点非中山陵莫属,因而也是我们旅游的首站。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慨就是,人们出远门旅游观景,除了看优美的自然风光之外,就是看人类在过往历史中留下来的各种遗迹,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占了不小比例的,就是去看坟茔陵墓;尤其是那被称为几朝古都的城市,古墓游似乎是标准配置。例如,那年到西安,我们就连续看了秦陵、乾陵、茂陵、汉阳陵;而到北京,一定少不了去十三陵。那些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帝王的陵墓。
平时,绝大多数人肯定不愿去坟场墓地,一方面是感到恐怖,另一方面是觉得会惹秽气;但帝王陵墓似乎又完全不同,估计大家是觉得会带来好运吧?
此刻,我们来到古都金陵,在高高的半山之上的是中山陵,埋葬于其中的那个人,或者也可以被称作中国上一个王朝的太祖皇帝,与本朝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凡提到孙中山,通常的正规说法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最近的一百年里,孙中山可谓地位尊崇,形象高大。最为特别的是,在影响中国现代历史却又相互极端敌视的两个政党、两个政权的眼里,能得到高度赞赏、并一致正面评价的政治人物第一人,就是孙中山。因而,可以说,他得到了全体国人共同的尊重和推崇,他的名声和地位在国人心目中堪称超然,而他的陵墓之雄伟壮丽,在我看来,似乎也超过了所有现存的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
根据资料,中山陵坐北朝南,背靠青山,前临平川,整个陵区的面积达8万3千多平方米。陵墓于1926年初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多,耗资240余万银元,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的建筑采用依山为陵的形式,主要建筑由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台和墓室等组成,最高处的墓室建在紫金山的一个海拔158米的山头上。
紫金山,即钟山,古时称为金陵山。据志书记载,三国吴时,曾被改为蒋山。因山上有紫色页岩层,阳光照映,远望呈现紫金色,东晋时又叫紫金山。宋时,复名钟山。钟山南麓有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而山北有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墓,可谓风水宝地。紫金山的主峰海拔448.9米,中山陵所在的山头名为中茅山。
相传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后,曾来到钟山打猎,看到此地的风物景象,相中了这块宝地,表示出身后要埋葬在这里的愿望。显然,孙中山是看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葬于此地。朱元璋推翻蒙元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大明朝廷。在孙中山的心里,或许认为自己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过程中的贡献,堪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相比较,将来的陵墓也应该与朱元璋的明孝陵比肩而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以段祺瑞为首的民国中央政府,召开了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为孙中山举行国葬议案,并由财政部拨出治丧费10万元。
北洋时期的民国,也是很讲究“法治”的。早在1916年12月18日,民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我国史上第一部《国葬法》,对享受国葬者的资格、国葬经费、仪式等做了具体规定。
在此之前,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是1916年6月6日病逝,由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商议实行国葬。因无法规可依,欲仿前清皇家礼仪旧例的葬礼却引起舆论哗然。袁家大公子表示,仓促间难以制定国葬典制,按家属意思还是一切从简为好。但因外国有特派专使前来,事关国际形象,最后的葬礼依然非常隆重,依照前清旧例而稍减。
袁世凯的事刚过,又有两位大人物病逝了,这部《国葬法》正是为这两人所颁布。法律刚颁布,黎元洪便于22日依法下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着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
蔡锷是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1917年4月12日国葬于长沙岳麓山;黄兴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1917年4月15日国葬长沙岳麓山。
查当时的《国葬法》条文如下:
一、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决议,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
二、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
三、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筑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
四、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
五、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
六、举行国葬之日,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
七、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由于孙中山是广州军政府的领袖,并不承认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国民党人主导的治丧活动不接受“国葬”而采取了“党葬”礼仪。我估计他们一方面是嫌国葬给的钱太少,不足以与孙中山的高大形象相称,另一方面是要由国民党继承并垄断孙中山所遗留的政治遗产及其解释权。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愿望,将其陵园建筑在南京的钟山南麓。
实际上,原本孙中山生前曾遗言,逝世后,希望能像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为此,孙中山逝世后,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了病理解剖,清除了内脏,并进行了相关的防腐处理,但就在等待苏联运来水晶棺的期间,尸身已经开始发生腐坏,面色发黑,不宜再留给众人瞻仰了,最后只能改为土葬。
国民党的葬事筹备委员会几经调整,其中主要人物包括林森、于右任、宋子文、叶楚伧、汪精卫等人,为了国民党的政治形象和未来发展,他们一致赞成要建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陵园。宋庆龄、孙科、林森等人特意多次上紫金山进行勘察,为墓地选址。当时的紫金山荒芜而遍布坟茔,到处裸露石砾。宋庆龄等人登上各个山坡勘察地形,在主峰东侧的小茅山,见到有两个小坡,海拔都明显高于明孝陵,又有茂密的森林植被,但她们还是嫌低了一些。后来,在山南中段平阳处,即中茅山的南坡,确定了墓地的大致位置。此处比独龙岗明孝陵所在的位置高出了90多米,真正是凌驾于明太祖之上。也许,在宋庆龄等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不仅驱除了鞑虏还汉人江山,而且终结了帝制,使中国走向共和,其历史功绩超明太祖何只几十米。
陵园的设计方案是通过公开招标竞争,在40余份设计图纸中,选中吕彦直的钟形图案设计。据称,钟形图案,有“示警”和“自由”的涵义,它象征着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意义和贡献,同时又与陵墓所在地的钟山相吻合。
这位曾留学美国的设计师吕彦直,随后还设计了广州的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中山陵的工程由他设计也由他监造,因积劳成疾,中山陵尚未完全建成便因肝肠癌病逝了,年仅36岁。中山陵的工程是分几期才完成的,整个工程一直延续到30年代前期。首先建成了陵墓的主体部分,如祭堂、墓道台阶;在孙中山奉安之后,又相继建造了其他附属建筑,如陵门、碑亭、牌坊等。在建造期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战争。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把紫金山全部划入陵园范围,陵园工程进展更加顺利。
不过,中山陵的建造,不仅耗费了惊人的银两,而且在征地、修筑过程,也是颇为扰民。有孝陵卫的镇长曾多次向当局哭诉:“总理陵园自开始建筑以还,征收民等土地岂止万千,皆惟命是从,令迁即迁,令让即让,倾家荡产者有之,流离沟壑者有之,甚至因之而毕命以殉者亦有之,其牺牲不可谓不大。兹已迁无可迁,让无可让,只余孝陵镇一席之地藉为栖身之所。而该会仍不体念苦衷,一纸布告,使千百颠连无告之民惊惶失措,如丧考妣,抢地呼天,哀告无门。”由此看来,当年的政府工程强拆民房也是非常强暴的。
在陵墓工程进行期间,南京城内突然有“叫魂”谣言蔓延开来,一时之间,人心惊惶。所谓“叫魂”,即将人的灵魂摄去他用,而被摄者将因失去灵魂而死亡。在江浙地区,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这种群众性的恐慌事件。据记载,这种叫魂恐慌以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影响最大,满清朝廷不得不大范围追捕散播谣言的术士,以便打压谣言的传播。
这一次,在中山陵即将落成时,有谣言称,要使陵墓坚固耐久,防止石坟垮塌,需要摄取多名儿童的灵魂来顶住大梁。谣言蜂起后,市井流言遍布,满城风雨。此后谣传更是越演越烈,内容出现了几次变化。在南京市政当局的大力辟谣下,警察也抓获了一些借机谋财的不法人员,这场叫魂恐慌风波才渐渐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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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园建造的同时,有关部门便开始对紫金山全山开展植树造林,并在陵墓栽植观赏花木。如今紫金山满山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陵园路上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估计都是当年植树造林的成果。
中山陵的修筑,对于国民党而言,是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的,与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以及中国后来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相类似,是要利用孙中山的尊崇地位,保持国民党统一整体的向心力,同时向国人证明国民党的统治在法理上的正统地位。
自落成之日起,中山陵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一个民族象征物,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诉求的舞台了。各种政治人物常以拜谒中山陵之名,宣扬他们的主张,表达他们各自的政治意图。国民党稳固了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孙中山也随之由“本党总理”升格为“中华民国国父”。到了日本占领时期,重庆政府每年继续“遥祭”,而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也同样把孙中山称作“国父”,经常用祭拜的仪式来不断强调这一政权与孙中山存在着坚实的继承关系。
1949年之后,中山陵又承担起“统战”的功能。1953年,毛泽东曾晋谒过中山陵,以表明中共才是孙中山革命的真正继承人,并成功地使得孙中山的事业发扬光大。与此相一致的是,从50年代起,每年的国庆期间,也在天安门广场南端,摆放孙中山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遥相呼应,也与两侧马恩列斯像相映衬,这也是用以表示法统的某种继承关系。在1989年之后,马恩列斯画像才消失,但孙中山像依然保留。而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只能像当年在陪都重庆那样“遥祭”中山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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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大陆政权来说,一方面中山陵仍然具有“统战”的用途,另一方面又因留有“反动”的标识而必须改造。陵园管理处被勒令去除碑刻上所有国民党党徽和青天白日旗帜图案,包括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二字也一并铲除了。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假设在50年代大陆便解放了台湾,中山陵失去统战意义,文革时许多建筑很可能会被彻底拆除,现今景点的名称就该改为“中山陵遗址公园”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山陵受到的一些破坏又勉强重新修复,因为此时“统战”的需要又压倒了“革命”。
人称,“一座中山陵,半部民国史。”从以上来看,我倒是觉得,这座中山陵,如果深入探究,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反映出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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