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武汉疫情背后的问题（一）：口罩党与长辈

       首先，本文（和这个系列）并不负责所谓，完全的真相的呈现，我也相信真相不会出自于一家之言。如韦伯所主张的，对于文章的选题与思考角度是由写作者的意识与价值判断决定的，但是一旦进入文章（与科学）本身，要秉持着客观的视角，尽量保证文章的思路符合逻辑。如有漏洞，欢迎批评。这只是一个文采不好，理论素养不深，但还是想写一点评论的人的作品，提问多于解答，也希望引起更多讨论。

    记得12月底的时候，我考完试还在长沙玩，当时在27日前后，就有消息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后面还传出了一张上面盖着公章的照片。到了31日，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公布，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已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均已隔离治疗......目前尚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网页编辑界面有些问题，这个图片来源就引用Meixianghaojiaosha的文章里的相关图片，下作mei），同时，目前著名的科普公众号“丁香医生”也发表了有关后来疫情的第一篇推文，提醒市民可能需要准备戴口罩，勤洗手（这可能也是最早宣传需要戴口罩的文章）。可以发现，该文章的评论区并没有对这个话题表示多大的紧张，还是以“不造谣，不传谣”为主调，赞赏武汉“及时”发布了该公告（丁香医生公众号的受众情况先不考虑）。根据mei的文章，在该辟谣发布后，警方的态度是制止谣言（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甚至逮捕了8名“造谣者”（可以判断其中应当有开始传播病例收治消息的）。随后的十几日，官方的口径也是“可防可控”，”没有新增病例“，然而当时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始陆续有所发现新的感染者（为方便可以参看笑蜀的总结，所列的事例和我的印象大致契合）。

一、口罩党及其由来

   在这则通告后到20日钟南山讲话与前后的患病人数陡然升高以及全国各地出现病例报告之前，整个消息传播路径分为了官方与民间两种传播渠道（即使是现在其实也是如此，民间传播渠道在官方看来也就是”谣言传播渠道“），进行着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总体来说，官方的就是总体平稳（这也是后来被更官的官方评价为瞒报的阶段），民间则是愈演愈烈的趋势。假设我们现在不从目前的时间线往前看问题，可以认为，在20号钟南山讲话之前，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信谣，不传谣”的人，对于戴不戴口罩其实是不以为意的——如果真就后来认为政府在确证前，播报等于制造不必要的恐慌的秩序言论出发，戴口罩的行动，事实意味着制造恐慌，引发口罩抢购潮更是摆明了制造恐慌——如同之前抢购板蓝根等近似（当然你可以论证买口罩即使是对于预防流感是有一点效果的，那我也可以说买板蓝根一样对预防流感是有效果的）。在官方一锤定音之前，口罩和板蓝根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20日钟南山讲话表示存在”人传人“之前，认为戴口罩有效的人或多或少的选择了相信民间渠道的信息而不是完全相信国家，至少是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我不知道省外的情况如何，可能在17日当地也出现病例之前也是并没有投入多大关注的（毕竟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对于武汉人也是如此，毕竟并没有人传人和新增病例出现了（15日说没有明确发现人传人证据，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你觉得这条消息会让你感到紧张吗？）。我于19日按照计划从学校离开武汉，武昌火车站几乎没有人戴口罩。而动态与朋友圈里劝告长辈戴口罩的，很多也是先于我从武汉返回的学生，我还记得有动态说担心武汉的疫情，但是安全抵达了。也就是那一天前后（20日钟南山讲话之前其实就开始了），自媒体的有关文章非常多，朋友圈爆发了一场”说服长辈买口罩“的运动，有很多人表示说服长辈备着点口罩很难，经常有长辈说：”非典（时期）都过来了，这个肺炎又有什么“”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这个事情抵抗力很重要“，更典型的就是香港在广州有关新闻的截图，但说实话，那个夸张的语气意图与真实性存疑......我相信读者应该对这些话比较耳熟。在钟南山讲话之后（这个讲话最大的突出点在于确定了人传人，但话语还是比较保守的，让人感到形势十分严重是21日与22日的情况），口罩抢购潮进入高峰期，买口罩戴口罩成为了科学与政治的正确。口罩党（在此如此称呼，根据整个讨论的说辞来看，主力是90后年轻一代，因为长辈许多是经历过非典的，甚至留下了很深印象的人）对长辈的说服行动，在后来逐渐被视为了一次现代性与现代科学向传统愚昧与守旧的进攻与启蒙。但是，我们能够发现，这里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的。

二、老一辈人的相信政府，与年轻一辈的相信政府（或许这个标题起的不是很合适）

    在这场说服行动中，作为上一辈人的态度微妙的表现为了”相信党和政府“、”非典都经历过了这有什么“、”没事的“。除了后来归因的拒绝戴口罩是因为愚昧无知（什么？这哪里愚昧无知了？），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想想，能这么说是很奇怪的，长辈们不可能不爱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戴口罩确实只是举手之劳（雾霾来的时候也都能戴上口罩呢！）。但其实考察这些语句，成立的，或者让老人如此自信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相信党和政府“。第一句话的可能意图在于，相信党和政府，疫情不会扩大。第二句话的言外之意在于，非典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人民攻克的难关，因此这次疫情即使扩大，党和政府也是会帮助我们，救治我们的。第三句更是同理，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无论出了什么情况，国家也会兜底的。

    先别觉得诧异，公有制时代确实有此，至于这些人混改与大下岗的记忆为什么被抹消了，可能有相当多的原因，在此我也保持疑问。（讨论过，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现在持这种观念的长辈也都是下海后混出来的受益者，所以还保持着这种惯性。）但是过去的高福利与社会保障关系着单位制与公社制——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的一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当代，所以国家兜底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甚至自然而然的（一个人的教育、医疗、升迁、子女、婚配、流动都和单位与公社息息相关，单位是国家的细胞，因此个人几乎完全依附在单位与国家上，公社同理，就是没有城市单位的国家福利）。

    与之相反

    新一代的口罩党，如前面所分析的，最初所站的队形并不是”完全爱国“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戴口罩作为防范，事实上是让自身避免了风险。他们并不是实际关注作为公共事件的疫情怎么样了（根据信息条件，当时的疫情能怎么样？），而是为了不让自身感染上病毒（感谢某位朋友给我提醒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会让人感到奇怪了，首先关心自身的身体健康安危，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到福柯关于生命权力与治理术的讨论。如果说福柯早期的“规训权力”，是一种将群体分割为对个人的身体的早期资产阶级“治理术”的话，那么福柯晚年所提到的“生命权力”则是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国家试图对整个群体自身的生命过程开展的技术——比如大众的出生、死亡、疾病等，从对“人”的治理变成了对“人口”的治理。在这里，生命权力并不是表现为一种规训的方式，而是一种“调节”的方式，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和肉体塑形，转而关注让人‘怎样’活着”。这种调节的危险在于，它看似是一种提高人生命与生活意义的目的，但是却会让人陷入更深的枷锁之中。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成为了当代治理术的一体两面，规训权力并不是到了后台，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介入到对个人的治理中。

    是不是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戴口罩这个小行动中，蕴含着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每个原子化个体或核心家庭（这是最”自由“的市场竞争主体了）应该成为一个个学会自我投资的个体，然而投资就意味着风险，为了保证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每个人都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就连猫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个人的身体健康是要由自己负责的，你如何处置也是个人的自由。国家将作为一个幕后的监视者，为广大的个体设置目标并且监督个体向这个目标前进。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政府事实上更期望公民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落实到当前却有好几个大槽点，以后再开坑。

   因此，对于一开始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避免可能的风险而买口罩的口罩党，体现的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精神——从动机和结果的角度讲，少让国家操心，多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安全，这恰好是最爱国的体现。

三、这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是出于不信任的动机而购买口罩的新生代口罩党，最终却成为了主流，占据了话语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结果上站在了科学的高地——这还是建立在他们所担忧的事实被肯定的基础上的，如果20日权威发布称完全得到了控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并且确实在短暂几天内彻底得到了控制，那么这种行动就和抢购板蓝根无异了。另一方面在于，从随后口罩党人形成的宏大叙事——为国（或者说，阿中哥哥？）分忧，照顾好自己就是小民所能做的，然后再转发歌颂一下真正的公共事业英雄，形成了道德高地。再进化为了，戴口罩不是为自己，还是为了他人，从而完成了一整套的“洗白”与“升华”。真正“相信党和国家”的老一辈，却成为了“不懂科学”的代言人。

    主流舆论和国家并没有找口罩党们算账，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此。他们才是真正践行了国家所期望的精神，和不再主张不顾情况见义勇为而是优先保护自身是同样的。这是党和国家希望你爱它的方式，而上一辈人，看似最“相信政府”，但是事事让国家担责，国家出力，却是现在的国家所不主张的。他们在这次宏大叙事中也成为了没素质与没出息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当前医疗资源不足时）许多人口口声声的责骂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