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探访之旅】6. 哈尔滨：万民自治之城
坐火车是一种类似吃蘑菇的体验，你会发现窗外飞快流逝的风景，和手机歌单里的每一首曲子都很搭，渐渐在眼前和耳边同时出现叠合的场景。
窗外，平和的阳光，火车从齐齐哈尔驶向哈尔滨。窗内，大雪下在了我的耳朵里，雪花锈迹斑斑，一切天籁之音都成了挣扎的嘶吼，大雪掩盖了每一个倔强到最后的身影，和他们身前身后的脚印，如一切残忍都从未发生过。
人们的记忆随着积雪融化，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四月底，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坦克炮塔上，唱起动人的歌谣。火车开过一片农田，人们在成山的尸骨旁重新耕作。可我忘不了那冰天雪地里，你被冻住的脸庞，朝向故乡的方向。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厢里在下雪，挥之不去你渐渐凝结失去光芒的眼神。
哈尔滨是一座很复杂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只有一百多年，却在刚刚建成甚至还没建成的时候，就被卷入了复杂的国际战略斗争当中。从此，哈尔滨变成了东北亚政治冲突的交汇点。在历史中，哈尔滨的命运并不由自己决定，也不由北京决定，而是由彼得堡和东京，包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决定。
哈尔滨最早只是松花江边的一片高地，中东铁路勘探到此，买下了一座叫田家烧锅的酒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田家烧锅”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香坊区，最早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中东铁路护路队和铁路员工居住的地方。
到了1900年，城市建设的重心移到了秦家岗和埠头，也就是今天的南岗区和道里区，其中南岗区是城市的中心，被规划为行政区，道里区则规划为工业区和商业区。当时的俄人多住在南岗，有钱的华人住在道里，穷一些的华人就住道外了，当时叫傅家店。
关于哈尔滨的地名读音，本地人会告诉你“哈”要读成三声，而老哈尔滨人会把“尔”读成“勒”，这是因为哈尔滨的地名来自满语“哈勒费延”意思是“扁”。（关于哈尔滨名字的由来很多，基本都和满语有关但来源略有不同，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种）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哈尔滨火车站是一个激烈的爆发点，朝鲜义士安重根在这里刺杀了伊藤博文。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引起了日本的警惕，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派军队入侵满洲地区刺激了日本，日本没想到俄国会将势力范围延伸的这么快，俄国也没想到日本对此反应这么激烈。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被称为第一次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实力相当的交锋就在满洲展开了，日本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惨胜。
这场战争在日俄双方背后都有着各大国的影子，英国为了牵制俄国，与日本达成了英日同盟，美国名义上中立却倾向于日本，德法不愿反对俄国，也想打压日本在东亚的扩张，间接支持俄国。在日本获胜后，英美作为支持者想要在满洲分得一份利益，然而日本人却并不愿意如此，他们更愿意与俄国人议和，因为此时自己处于巨大的谈判优势中。
日俄战争刚结束，日本就抛开英美和俄国交好，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然而伊藤博文刚到哈尔滨，就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这次事件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后来的历史，日俄之间再也没有联合过，日本加速了吞并朝鲜，英美开始对日本不再信任，大家最终撕破脸。
我去的时候，哈尔滨火车站正在改造，周围修路一塌糊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地点标识原本在一号站台，现在因为改造地面都被封闭了，乘务员说肯定还会保留标识的，让我下次再来。
受到火车站周边改造影响的，还有一座颇具历史价值的教堂。圣伊维尔教堂被包裹孤立在一片工地当中，颇似一座即将被拆除的废弃建筑。这座教堂是一座军用教堂，属于驻扎在哈尔滨的俄国外阿穆尔军区使用。在教堂附近还有1920年的孤儿院“亚斯立公共护养儿童会”和谢拉菲姆民众救济食堂。
文革时，教堂的五个洋葱顶都被拆掉，但主体建筑还在，后来又当成仓库使用。好在据说哈尔滨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这座教堂不会被破坏，政府决定妥善修复，日后作为博物馆使用。（在此文发表时候，站前改造完成，教堂也已经修复了）
我住在东大直街秋林公司旁边的酒店，这里是一片繁荣的商圈。由于火车站改造，哈尔滨市区南北之间穿越铁路线的交通不太通畅，选择住在这里比较方便走访南岗，等探访道里和道外的时候我再搬过去住。
在我之前走过的地方问起东正教堂，当地人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反而都以为是基督教。哈尔滨曾经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教堂，文革时期被拆除，之前被当地人称为喇嘛台，或许当地人分不太清楚俄国人的东正教与蒙藏民族的喇嘛教，也有的说法是最早东正教伪装成蒙古喇嘛教进入东北，这一点类似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冒充佛教僧侣前往蒙古和西藏。
圣尼古拉教堂1900年建成的时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支持的，教堂内的圣像和圣物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教堂建成后成为这座广场乃至哈尔滨东正教会的中心。在建国后，由于大量俄侨居住在哈尔滨，这座教堂得以暂时保留，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文革，1966年这座教堂开始被拆毁。1967年，最后一位管理者，也是中华正教会哈尔滨教会主席亚尼基塔·王玉林司祭被红卫兵打死。
虽然是东北人，但因为我的家乡在南满，所以之前从未接触过东正教，第一次前往东正教堂还是我旅居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喜欢去曾经的法租界散步，有很多有意思的老建筑和小店。在这片街区，让我留意的是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遗迹，在复兴公园西边的皋兰路上。
皋兰路是一条典型的法租界小马路，当年的老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以法国诗人皮埃尔·高乃以的名字命名为高乃以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的城市规划者们喜欢以全国各地地名来为街道命名，这条街道找了一个与高乃以读音接近的地方——甘肃省皋兰县，命名为皋兰路。
我第一次路过的时候，远远感觉一栋建筑像是一座教堂，但走近一看大门紧闭，看起来已然荒废，一楼是一家咖啡馆，侧面的墙壁上都是涂鸦。这让我对这座建筑产生了兴趣，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栋建筑就是圣尼古拉斯教堂。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俄侨民流亡到上海，最多时近两万人，1932年，俄侨领袖格列博夫中将为了纪念已故的末代沙皇，筹款在买下皋兰路的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是上海的俄国侨民筹款自建的第一座教堂。
共和国建立之后，大量俄国侨民离开上海。到了1955年，教堂彻底关闭，1966年教堂的圆顶被毁坏，改为工厂，90年代又改成了酒店，后来又改成法式餐厅。现在这座教堂临街的部分变成了一家咖啡馆。据本地基督徒朋友介绍，这座教堂依然在偶尔使用中，只是把一部分租给咖啡馆使用，复活节的时候这里还有活动，在上海的俄国人日常大多在附近思南路的一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上海的外国侨民中，俄国侨民是生活处境比较窘困的，他们大多本身就是流亡难民，相当一部分是军人和军属。前面提到的格列博夫将军算是白俄侨民领袖，1923年他率领几艘小船载着白俄难民从远东港口南下，一部分人到了日本，一部分人到了菲律宾，到中国的这批白俄难民一开始被北洋政府禁止登陆，最后各种软磨硬泡才得以上岸。
到了30年代，俄国人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白人移民群体。对上海本地人来说，这些俄国人犯罪率很高，很多不懂英语，女人卖淫为生，男人充当打手，是本地人印象很差的欧洲人。但另一方面，这些俄国人试图扎根于此，带来了大量的艺术文化，包括音乐和芭蕾舞，很多在上海的艺术院校中任教。
回到哈尔滨，南岗区东大直街曾经是哈尔滨最繁荣的商业街，也是外国侨民聚居区，著名的秋林公司就在这条街上，1908年开设至今依然销售俄国食品。东大直街有现在哈尔滨唯一一座日常开放的东正教堂——圣母守护教堂。
我从远处就可以看到东正教堂标志性的洋葱顶，走近之后仔细欣赏，教堂通体暗红色墙面，深绿色的穹顶，墙壁上拱形的窗子，上面是金色的东正教十字架，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也是哈尔滨东正教会的驻地，每周还会有宗教活动，但我去的时候没赶上弥撒时间，教堂没有开门。
这座教堂最早是1902年修建，是一座属于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的墓地教堂。1930年教堂重新设计改建成现在的样子。在建国之前，这座教堂主要由乌克兰移民使用，当时哈尔滨大部分的乌克兰移民都围绕着这座教堂进行活动。教堂在1958年之后关闭，直到1984年才恢复活动，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曾经在这座教堂举行过侍奉仪式。
在这座东正教堂门前，有一座两米左右高的祈祷亭，褐色砖石，最上方是金色东正教十字架，这是曾经墓地教堂的遗留，当年那些俄侨们为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祈祷所用。
在这座东正教的圣母守护教堂隔壁，是基督教的圣尼埃拉依教堂，1912年由牧师贾乐天主持修建，是一座属于德国侨民的路德会教堂。有趣的是，虽然属于不同教派，这座教堂在外观颜色搭配上与隔壁的东正教堂却一模一样，也是红色外墙绿色屋顶，只不过是一座哥特风格的建筑，颜色更加轻巧。两座教堂相邻而立，颜色完全一样却是迥异的建筑风格。
我走到街对面，看到这两座教堂正对着的一栋白色建筑，那是天主教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这座教堂是波兰侨民们修建的斯坦尼斯拉夫天主教堂，当年随着中东铁路而来的波兰人超过七千人，他们当时还是沙皇治下的俄国臣民，大多居住于这条街附近，也在此处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有着繁荣的活动社区，1907年安托尼·马狄克神父筹集资金修建了教堂。十月革命后，大批波兰侨民返回波兰。这座耶稣圣心教堂是黑龙江最大的天主教堂，但与原建筑也完全不同了。
同一条街道上，三座分别属于乌克兰东正教、德国基督教路德会、波兰天主教的教堂呈三角形排列着，这就是哈尔滨的万国文化，这种开放与自由就是当年哈尔滨作为半个世界移民和流亡者的迦南。
与圣母守护教堂同样曾经作为墓地教堂的是圣母安息教堂，离东大直街比较远。我坐车到哈尔滨城区东面的文化公园，穿过游乐园区走到公园深处，看到一座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建筑。游客乍一看会以为是游乐园的一部分，如同主题公园城堡一样。这是当年公墓仅剩的遗留——圣母安息教堂及钟楼，现在这座教堂的洋葱头穹顶早已不见了，墙皮也出现了脱落，有一块告示牌提示游客危险勿近。只有一些老建筑爱好者，会专门来探访这座当年著名的公墓教堂，但是教堂内是无法进入的。
一百年前，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为铁路职工建起的墓地，后来变成外侨公墓，主要是俄国人。这片墓地在上世纪50年代被改造为文化公园，现在是儿童游乐场。原本附近还有苏军烈士墓，也在2007年被迁走。这座圣母安息教堂在游乐场里面，每天面对的是游客的欢笑与喧嚣，恐怕是安息不了，不知道算不算是黑色幽默。
从东大直街拐入果戈里大街，这里有著名的哈尔滨文化胜地——果戈里书店。在这家书店里我选购了一本讲述哈尔滨流亡犹太音乐家的书《白夜》，这本书是果戈里书店自己出品的，对于一座城市的地标性书店来说，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作品立足于这座城市本身的，去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从果戈里大街走过士课街的时候，我在远处看到一座雄伟的红色建筑，这座建筑曾经是一座东正教堂，叫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但现在这里却是属于天主教会的圣母无染教堂。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最早是日俄战争期间的随军教堂，这座教堂迁往哈尔滨较晚一些，一开始是新老两座教堂，老的那座是木制的，建于1912年，1935年又修建了这座砖石建筑教堂，原木制教堂作为神学院。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拜占庭建筑风格浓郁，整体清水红砖，钟楼带有晚期巴洛克风格，窗沿和屋檐的造型在阳光下十分惊艳。
这座东正教堂直到1958年还在使用，有司祭在教堂内主持活动。文革期间教堂关闭，最后一位司祭斯特凡·吴志全1970年被红卫兵打死。上世纪80年代恢复宗教活动时，因为东正教徒人数太少，天主教堂又不够用，就把这座保存完好的东正教堂让给哈尔滨天主教会使用，现在是黑龙江和哈尔滨两级天主教爱国会驻地。现在这座教堂完全对外开放，并且还可以承接婚礼仪式。我进入教堂内，一位老人在向游客们介绍教堂的历史，并热情地向年轻人推荐教堂婚礼。
晚上我搬到火车站另一端，住在圣索菲亚教堂对面，这里周围是一片繁华的商圈。我在上海时结识的朋友杨骊君正好在哈尔滨出差，我们相约去了一家点评不错的本地老字号清真餐馆。哈尔滨的回民菜口味和我家乡沈阳很像，但略有差异，口感整体偏硬，沈阳传统回民菜中炖制菜肴较多，哈尔滨则是烧制菜肴较多。
这里就要提及东北特色菜锅包肉的做法，有南北之分，北派锅包肉熬酸甜汁，南派锅包肉用番茄酱。从历史上来看，是哈尔滨先发明锅包肉的做法，加番茄酱的做法要到80年代才出现。但这道菜本身的起源是哈尔滨滨江道衙门厨师为了招待俄国客人而发明的改良菜，当时为了模仿出俄国人喜欢的酸甜口味，采用了鲁菜中的糖醋调味法，后人选用西式调料番茄酱，更突出了中西结合的设计初衷。
哈尔滨的地标建筑，1932年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已经被改造为建筑博物馆，夕阳下棕色墙体被映照成金色，更显出这座城市华丽的过往。我从教堂向西北方前行，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今天的中央大街两侧全是欧式建筑，在一百多年前，中央大街却是这座俄国治理城市中的一条“唐人街”。哈尔滨建城的时候俄华分治，俄人住在火车站以南的高地，华人住在火车站以北靠近江边的地方，被称为“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这条中央大街。
但是真正让中央大街繁华起来的，却是犹太人。从中央大街的巷子穿过去往西北方向走，就能看到当年的犹太老会堂和犹太中学，已经被改造为了音乐厅。老会堂的屋顶、窗子和门廊都还保留着犹太六角形的标志，土黄色的墙壁和绿色锥形屋顶，让这座建筑显得很有历史感。
当年大批欧洲的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难到哈尔滨，带来了繁荣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在哈尔滨建立起自治社区，修建学校、教堂、医院、养老院，这些建筑今天大多依然还在使用中。犹太医院是当年哈尔滨最好的医院，犹太人带来的音乐教育亦是哈尔滨称为音乐之城的重要因素。
著名的德国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童年的时候为了躲避纳粹而跟随家人搬到哈尔滨，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年哈尔滨复杂繁多的外国人团体。当时的白俄侨民中有浓郁的反犹倾向，成立了青年法西斯组织，哈尔滨的德国领事馆会有意支持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日占时期，哈尔滨有一些德国人专门去游说日本人迫害犹太人，但日本人对此往往是暧昧而回避的，因为日本人需要利用这些犹太人建设满洲。同时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叫做特卢佩道同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激进分子，常与俄国人发生冲突。
与犹太老会堂在同一条街上的隔壁建筑，是一座造型很特别的清真寺。最初的清真寺建于1901年，并不属于本地回民，而是属于俄国鞑靼人，这座清真寺因此被叫作鞑靼清真寺。由于当时人不太区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所以也把这座清真寺叫作土耳其清真寺。
鞑靼清真寺不同于中国本土清真寺常见的中式或阿拉伯清真寺建筑，而是带有拜占庭建筑特点（当然一般所说的阿拉伯清真寺也和拜占庭建筑有关），建筑师是俄国人日丹诺夫，大连原本的老清真寺和日本的一些清真寺也是以此为样板。清真寺建筑外观以咖啡色和白色条纹相间，宣礼塔在最中心位置，没有大拱顶。现在这座清真寺周围都是居民楼，水房等辅助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只剩余这座大殿主体建筑。
鞑靼清真寺大殿内墙壁上用鞑靼文写着：“远东哈尔滨市穆斯林总教协会的创始人和一千年不坏的清真寺建筑者：格那耶提·艾哈迈迪阿訇，他逝世后的事业继承人：穆尼拉·阿兹拉提，就这样义务完成，祝贺米兹格拉先生，尼扎穆丁亲笔。”（清真寺大殿内不能进入，这部分文字我是在一篇博客里看到的，也是听清真寺看门人说的）
伴随着俄国的东进，一些鞑靼人随着军队和商旅迁徙到了远东地区，也来到了哈尔滨。1901年，当时在哈尔滨的鞑靼人数量并不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区。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鞑靼人迁徙到哈尔滨，其中很多是军人、军属和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鞑靼民族协会。
1922年，为了纪念鞑靼人的祖先皈依伊斯兰教1000年，这座鞑靼清真寺进行了重建，有了今天的样子，也标志着鞑靼人作为外国穆斯林群体在哈尔滨的地位。当时的鞑靼人有自己的报纸、学校、印刷厂，还有娱乐和公益活动组织。到了1935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远东鞑靼人的活动中心，在这里召开了东亚鞑靼人代表大会。
共和国建立后，哈尔滨的鞑靼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去了美国、澳洲和日本，这座鞑靼清真寺也被看管者出租给了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后来又属于道里区人民武装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清真寺监护人阿克秋林娜通过美国鞑靼协会与中国宗教事务委员会协商，将鞑靼清真寺的所有权移交给哈尔滨市伊斯兰教协会，现在处于暂时闲置用途待定的状态。
我和清真寺看管人丁先生聊天，当时正逢伊斯兰教斋月，丁先生严守斋戒不吃不喝，我作为旅行者没有封斋，他和我在太阳下聊天很辛苦。他说现在清真寺的维护存在一定的困难，墙皮有少许脱落，清真寺的屋顶和地下室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问题。鞑靼清真寺目前不对外开放，未来用途还尚未得知，俄罗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美国鞑靼协会、中国塔塔尔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哈尔滨本地回民都关注着这座历史意义极其重要的鞑靼清真寺的未来。
提到哈尔滨的鞑靼人，我一直很好奇同样作为穆斯林，他们和哈尔滨的回民之间有没有什么来往？有没有什么宗教上的互相影响？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少的，按照本地坊间的说法，这些鞑靼人与本地回民交往不多，因为并不生活在同一片区域里。这些鞑靼人大多是反对苏维埃的白俄，不过比起俄罗斯人，鞑靼人的政治倾向很温和。
哈尔滨本地回民要比鞑靼人早一点来到这里，哈尔滨第一座清真寺——滨江清真寺在1897年就建成了。这一年，俄国人和中国人几乎同时开始在哈尔滨这片江边荒原上开始建立自己的居民社区。按照当时的哈尔滨城市规划，以铁路线为界，南岗区和道里区归俄国，道外区归大清国，滨江清真寺就在道外区，当时叫傅家店。
我多年前结识了青年作家石彦伟，后来在北京见过他，我很喜欢他写的文字，有一种和我日常接触的流行媒体写法不同的厚重，我觉得无论时代变得多么轻浮，有一些事情终究是需要被严肃地讲述的。石彦伟是哈尔滨本地人，在他的文章里有很多介绍哈尔滨回民传统生活的内容，我们也常常讨论一些关于民族和东北历史的话题。
有一次我去他当时在北京牛街的一个工作室拜访，吃饭的时候聊到共和国之后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于回民这种以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为主的族群，传统生活方式会受到更大的改变。当时石彦伟提到了哈尔滨回民的传统行业，但没有展开讲。我这次到哈尔滨，向他请教了很多关于哈尔滨回民传统生活的问题。
清朝末期，满洲柳条边开禁之后，很多关里的回民为了谋生纷纷闯关东到了东北，这些回民大部分是以工商业为生，从事宰牲、皮革、餐馆等牛羊肉类和手工艺为主的行业。当时还有不少回民在松花江上跑船贩卖牛羊，山东回民居多，有的沿江到俄国境内做生意。共和国建立后这些船民大多上交了船只，去自来水厂或航运公司上班了。
滨江清真寺最开始的筹划者们大多是回民牛贩子，通过商会以贩牛收入作为公积金，买下5间房屋作为清真寺使用，聘请了阿訇。之后清真寺不断扩建，在1935年，当时的教长白羽生阿訇决心翻修清真寺，于是有了相对稳固的规模和今天的礼拜殿主体建筑。之后1958年、1979年、2003年先后不断返修扩建，一直到2005年清真寺广场建成，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了，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滨江清真寺前有开阔的广场区，周围商业繁荣，清真寺分成男寺和女寺两部分，周围是哈尔滨传统的回民聚居区，有大量的清真餐馆、食品店开设。
滨江清真寺重新粉刷外墙之后为白绿相间，但几年前的照片上却是通体蓝色，蓝色也是哈尔滨包括整个东北很多清真寺的主色调。对于东北回族来说，蓝色有着特殊的意义。蓝色是青花瓷的颜色，这种色彩浓郁厚重的钴蓝颜料从西亚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烧瓷工艺结合，色目人是主要的青花瓷工匠，他们把含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纹饰描绘在瓷器上，最后这些瓷器大批出口西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连接。
这种蓝色同样也是波斯文化的痕迹，如同伊朗地区很多清真寺以蓝色为主色调一样，我们今天无从考证为何东北地区会把这种对颜色的偏爱保留下来，与关里穆斯林地区的绿色调不同，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迁徙与文化演变的重要历史痕迹。
在距离滨江清真寺几条街之外的“中华巴洛克”步行街区，是一片被开发为旅游景观的欧式老建筑群。中华巴洛克步行街的老建筑改造区本来并不稀奇，但是只需要跨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对面，一道黑色的大铁门挡在路口，只有一个小小的门与外界连接，我怀着好奇心走进去，结果看到了一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这片街区与中华巴洛克原本是连在一起的，但没有一同改造，所以变成了废弃的街区，这些百年前的老房子几乎每一栋都是危房。大部分这里曾经的店铺和住户都已经搬走了，包括很多哈尔滨老字号的餐馆和点心铺，只有老照片才能看出这里曾经是多么繁荣的商业街区。
直到今天，还有人依然居住在这，附近老住户也经常会穿过这片街区，使得这片街区反而成了没有太多竞争影响的自由地带。一个老奶奶在危房中散养着鸡，鸡就在垃圾堆里觅食，巷子里开着一家烧烤档，依然在经营着，还曾经上过美食纪录片。一个贩卖阿城干豆腐的男人在路边，摊子上的喇叭一直在播放录音，内容是他大老远从阿城来哈尔滨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最好的干豆腐。这片被半封闭起来的危房区中，仿佛从头开始形成自然的生态圈。
在这座城市最繁荣的步行街旁边，却是如同废土世界中的场景，被遗弃的破旧街区，保留着古典的样式，还有少数人依然生活在里面，自给自足。外人只在后启示录电影中看到的画面，在这里却是真实的街景。
今天这些已经被改造或荒废的欧式老建筑，在一百多年前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崛起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的移民史。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大批俄国移民来到满洲，一开始是铁路员工和家属，后来商人们发现了巨大的商业空白和消费潜力，纷纷来到东北开设店铺。仅在哈尔滨一地，1917年的俄国移民就占了全城人口的四成。十月革命后，更多的俄国人出于政治因素搬到哈尔滨，他们当中有地主、富商、旧军官和贵族，因为政治派别上与红色苏俄政权区分开，被称为“白俄”。
在哈尔滨的红军街，俄国商人契斯恰科夫曾经有一栋漂亮的大楼，那是他的茶庄。在一百多年前，他的茶庄经营着俄国、蒙古、满洲三地之间的茶叶贸易，这座茶庄后来变成了荷兰领事馆。
当年那些在满洲地区的外国商人大多混迹外交圈，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哈尔滨曾经的三大富豪之一：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斯基德尔斯基的两处私邸都被当作领事馆使用，一处是法国领事馆，一处是葡萄牙领事馆，他本人同样也是葡萄牙驻哈尔滨领事，足以看出当年这位富豪应该是在哈尔滨外交圈子里四通八达的人物。有意思的是，斯基德尔斯基本人并不是葡萄牙人，也不是法国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他是个犹太人。
斯基德尔斯基当时在哈尔滨有一个老对手，波兰裔犹太人葛瓦里斯基，曾经的哈尔滨首富。葛瓦里斯基靠林业起家，围绕着中东铁路线的城市建设需求创办了家具厂、造纸厂和胶合板厂等工厂。十月革命后，他意识到无法回到故乡，于是在今天的哈尔滨颐园路1号（现在的“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修建了极其华丽的别墅，准备定居下来。可惜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葛瓦力斯基被竞争对手打压破产，别墅被迫出租给日本满铁理事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驻地。
中东铁路带来了哈尔滨的繁荣，把这座东北荒原上平地而起的城市变成了远东的国际化都市。随着铁路的建设，为哈尔滨引入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的母国也纷纷在哈尔滨设立自己的领事馆，最多时有19国领事馆存在。随着十月革命爆发，这些领事馆在哈尔滨乃至俄国远东干涉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曾经的各国领事馆大多作为历史保护建筑，有的很早就被当作事业单位或者商业公司的办公楼，有的变成了居民楼，还有的目前暂时搁置保护。
在哈尔滨繁华的红博广场正北方，万达广场的牌子下面，一座城堡一样的土黄色建筑矗立着，与周围现代化商业区完全不符，在背景的映衬下形成了格外突出的对比。
这座城堡式的建筑名叫吉别洛-索科大楼，是曾经的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1920年意大利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第一任领事叫皮埃特罗·吉别洛-索科，他是建造中东铁路兴安隧道的意大利设计师。1919年他在哈尔滨修建了这栋巴洛克折衷主义建筑作为自己的私宅，1920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领事后，这栋房子就成了意大利领事馆。
走近这座领事馆，可以看到外墙上布满了华丽的花纹浮雕，显出巴洛克建筑的审美特征，花纹浮雕包括天使形象和花卉植物，还有1919的数字，在墙壁边缘和窗沿周围，布局细腻优雅。原本三楼突出阳台的柱头上有两尊半身四面裸体雕像，铸铁的围栏柱头尖上还有类似于天线的装饰物，可惜已经被拆除了。
吉别洛-索科担任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一直到1925年，在他离任后，意大利领事馆也就迁往别处。满洲国时期这栋房子被当作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归黑龙江省电力公司使用，目前已经作为保护建筑妥善维护。至于吉别洛-索科本人，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移居上海，1943年病逝在上海，在他病逝前两个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
从红博广场向东北方延伸的东大直街上，距离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几个路口左拐，就能发现一栋隐藏在街边小区里的三层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在正面左右两侧窗子上，有两只威严而栩栩如生的巨大鹰浮雕，显现出这不是一栋平常的建筑。
1905年这栋房子是俄国犹太商人克罗尔的私宅，克罗尔在1900年就来到了哈尔滨，做面粉、饮料和啤酒生意发了财，盖起了这座豪华的府邸。1924年，刚成立不久的苏联政府把驻哈尔滨领事馆选在了这里，克罗尔本人不知所踪。
苏联领事馆在这栋房子里只待了三年就迁走了，1931年捷克斯洛伐克又把领事馆设立在这座房子里。1937年之后，日军抢占了领事宅邸，作为731部队的联络站，到了1942年，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被满洲国政府关闭，外交人员被驱逐出境。共和国建立后，这栋房子短期作为幼儿园使用，现在是居民楼。
这栋房子虽然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但依然不失当年的气派。房子举架特别高大，走进去虽然昏暗却并不让人拘束。木制的内门与窗框依然在日常使用当中，看起来都是当年留下的老物件。在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过去被分配安置于此的老住户，这栋老房子今天存在年久失修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水电线路老化，并且老建筑自身的居住采光也是很糟糕的。
捷克斯洛伐克与中东铁路有着一段紧密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简称捷克军团）成员来自俄国境内的捷克人和属于奥匈帝国战俘里的捷克士兵。俄国国内革命后，执掌政权的苏维埃政府退出战争，六万多人的捷克军团准备经西伯利亚铁路从远东回国，结果在路上与红军发生矛盾，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要求捷克军团交出武器，捷克军团暴动反叛。
反苏维埃外国干涉军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捷克军团来对抗苏维埃政权，捷克军团迅速占领了远东一些城市，尤其是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暂时控制住了远东局面。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在捷克军队的保护下，把“全俄临时政府”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当时的中国人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赤赫斯拉克，记载了赤赫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军事活动。捷克军团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下，不允许在铁路沿线驻军，但可以借道哈尔滨运送军需物资。期间捷克军团和民国政府还发生过一些摩擦，因为中东铁路工人罢工，捷克军团司令盖达发布公告要对罢工人员执行军法审判，被民国政府抗议侵犯主权，这位盖达司令就是捷克著名的讽刺作品《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的上司。
到了1919年底，高尔察克的全俄临时政府倒台，捷克军团随着外国干涉军撤离而回国。回国之后的捷克军团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在远东的战绩也让欧美各国开始重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实力。哈谢克本人在战争中站在苏维埃一边加入了红军，没有去远东而是留在了红军控制的伊尔库兹克，后来回国之后被曾经的战友们冷遇，不久去世。
与意大利和捷克两国旧领事馆建筑相比，哈尔滨其他的旧领事馆保存状况显得稍好一些，原苏联领事馆是其中最有故事性的，因为最早这里是中东铁路建设局总监工茹戈维奇的住宅，后来归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居住，一直到他下台为止。之后又经历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政治派别斗争、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浮沉，这栋建筑见证了两个邻国之间纠缠不清而又息息相关的历史。不过这栋建筑目前闲置中不开放，由于缺少必要的修葺，使得建筑本身有一定风险。
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的那条大街以前就叫做霍尔瓦特大街，后来改名叫红军街。
在二月革命之后，哈尔滨的俄国人迅速表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为这些俄国人大多是工商业主，他们期待临时政府会带来自由和平，颁布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东铁路管理局上层则感到迷茫和担忧，他们当中不少人对皇室非常忠诚，决定暂时观望。不久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霍尔瓦特继续担任中东铁路行政长官，此时哈尔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成立了，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十月革命让中东铁路问题迅速国际化，成为了各强国和俄国各个政治派别的关注焦点。中东铁路管理局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峙，这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与忧虑，外国领事团要求霍尔瓦特增派军警维持秩序。此时最为活跃的是日本，日本希望派出警察部队进入哈尔滨协助维持秩序，被霍尔瓦特拒绝。
在列宁致信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鼓励他们武装夺权之后，各国领事又开始极力保护霍尔瓦特，主张由各国派兵维持哈尔滨秩序。经过艰难的谈判，为了避免外国势力进入哈尔滨，霍尔瓦特与工兵代表苏维埃暂时达成互相妥协。
一个重要的节点发生在1917年的最后一个月，之前霍尔瓦特和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希望由中国军队维持中东铁路沿线秩序，遭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反对，他们认为霍尔瓦特向中国出卖俄国利益，主张罢免霍尔瓦特。此时，英美等国也敦促中国政府派兵进驻中东铁路，保护当地外国人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同时避免日本势力进入满洲地区。
1917年12月26日，中国军队进入哈尔滨，解除全部俄军武装，从此中东铁路在中国控制之下。1920年底，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回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的一切管理权力。
夜晚，我和朋友从圣索菲亚教堂广场走到中央大街，历史沉淀在那些街道两旁的老建筑中，晚上会看到音乐表演，有提琴、手风琴和一些民族乐器，引起游客们的拍照围观。我们一路漫步到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热闹的万达美食街是年轻人的喧嚣世界，临街转而宁静，有老人在拉着手风琴，唱着俄语歌，风度翩翩，这是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
在哈尔滨我去了一个聚会，在黑龙江大学旁边的文心咖啡馆，咖啡馆的蒋老板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年轻人，这家店里常常举办各种文化沙龙，在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是比较难得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偶尔会去706青年空间，这是一群富有自发社区理想的年轻人建立，在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和人文社科活动，空间的社交属性也促成了一大批合作和思想碰撞，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
我在文心咖啡馆聚会上见到了相识已久的网友王江山和杨修，王江山之前已经出了一本书《量子群星闪耀时》，是一本量子物理学家的传记集，我经常看她的文章和朋友圈写作，她的文字有一种跳跃而锋利的魅力，是我颇为欣赏的。杨修的文字更加有种厚重的幽默感，如同他本人一样，胖胖的看起来有些憨厚，却在深刻的话题里闪烁出狡黠。他们后来在我的写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特别是对于东北文化的思考。
在聚会上我还见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唐戈老师，在他那里得知了更多关于中东铁路和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故事。唐老师做过很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后来，我又在新疆的探访中，在与哈尔滨相隔整个中国的地方听到唐老师的名字。
聚会之后，因为一个话题引出我的思考：本朝的人对前朝究竟有怎样的记忆，如果一个哈尔滨人出生于中东铁路动工的1897年，活到100岁，他会经历什么？
他7岁的时候日本击败俄国，20岁的时候十月革命，23岁的时候俄国统治者离开哈尔滨，48岁的时候苏军重返哈尔滨，94岁的时候苏联解体。他70岁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才去世，而他12岁的时候这个皇帝才登基。他的故乡将经历大清国吉林将军衙门辖地、中东铁路管理局、民国东省特别区、奉系军阀、满洲国、内战，然后一路看着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治运动直到改革开放，这是多么眼见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哈尔滨东面地级市尚志，有一个百年前兴盛繁荣如今略显萧条的铁路小镇：一面坡，这座小镇曾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五卡斯，在俄语中是“段”的意思，指的是铁路机车段。一面坡火车站最开始为三等站，后升格为二等站，站舍为砖木结构，采用俄罗斯传统砖砌墙体，人字木屋顶铁皮屋面，双坡或四坡屋顶。
因为靠近哈尔滨，这里成为了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贵族和商人们休假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一座与周围小房子不相匹配的高大建筑屹立，这就是曾经的铁路俱乐部。当年中东铁路东部线的高级雇员们在此休假疗养，大楼外观的石柱、雕栏、木质窗框都是当年的样子，楼内还保留着老式吊灯，现在这里是尚志一面坡医院。
在小镇的另一端有一座白色的堡垒式建筑，当地人称为大白楼，最早的时候是火车乘务员宿舍，据说也有俄国护路队在其中驻军，后来被日军征用。这座建筑现在完好无损，墙面上还有清晰的俄文浮雕，我问了朋友尹宁，他是一位曾在乌克兰留学的画家，他告诉我上面俄文的意思是“机车乘务员值班室”。这栋大楼设计巧妙之处是正面与背面是两种风格，朝向街道的是背面，像堡垒一样，朝向河边的是正面，更像一座华丽的礼堂，现在作为漂流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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