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 39] 第二篇：對資本主義的三種誤解

在第一篇作者架構了資本的崛起，在第二篇作者要解決對資本主義的三種誤解。在這一篇包含了三章，分別為「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不是國家的對立面」以及「全球化並不新」這三個觀點。

書名：資本的世界史——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
原文書名：Der Sieg Des Kapitals. Wie Der Reichtum In Die Welt Kam: Die Geschichte von Wachstum, Geld und Krisen.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 (Ulrike Herrmann) 譯者：賴雅靜

目錄：
1. 自由市場經濟真的自由嗎？
2. 資本主義與國家
3. 全球化
4. 小結

1. 自由市場經濟真的自由嗎？

雖然這章的標題為「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而且作者開宗明義就說：「許多人憑直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等同於經濟市場。」(p.89) 但這章的重點，其實是作者通過各產業的資料和數據，對於新自由主義批評。

先跳到這一章的最後面來看一下作者引用著名的道德哲學家 Michael J. Sandel （就是寫《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那位） 的一段話並怎的做評註：

Sandel 是這麼說的：

市場與市場導向的思維入侵到種種之前無關乎市場的價值所規範的生活領域，如家庭生活與個人關係；健康與教育；環保與刑事裁判權；國家安全與國民生活等等。幾乎是在不知不覺間，我們經歷了從市場經濟社會到市場社會的大轉變。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市場經濟是個工具，是管理生產活動的珍貴又有效的工具。反之，市場社會則是個幾乎任何事物都可購買的場域，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方式使市場價值滲透到各種社會關係，從而影響所有的領域。(本書 p. 108，《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上面 Sandel 的論點，其實跟單一文化作者 F.S. Michaels 的論點是一致的。

[點我看單一文化—— 1 2 3]

但本書作者 Herrmann 卻指出：

上述（Sandel）的描述看似在批判，骨子裏卻是一種肯定，因為 Sandel 同樣未加考慮便相信，「市場」有效調控了商品生產。他並未察覺，世上並未存在沒有任何約束的「競爭」，有的只是少數大型康采恩掌控著資本主義經濟。

也就是說，本書作者認為 Sandel 之所以會說「市場掌控了各社會中的關係」，還是立基於價格和競爭構成的自由市場中，也就是 Sandel 是先相信了市場的價格機制和自由競爭，才在其中找出道德防線。但對作者而言，事實上，外人所看到的價格和競爭實際上是一種表象，基本上在每個產業中，實質上都由大型的康采恩或是卡特爾所把持。

除了砲口對上 Sandel，作者更是在這篇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觀點進行許多思辯。

Friedman 是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這本書中推崇自由競爭是維護政治自由的基礎，而且其書立基於一本書作者不認同的二分法：有市場即自由，沒有市場的地方便是國家獨裁。

上面的話不是作者亂講，而是 Friedman 自己在書中歸納的：

基本上，使數百萬人的經濟活動彼此協調的就只有兩種，其一是由中央主導，採行強制性措施者，也就是軍隊與極權國家所使用的技術。第二種是自由調控，也就是個體之間彼此合作，就如我們在每個市集廣場所見到的那樣。(本書 p. 93，《資本主義與自由》p. 36.)

如果撇開對經濟學的研究，上述的話聽起來還真的有些詭異。但是如果進入經濟學研究中，再順著Friedman 書中的邏輯走，就會覺得他的這番歸結也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如果再跟著 Herrmann的邏輯走，在她的剖析下，便又會發現 Friedman 的理論的確不是那麼恰當。

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本書作者首先直接表明「市場經濟是虛構出來的」(p. 99) ，並反駁根本沒有真正自由的部分。而作者為什麼不認同「自由市場經濟存在」這件事，則可以透過以下作者的推論。

在本章的一開始，作者首先釐清「市場和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中，需要有「價格」才能進行；反之「市場」在古代多為以物易物、沒有形成資本的場域。

其次，作者提到「光有價格無法形成自由市場經濟」還要加上「競爭」，透過供需彼此推動，就能夠自然形成公道價。然而，作者立刻抽出德國的數據指出：「2009 年，佔比不到1%的大型企業，創造了將近65%的營收。」並舉出了眾多的例子，包含汽車業、鋼鐵業、化學或醫藥業等。(以上整理自pp. 89-96)

此外，除了大型企業形成某行業或跨行業的壟斷（卡特爾＆康采恩，但主要是康采恩），創造出這些超巨大壟斷性的人們因為其所屬階級，也直接違反了市場經濟樂意相信的「績效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 原則。

這句話是指：「幾乎所有的頂尖經理人都離屬於相同的社會團體與人數稀少的上流階層。」在德國社會學者 Michael Hartmann 的調查 85% 的頂尖經理人出身富裕市民階層，而這種階層只佔了全體國民的 3.5% (p. 96)

此外，到了一定程度的高位，中產階級乃至勞工階層出身的求職者機會極少，「畢竟關鍵因素不在能力，而是出身」(p. 97)

而這個現象，也由法國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取名為「慣習」(Habitus)。「慣習」的意涵為：極具價值的社交資本 (soziales Kapital) 而這些資本往往是由一些微妙的符碼，如名酒、服飾、到哪裡度假、讀的大學，以及有哪些共同熟人等等。

在慣習這個概念後，作者也用哈佛商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BS) 作為例子。

在這裡，作者還用了 HBS 的數據：「65%到 85% 的職位是仰賴關係而來的，因此求職時，建立人際網路應該佔您投資時間的 80% 左右。」（書中作者有附資料來源的網址，可是後來登上去沒有找到，那這裡就不放連結了）

作者直言，如果一所號稱能培育出最優秀人才的學校，為何要靠關係，為何要害怕競爭？

在這一章，作者透過各個產業指出「市場經濟」的虛構性，尤其不認同「自由市場競爭」這個說法。透過各產業產生的集團，乃至在這些集團中擁有高位者，不得不點頭認了中就是少數人控制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和財富，而自由競爭事實上並不存在，甚至未受控制的競爭，在一開始其實就會遭到排除，而當康采恩被構築出來後，一切競爭根本不存。

[按：這一章作者還引述到「勞動市場」的部分，但因為作者是步步推演，不想漏掉細節之後會在寫另一篇小短文做補充。]

在這一章，作者主要透過指出「自由市場經濟」是不實的概念，而且社會根本不是用這種概念進行運作，以數據和資料反駁新自由主義（Friedman 所屬的那個學派）。

2. 資本主義與國家

前一章作者對 Friedman 的論點進行了反駁，尤其指出「新自由派人士如傅利曼 (Friedman) 等力圖保護市場免受所謂的專制國家控制。這種市場與國家的二分法其實純屬虛構，不只因為純市場這種型態並不存在，更因為資本主義與國家並不是對立的，二者一直密切合作，因為它們是共生共成的，有現代國家，才可能有現代資本主義。」(p. 109)

這裡不免讓我想到 Douglass C. North 的「諾思悖論 (North Paradox)」也就是國家政府繼是維護制度的力量，也是破壞的來源這件事，兩者是互相牽制的。（當然跟此處還是有點不一樣，未來有機會希望能分享另一本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不過回到書中，由於作者 Herrmann 的論點是要反駁新自由主義的論調，而新自由主義是將市場和國家控制視為對立，因此才會產生出這一章。

但退一步用直覺想，現在人總說「權錢關係」、「有錢就有權」、「誰有資源誰說話大聲」這並不假更是亙古不變的道理。而透過資本生財，再去影響政治（或是反過來）總之，不論是錢還是權都是一體的。

作者在這段即指出：「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握有政治力量」這件事。中古世紀的漢薩同盟城市（今德國漢堡、呂貝克、布來梅）這些自由邦的議員，都是鉅商出身。

此外，在義大利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城邦，也是由金錢貴族控制。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羅倫斯的麥第奇 (Medici) 家族了吧。

法國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 研究世界各地這種金錢與權力的關係，並指出：「資本主義唯有在它等同於國家，當它就是國家時，才能獲勝。」(本書 pp. 115-116. 德語版：Die Dynamik des Kapitalismus p. 60)

而除了中世紀依靠商業起家的自由城邦，受資本利益統治的英國，在1688-89年經過光榮革命後，「權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保障了議會多方的權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形式上，英國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但其表決權卻規定，表決者必須擁有相當的資產才行。」因此事實上「商人組成的菁英，他們主宰了英國議會，並極力讓英國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p.116)

而這時期(1689) 到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 (1776)大約百年的時間，重商主義極度發展，而重商主義是非常以國家為本位的。這個現象也發生在當時遠航東方的各東印度公司上，在這些能賺取巨額的貿易上，背後都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掛鉤（尤其法國東印度公司就是「與政府一體化」的存在，而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都是透過「授權」才能夠運營，而授權者就是國家。）並且形成壟斷且產生許多弊病。

在這裏，作者指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

不過，隨著時間遞移，國家與資本的關係出現了改換，但是基本上國家是始終支持資本主義的。作者指出，「到了十九世紀，現在資本主義半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亦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因此國家轉而投入教育，因為「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

這樣乍聽之下是件好事，但事實上「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因為「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常常都能獲勝。」

在這裏，作者引用 Karl Otto Hondrich 的話：

「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全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本書p.118，德文原版：Der neue Mensch, 2001, p.68）

因這點作者指出：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而作者認為，國家的角色是愈形重要的，「這一點也反應在所謂的國家支出比例，也就是公共支出在年經濟產值上的佔比。」

在這裏作者用德國作為例子：在國家支出比例，德意志帝國時期佔比只有5%-7%，而到了威瑪共和國 Weimarer Republik 上升至15%-20%，而到了2011年，這支出比則到了45.3%! （數據取自德國聯邦財政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inanzen)〈國家支出比率之演變〉(Entwicklung der Staatsquote), 2012.）

透過國家支出比率（在作者眼裡這是一種修正資本主義錯誤的存在）「在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定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作者如是說。而近年來各國嘗試壓低國家支出比率，事實上卻是在玩數字遊戲，比如擁有34.5% 國家支出比率的瑞士事實上是因為將部分社會保險「私有化」——讓私人企業辦理，數字就不會進到國家支出比率這一項。

因此，最後作者歸結道：「國家必須是資本主義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否則資本主義便會崩潰。」 (以上整理自 pp.118-120)。

此外，在這一章作者也將矛頭指向「金融市場」。

作者回到十四世紀於義大利興起的銀行，指出「（銀行）目的不在接受私人存款，而是為了管理公共債務。在義大利商人眼中，這種密切合作是必然之理：國家是由他們治理的，對他們而言國家與私人反正沒有差別。」

另外，事實上就連「股份公司原本也非純粹的私人經濟型企業。」1602年設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便是「因為國家保障它與亞洲遠地貿易的獨佔權 (特許, Octrooi)」而產生。而在1611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現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流動性」為了「促進與國家密切相關的證券交易量」。

此外，到了今日各國的債券以及各國貨幣在金融市場中仍是重要的投資標的，但作者指出「⋯⋯但大家卻樂於遺忘貨幣『本身』並不具任何價值。錢之所以具有購買力，是因為有國家監控。」而且「每個國家的央行都定有利率水平以避免貨幣供應爆量。然而，利息不過是一種價格——借貸的價格；而借貸依然是金融市場的核心生意，因此號稱自由的金融市場，其實是由國家決定其價格的市場。」

而由於這種密切的關係，因此基本上大銀行與基金基本上瀕臨破產時，國家都會出手相救。作者對此現象描繪為：「對投資銀行而言⋯⋯它們活在一個可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怪誕混合體之中：損失由社會分擔，利潤由私人享受。」

這裡作者也用2009年德國為了協助汽車業渡過金融危機的「汽車報廢補貼」(Abwrackprämie)作為例子，在這「直接」補貼中就花道德國納稅人50億歐元，還不包括間接受益。因此，站在作者的角度來看，事實上「（經濟）自動穩定機制」是不存的。 (以上整理自 pp. 120-123.)

在這一章，透過作者的整理，在比對新自由主義的論點，歷代「權錢相依」是無可反駁的事實。

3. 全球化

作者會提及全球化，除了要釐清「全球化是一個1990年後新概念」這個誤解外，也透過追尋全球化的進程，強化「國家不該過度捨去自己的權力」這個論調。

作者指出：

「經常有人懷疑，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還能推動政策。隱藏在這種懷疑背後的，是認為企業一但進行國際性運作，民族國家的權利就會受到剝奪，但這種觀念同樣是錯誤的。民族國家並非全球化的反面，而是伴隨著全球化共同形成的，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先決條件。」

作者會有這樣的論調，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運用全球化的說詞，還讓全球化看起來是1990年代的產物，無理由地濫用，用來壓低薪資、降低企業稅，並解除對金融市場的管制。而這一系列的措施，只增加了康采爾壟斷的優勢，使權利與資源更加流向原本就有權有錢的人。 (以上整理自 pp. 131-132.)

於是作者首先改正全球化是近代的觀點，她指出：古希臘羅馬時代就有大範圍的貿易狀態，包括「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ße) 曾在西元前 326 年抵達印度，羅馬人也見過中國絲綢。」在漫長的歲月中，不僅貨物與穀物貿易全球化，金融流動也早已國際化，如1751年義大利利佛諾的商人就擔心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公司倒閉潮會影響義大利的貿易。

而到了十九世紀，蒸汽船與電報的發明更是讓貿易無遠弗屆。例如1913年倫敦的股票經紀人只要等一分鐘就可以與他們在紐約的夥伴交換行情並下單。而除了資金流動，人和物品的流動更不用說。

綜觀歷史，事實上全球化早就發展得很成熟了，然而為什麼有些人會堅信全球化是全新的產物呢？作者指出，由於一二戰一連串癱瘓全球交易的事件，直到1970年代，世界經濟交流才又回復到1913年時的緊密程度，而慢慢發展過了20年到了1990年，開使被廣泛的使用乃至濫用。

全球化的龐大貿易量，成為一塊眾國垂涎的大餅，而超巨大的貿易量，卻在1990年代也使人產生恐懼——大家開始認為，「全球化」即是「投資的競爭」(Standortwettbewerb)，這概念主張：「國家必須提供盡可能低廉的薪資，才能將跨國康采恩續留在國內生產。這種恐懼更受到企業經理人有目的性地煽風點火。」作者引用 Volvo 汽車總裁的話，說：「瑞典需要 Volvo，但 Volvo 不需要瑞典。」（天，怎麼有種 Tesla 在德國設廠爭議的即視感... 近期 Tesla 要在柏林郊區設廠也是有類似「德國需要Tesla，但 Tesla 不需要德國」的論調。但 Tesla 開出薪水相對德國其他同等職位低了不少，還直接要求一週工作六天，更說德國不接受它那它就招波蘭工。）

作者指出，「資本沒有國籍」其實是一種迷思，而「企業家沒有國家觀念」事實上也是一種迷思。在這裏作者指出，跨國企業頂多只有部分生產外移，其研發與管理依然留在本國，而其總裁、懂市場幾乎也來自原生文化圈，因此不應過度恐懼資本外移，而且壓低薪資或是降低稅收也不是正道，重點是如何真正富裕起來，並創造需求。

因此，在本章末，作者指出：「只有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在全球化中佔有一席之地。那些與國際往來最密切的國家，也是國家支出比率最高的國家。」在作者眼中，實力雄厚的國家，是同時擁有已建構的良好的管理與社會福利制度的。

同時，作者也再度強調上章的重點：「資本主義必須接受政治控管才能繁榮興盛。」乍聽之下很極端，但事實上作者是想破解康采恩的壟斷與其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現象。

4. 小結

坦白說這三章讓寫得很尷尬。首先是因為資料量真的有點大，而且作者的邏輯縝密、例子眾多實在很難一下就將她想表現的概念準確呈現出來。再者，我很擔心偏誤這件事。雖然就是抄下書摘整理後分享，但畢竟話沒講清楚造成誤會作者意思就糟糕了。

因此最後再讓我覆述一次作者這三章的論點吧：

(1) 作者這三章是要反駁新自由主義學派。而反駁的原因是因為康采恩造成的壟斷與資源集中於少數人手上的現象。

(2) 在第六章「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本文第一小節）強調的是，事實上現今社會大部份都由康采恩所把持。在這樣的社會裡「自由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綜觀就是只存於理論之中。

(3) 在第七章「資本主義不是國家的對立面」（本文的第二小節）強調的是，權錢關係始終是一體的，但是現在新自由主義學派卻打壓國家力量，要求鬆管，實則是想讓康采恩獲得更大的權力。(按：在作者眼中，康采恩所涵蓋的範圍還是比把持政權的人數要少）

(4) 在第八章「全球化並不新」中，則是指出全球化在近代進一步成為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說詞，要求國家退讓，好讓康采爾能自由發展，但是這卻是種迷思，也不該如此。

這些強調國家控管的論述，在當今社會中似乎顯得很可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身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度（德國）針對康采爾現象進行省思（因為康采爾的集中資源力量在作者的環境中比國家還強大）。而這也可以跟「諾思悖論」扯上一點關係（雖然諾思悖論探討的是「制度」）即國家和資本是互相扶持但反國來說也可以彼此破壞，國家既成就資本的發展，卻又受到它的限制。而對於資本也是的，它繼需要國家才能發展，但是卻又會被其限制。

因此，雖然對於極權政治有恐懼，而且怎麼到了自由的地方卻說要將部分權利歸還國家好像很奇怪也很恐怖，但在作者的眼裡：與其讓康采爾壟斷資源供私人使用，那麼在民主國家中，國家至少還有一些機會可以避免將資源全然集中在某些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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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閱讀到此的妳/你。
正因為有你們的閱讀，這篇文章才一次次存在：）

[最後碎念：其實當初看書就哀傷了一次，現在再整理也哀傷了一次，哪裡有自由？自由從來都只存在烏托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