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該不該給孩子讀《動物農莊》？

一位媽媽告訴我，她14歲的兒子剛讀了《動物農莊》。“沒學會反烏托邦，卻學會了造反。”她問我，我在這個年紀都讀什麼書，有什麼可以推薦給她的孩子的合適的書。

我想了一會兒，實在想不起多少。只想到了幾本中學生科普書，一堆科普雜誌，此外還有一厚本針對青少年的百科全書，一些地圖冊。地圖冊是我最喜歡沒事翻閱的，至於虛構作品，除了《格林童話》，幾乎都毫無興趣，假如你把一本名叫《動物農莊》的書擺在我面前，我多半會另找一本動物百科。

但我不想說，《動物農莊》不適合讓中學生讀，免得惑亂其心；如果他僅僅生活在《海底兩萬里》、《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富蘭克林自傳》這類被公認為“安全”的經典名著裡，或是在《唐詩三百首》和縮寫的《史記》等中國名著沉浸，就是一件絕對的好事？也不儘然。14歲本就是個所謂的危險時期，男孩起了叛逆心，看見父母、教師、學校及其制度和課業等等這一類“體制性”的東西都想打倒，絕對屬於正常現象，倘若不是讀了這本書，也可能被其他的誘因點燃。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又總是不甘於屈從於“正常”，總希望在自己這裡，能夠看到高出平均水準一籌的情況發生，希望孩子能夠平穩邁過一個多數同齡人都要卡一下殼的坎，也使大人輕鬆，內心十分寬慰。我們應不應該抱有這樣的希望呢？

成人的一大標誌，是眼睛裡有迷茫。無知是一種福氣，而成人什麼都懂，為此便什麼都得操心。一個人成年但沒有這種迷茫，就如同一個孩子在謹慎的保護下長到十四五歲，沒有接觸過那些可能引起他/她內心騷動的危險的知識與信息一樣，是種幸運——就內心輕鬆、單純這一點上來說是幸運的；但也有損失——缺少了相關的人生體驗。

18世紀的哲人盧梭看明白了這些，他寧可損失，也要讓自己幸運些，於是，他把自己的五個孩子一一送進孤兒院；同時，他又在《愛彌兒》裡宣佈“閱讀是童年的禍害，因為書本教我們談論那些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他號召讓孩子保持單純，保持一種“自然狀態”下的赤子心。

很多人罵盧梭冷酷，道德敗壞，說他故意逃避養育孩子的責任，然而，罵他的人，有孩子的不妨問問自己，有沒有產生過把孩子扔去孤兒院的念頭？盧梭其實十分誠實，他不能忍受一個事實：在他所在那個社會裡，孩子必須以一種他十分厭惡的方式，一種違反自然的方式結束童年時代，進入成人。他說閱讀很危險，尼爾·波茲曼用更直接的方式指出，這危險就在於“閱讀創造了成年”。盧梭堅信，孩子不應該如此，孩子必須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成年，而不應該透過閱讀的方式，通過那些非自然的符號——文字，來提前了解那些成人世界的文化秘密。

兩百多年後，我們有了一個完全不同於18世紀的教育體制，一個鼓勵閱讀的體制，沒有哪個正常的老師、正常的家庭會說，孩子愛讀書不是一件好事。相應的，我們也有了專門給孩子預備的書，這些書，不同於簡單地發出聲響的彩色玩具，它們會小心地將一些成人世界通行的概念和說法披露給孩子，引著孩子去理解和使用。比如，如果我沒搞錯的話，像《猜猜我有多愛你》這樣的繪本，就將“愛”的對象從“祖國”、“父母”、“老師”這些傳統的“安全”的事物轉移到更大的範圍裡，尤其是轉移到身邊的同齡夥伴上面。無論孩子喜不喜歡，大人肯定覺得，這樣的書是有益身心的。

但是，繪本依然是成人創制的讀物。盧梭所討厭的那個現實，被我們坦然接受了，即，孩子只要是生在產院裡，長在都市中，就已自絕於所謂“自然狀態”了，他們所領會的藍天白雲，首先是牆壁上的一團塗料，他們看到的第一隻蜜蜂有飯碗大小，身上插著兩片淡藍色的羽翼，他們碰到的第一隻兔子也許是一個粉紅色的枕頭。在這個人造的環境裡，他們接收到對自然中的一切的各種再現，通過每一種再現，成年人希望將一些道理，一些情感，一些認知模式，夾帶著植入孩子的大腦和心靈。

其實任何看、任何聽和感受，都是閱讀，閱讀無所不在，它不局限於書這唯一的載體。幼兒未滿1歲，閱讀就已開始，雖然我們不會把1歲孩子從一個毛絨玩具裡獲得的東西看作來自成人世界的秘密，但事實上，我們的環境充斥著迷茫而好心的成年人賦予的信息，哪怕那些充斥街頭的，所謂“低幼”的色彩、圖案、設計，都蘊含著大人面對孩子那種敷衍了事、“哄一哄就得了”的心態。孩子早晚會有被大人塑造的感覺，只是在產生這種感覺的時候，他們已無法擺脫那些被植入內心的東西了。

“閱讀創造成年”，盧梭認為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不這麼看，但正如我們常說，愛不能是選擇性的，愛一個人，就要接受他/她的，不能“擇其善者而愛之”一樣，閱讀也必須如此，既已給定了這樣一種鼓勵閱讀的環境，成年人就無法再阻止孩子去從閱讀裡得到他們所想得到的東西。當年，奧威爾得知《動物農莊》被書店放到了兒童讀物架子上，也是大吃一驚，他設法去補救，但這怎麼由得了他呢？寫作和出版的產業，從其問世起，就與人的內在直接相關，它所做的只是給出越來越多的選擇，而不可能通過把特定的書放在特定的架子上，去有針對性地塑造特定讀者的大腦和心靈。

偶然因素時刻都存在，在書的生命裡，也在人的生命裡。關於殺戮，關於死亡，《動物農莊》說得是多了點，可是任何針對青少年的“潔本”改編，以及漫畫之類，去掉原作那種政治諷喻的意味，又是一件多麼無聊的事情。我在goodreads上看到一些人回憶說，當初讀這本書，覺得好，是因為它講了一個好故事，而不是因為看到其中對黑暗現實的指斥——我想，能做出這類評論的人，都是真正學會了讀書的人，他們變得曉情明理，最終都明白了奧威爾此書的真正意義。而還有一些人，當初在讀了這個故事以後，學會了把任何管教自己的人看作是書中的獨裁者。他們的叛逆，給父母帶去了痛苦，但日後，當他們進入到迷茫的成人階段的時候，或許又會將初讀《動物農莊》時的認識視為值得一提的回憶。

所以，《動物農莊》這樣的書，仿佛是一種有意無意的檢驗，一個孩子已有的性情、趣味、關懷，決定了他或她能從中看到什麼。也許明智的大人，應該將它看作一個重新認識孩子的機會，既然你明白，成年的時刻早晚要到來，只是不知道它會採取怎樣的形式。

更大的明智則在於不要太在乎書。我看過多篇繪本童書作者的訪談，他們不約而同地都表達了一個意思，那就是，他們都覺得現在的孩子缺少某方面的認知，有的說，孩子不懂一些最前沿的科學發現與自己的日常有關，有的說，孩子不懂如何對待孤獨和挫敗，有的則說孩子被人工製品包圍，遠離了世界的本原……就此他們表示，我寫了這套繪本，教給孩子這些東西！於是，書架上又多了一套新書，過些日子，這套書從多如牛毛的童書獎項裡挑一個拿走，就被翻譯，被引進，到處賣。

我不相信這些書真的是有必要出版的。空白並非原先就存在，而是人們為自己的需要製造出來的，正如各種“冷知識”的出現，是因為掌握它們的人或傳播它們的媒體渴望被關注。而如果一本書進入了“指定讀物”的行列，則我們更應該在心中將它打入另冊，因為針對它的生產和營銷，有了十分明確的利益指向。真不必刻意地把孩子推向書海。盧梭不願讓孩子閱讀，奧威爾不願孩子讀自己的書，我們既然違反了他們的意願，因此就要承受隨之而來的迷茫。

（雲也退，獨立記者，書評人，譯者，譯有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E.薩義德《開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個人作品，距離成為旅行作家只差一張返程機票。由於屢屢提前慶祝還未到來的自由，被視為一個尚可一救的文人和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