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了一半的女人
我以陸配的身份進入台灣有三年了。 這三年裡，我讀博、工作、生育，一支蠟燭三頭燒，報復性彌補之前在義大利時迫於疫情的賦閒。 當然，我不是超人，所以三樣做得都不怎麼樣，上學划水，上班摸魚，帶娃滑手機。 我曾經苦思冥想這三樣要先放棄哪一樣，最後放棄了我一開始以為最不可能的選項——工作。 我試著給自己的選擇找個體面的理由，譬如，那只是份狗屎工作，或者是，我拒絕被異化，但在許多人眼裡，這年頭裸辭的人是愚蠢的，畢竟「無恆產者無恆心」，如果她還有點知識，那說不定更是危險的，是要造反的。
我也確實有幾次「砸場子」的經驗，像是小學時候評比獎章，班上幾乎人人有份，只落下了一個少言寡語沒啥存在感的後進生，我立刻站起來指出，說哪怕是勞動獎呢，人家搞衛生可認真了。 在台北，講座活動一向豐富多彩，前兩年我囿於育兒去不成，最近半年終於有時間去參與一下了，每次碰到互動環節，我都忍不住要提問，但作為陸配，我揪著這邊房間裡的大象，總顯得有些冒犯，有時甚至讓慈眉善目的講者面露尷尬。 我後來琢磨，覺得是不是應該把自己再放低點，或者閉嘴，畢竟自己在別人眼裡可能是蹭吃蹭住的窮親戚，有什麼資格去指導伊過日子呢？
不過我先生倒不覺得我應該閉嘴，當講則講，不管有沒有影響，這才是我們認同的「自由」嘛。 我有時碰到大陸學生，有交換生和陸生，他們對台灣多少都有些濾鏡。交換生最多只能待一年，環台打完一圈卡，就差不多要回去了，因而他們總是戀戀不捨地說，「好喜歡台灣哦！」陸生雖然能待久些，但有「三限六不」，不能在台打工，體驗亦有限。 身為陸配，我更有機會深入台灣肌理，但因此更自由了嗎？
我常想起2013年，自己身為陸客初到台北，第一件事就是買林志炫的ONE Take專輯。 彼時他因為《我是歌手》翻紅，而我中學就買過他的卡帶，作為老「知音」也跟著新粉們熱血沸騰，自由行一開，我就跑來台北朝聖，在忠孝東路邊走邊哼他優客李林時期的《認錯》：「一個人走在傍晚七點的Taipei city，等著星空就像黑夜一樣的來臨。」也是在這一年，誠品進駐台北松煙， 兩年後又進軍大陸，首家旗艦店開在我的老家蘇州，一時文青雲集，風光無兩。
2016年夏天，我再次抵達台北，在誠品松煙參加一個寫作工作坊，採訪一個創業的陸生，問他為何明明受限還要堅持，他引用侯孝賢的話，說有限制才有自由，台北於他是個很好的起點。 那時的我即將前往義大利留學，對於他所見證的台灣一無所知，也不知道三年後將在米蘭遇見我的先生，翌年成為陸配，輾轉到這裡生活至今，更不知道將有大疫三年，為世界劃下分水嶺，把離散變成日常。
那時的我急著離開，像是末日的洪水要來了，要趕最後一班船。 那時的我奉伍爾芙的話為圭臬：「身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身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那時的我想要掙脫那張隱形的網，儘管自己也回答不了百年前魯迅的提問，「娜拉走後怎樣？」但總之，先「潤」再說嘛。
我後來和先生開玩笑，說自己是潤了一半的女人，想留在義大利，但又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匆匆離開，想過單身生育，但仍然結了婚。 我從那個房間走到這個房間，仍是在房子裡打轉，眼見外面淒風苦雨，而我留戀有瓦遮頭，不敢更決絕地走出去，乃至一把火把房子燒了——革命不徹底，就是徹底不革命咯？ 但我又想為自己辯護：非要燒了這個房子，才能住得更進步嗎？ 非要提著自己的頭髮飛起來，才算是擺脫地心引力嗎？ 那些日常的、瑣碎的乃至折磨人的，會不會才是更真實的呢？
在「潤」的流行敘事裡，生活彷彿是爽文，我們沒有安土重遷的包袱，也不用精打細算，藉著一門語言、一個文憑、一份工作乃至一段婚姻就能開啟新人生。 可是，連三十年前拍的《北京人在紐約》都已經不相信美國夢了，當下我們的遷徙難道就能一路向好、向正確、向公平了嗎？ 還是如王小波所說，「人生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我們不在這個房間受錘，就在那個房間受錘，錘出優越，錘出價值，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2019年在米蘭居家隔離的時候，我和先生說希望能實現遷徙自由，現在看來真是個奢侈的願望，也許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實現不了。 但我仍相信作家阿特伍德所說的「見證之舉」，即普通人在非常時期的日常記錄，是身為寫作者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面對過去三年在台北的紛繁複雜，我必須也應該記錄下來，也許未來回望時，它將是我人生的一個漫長的伏筆。
（我希望參加「MattersZine創刊號」，這篇是「個人創作心路歷程」，我選的範疇為「當遠方來到腳下」，此文已選了兩個相關標籤，包括主題標籤「#當遠方來到腳下」、報名標籤「#MattersZine創刊號徵集」，並且在文章底部，貼上我的選集，以作報名活動之用。
在這個選集中，我已選好我的代表作，並排列好次序，整個選集總字數不多於1萬字，選集名為「台北，一個漫長的伏筆」。這篇＜潤了一半的女人＞是創作心路歷程，也是「台北，一個漫長的伏筆」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