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為什麼學古詩文

章太炎講學日本的時代，國學的式微無論從制度上還是從日常生活中均已顯現。但彼時白話文運動尚未到來，即便沒了科舉考試，還是有成千上萬的全國各地私塾依然在教「三百千千」、「四書五經」。社會的變化，改朝換代，改服易色，來得很猛，定鼎也比較快。但除非激風驟雨地強硬統一，那麼偌大中國各地呈現不同的學校面貌，自是在情理之中。

換言之，即便在1919年白話文運動後，乃至1922年教育部的「壬戍學制」頒布，主張中小學廢棄古文，而改用白話文做教材時，古文在日常生活也還沒有完全喪失它應有的現實作用。撰寫墓誌銘、婚喪嫁娶之寫對聯等依舊在使用，而且一些僻遠之地，多年後還有私塾在教古文。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從小學到大學沒有統一教材，而且是很多書局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大東書局、北新書局等自行編寫，各自競爭。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有國民黨教育部背景的正中書局所編教材，也無法成為所有人都必須用的指定教材，不少人都對此不買賬。不買賬的方式有很多種，那就打死不購正中書局的教材，更不用說「部編本」（教育部審查並頒布的）了，真要購買的也大多購買商務、中華、開明等幾大書局的教材。更絕的是，像四十年代上中小學的流沙河先生讀書時竟然沒有課本，而是由國文老師自編。上課講什麼內容以及教材的選擇，都是老師自己定，所以白話文和古文倚重倚輕，那完全是老師拿捏的問題，校方和官方無力干預。

一九四九年後沒有繼承此前對傳統文化還有的一份熱愛與尊重，這並不足怪。一個被政府無所不在地管控的社會，自然會被政府從各個方面入手，來一個幾千年未有之天翻地覆。其中文化的管制就是全國統一教材，廢除所有私立學校，在視傳統文化為「封資修」的意識形態要求下，古典文化之被摧殘、扭曲，那是題中應有之議。

傳統文化固有許多糟粕，但其中有許多東西與四九年後的官方要求枘鑿不接、扞格不通，那是不言自明的。如「親親相隱，直在其中」，與向組織交心、與親人劃清界限之類的不符人情之常的要求下，處於不相容的狀態。否則後來出現的人人自危，社會崩壞，人完全成為無處逃匿的充滿恐懼的原子狀態，就不可能出現。那些令人徹骨寒心的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父子告訐的悲慘故事，在一九四九年前所有「萬惡的舊社會」都不曾發生過。其原因之一，就是傳統文化里尚有親人倫理，任何朝代的政府哪怕其惡貫滿盈，都不會破壞及此。

我說中國已是個互害社會，社會學家孫立平說中國社會正在潰敗，表達各異，然實質並無不同。

這就是說，民眾不僅沒有可以自救的能力，更沒有可以自救的組織，那麼就會使得社會崩敗起來更無從收拾。社會自治的成長，如民間的慈善救助、自我教育、社會研究等領域民眾都有能力且應該聯合起來，才能提高社會「這輛車」前進的底盤，亦有相應良善之減震器。有人從西方優秀的公民社會里各種辦法入手，而我們則可以就地取材，將傳統之優異者發掘出來，輔以當下的認知，重新闡釋，使其呈現出拭去灰塵後的光芒。有激進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里根本就發掘不出什麼好東西，我理解深受傳統文化中最糟糕部分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雜交出來的制度，給國人所造成的傷害。

我們必須深知，一個歷史綿延了三千之久的國家，其文化傳統不可能採取完全拋棄不論的虛無主度態度。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某種意義上的自發生長秩序原理。我的意見是盡量發掘傳統文化中合理的部分，為我們所認識所利用，與一個現代公民的生活需求相匹配，決不是那種被意識形態毒化的、完全自大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文化認知上的死灰復燃。

有一些朋友在傳統中找制度建設的合理因素，甚至找到儒家與憲政的對接點，提倡儒家憲政主義。

老實說，以我的理解可能性有多大，是大可存疑的。比如說民國時期的憲法有多少與儒家文化能對接之處，我看是很難說的，至少我說不清這裡面的關係。但我不反對人們在理論乃至實踐上去嘗試一種變革制度的努力，前提是任何一種嘗試都應該有可以比較及時糾錯的機制。即出現錯誤乃至撞了南牆依然不回頭，這樣就缺乏嘗試變革的彈性，很大程度上出現一種不可逆的社會崩盤與流血衝突，於己於社會都非好事。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就完全自外世界之林，與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完全不兼容，那我們也就無法解釋台灣等華人地區，其間的社會變化與傳統文化的對接。

在我看來，中國文化裡面有一些好的東西和情感，與普世價值和人類情感，完全是相通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讓孩子乃至成人們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理由。

由於我對傳統中國的制度文化缺少較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說暫時無法從制度層面上弄清傳統文化與現代世界的普世價值如何對接。

那麼，不妨說我之講古詩文，多是從情感與生活的角度著手，讓我們看古人的七情六慾、親情友情、熱愛生活、有趣幽默、善良寬容等方面，如何可以讓我們受到教益。因為，傳統文化裡面的糟粕不少，所以我對那些直接拿「三百千千」和《弟子規》、《增廣賢文》乃至《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來直接課童和教育成人的做法，都是反對的。為什麼呢？

這些文章的作者與編者，都是生活在距今幾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受制於彼時的現實環境及制度文化的影響，其中的「三綱五常」之類，不僅出現在官方文件里，而且在寫詩作文者的文集里，他們大多會認為這樣的想法天經地義，完全復合他們的利益和情感需要。但從工業革命以降後的各國社會的急劇變遷和世界的加速融合，使得我們知道祖先們原先的一些情感和看法，有值得需要修正之處，才符合我們今天的人之情感需要、利益及看法。

如李密的《陳情報》是篇文情並至的好文章，但你在講不清孝道與愛的抵忤、愛與平等的關係、養老社會化與私人救濟的關係時，我勸你不要輕易講這樣的文章。李密對祖母的孝和我們經常講的孩子對父母的孝——甚至說孝父母不如順父母——經過了兩千年的時間沖洗，還是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但孝道的局限，只要我們稍微思考，就可以從中看出來。孝里是有愛，但這愛是不平等的，是維持長輩與晚輩這樣的社會等級，而非平等的互愛。

從血緣上講，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但愛的平等卻不因這樣的親屬秩序而有所差異。孝與愛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於我們現代社會的民眾來講，在這方面要有所改進。復次，孝道背後的經濟捆綁，甚至把贍養父母當作子女的義務寫進法律之中，這是現代政府利用孝和法律對自身責任的「金蟬脫殼」。但我們有多少講傳統文化的人，認識得到當他贊美孝道文化的時候，卻是在為政府幫助民眾養老加以開脫，從而變成自己反對自己利益的人呢？這一點即便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所有「非孝」的著名人物如魯迅、周作人、胡適、陳獨秀、吳虞等人，都只從道德和人性約束的角度「非孝」，沒有一個從經濟學的角度談到「孝」背後的經濟剝奪。如此說來，要看清這一點也並非易事。

上面提到章太炎在東京講國學，其目的無非是說一個國家出問題後，許多人居然在異邦去找一個中國人學國學，如此的吊詭，在我們今天依舊很醒目而具有現實意味。但研究章太炎和二十世紀初期留日學生活動的人，似乎沒有感到其間所蘊含的吊詭意味。我在學問上不能得太炎先生於萬一，因此我不會講他那麼專精的問題，我只希望自己有能力做些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過程中的銜接工作。有人是否想過今日要重新編寫教材，從教出那些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入手，有一點吊詭的意味呢？至少在我看來是有的。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傳統文化好的地方被連根拔起，壞的地方被加以利用和放大，使得傳統文化中的惡與制度之惡合力造就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歷史。許多人由於在一九七九年前受中國官方反傳統的教育，已經不知傳統為何物，倘若不幸知道一點也多是不被官方批評剔除的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更加讓人覺得充滿悖論的是，不少人如今又被意識形態左右的官方國學教育所煽惑，為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而學習傳統文化。

很多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缺少世界視野和普世價值的觀照。不僅如此，有一些人甚至成為論證中國傳統如何之好、中國現實如何獨特的曲學阿世之徒。這樣的人，在如今研究傳統文化的人中非常吃香，那是因為官方意識形態，需要他們在這上面加以裝修諱飾。我認為無論是對故鄉對祖國，還是對自己所處的傳統文化，其首要之態度是誠實面對，而非自欺欺人。將可以與我們現代人之生活相接納的東西鈎稽出來，而對那些不適宜我們生活及價值觀的東西，加以批判研究，讓更多的人知曉是非道理。

因為，我始終記得講授古詩文的名家顧隨先生所說，我們學習古詩文的目的，是為了做一個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