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和自由观念的建立，需要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医患群体都有足够的能力去懂得与专制滥权相对应的是什么。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针对专制管理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某一个具体的管理者。第二个含义是，原则性的反思探讨专制本身。针对某个具体的管理者并不意味着原则性的反对专制。更直白的说，上级机构、保护伞及监管部门更换医院某些管理者，并不是要解决不正义不自由的制度，而是打算自己说了算当“皇帝”，即使是中共党外人士也是这种目的。因此，在面对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滥权腐败时，指望另一个所谓强人，往往是缘木求鱼。某些医务人员和患者很难认识到，即使不小心发现某个具体的专制管理者，也并不能使滥权腐败消失。因为滥权的制度仍然存在，人们依然还在接受专制滥权管理，就像非洲很多国家一样，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的轮换局面。

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总是忘记了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让大家知道真相，而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像很多历史灾难的受害者一样，”文革”之后，那些得到平反的”右派”分子，公开的羞辱和践踏似乎停止了，很多人还恢复了工作，甚至一夜之间从”牛棚”跃入高位。其代价也是巨大的，那就是受害人不要追究过往，甚至要对施害当权者感恩戴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这都未能实现程序正义。于是，全社会不仅只有一种声音，而且一定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断复制谎言和不断屏蔽真相，构成集体记忆的框架，任何个体记忆都将局限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由此可以看到叙述模板的影响力，而权力能够创造叙述模板，从而在创造人或群体中产生强大的代代传播的权力-知识的能力。”因此，控制了这样一个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更不用谈权力的制衡了。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正义和自由观念的建立，需要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医患群体都有足够的能力去懂得与专制滥权相对应的是什么。这是新制度的建立，还需要伴随新的认知、新的价值观、新的意识形态而产生。医疗系统想要真正让滥权腐败不再出现，需要的不仅仅是让那些所谓专家落马以及让党政官员落泪，更在于树立起新的制度和思维方式，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至少允许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民进行公投，并独立。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首都至少还有一座红色恐怖殉难者纪念馆作为提醒和纪念。那么，在中国的医疗系统之中，医患双方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作恶者呢?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