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经济何时能够到来?
想起吴博皓在采访时讲的,美国离那个大家理解中的橄榄型社会越来越远了。
前不久,朋友圈兴起的悼念《老友记》演员马修的情绪浪潮,我并没有完全跟上,但是后来和来访北京的好友交流了一下,我当时问的问题是《老友记》是偏自由主义的还是?他说:“非常”。并且是当我们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时,试图表达的最为理想的面貌——各个角色可谓涵盖“every walks of lives”,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从事不同职业、收入差距丝毫不小,但即使是收入最高的和长时期入不敷出的在一块儿生活,前者也能“cover backs”,让后者无忧并一同快乐生活。
我当时说,这令我想到了《小时代》,但我很清楚《小时代》是对这一理想求而不得的版本,甚至是掩盖在格外凸显的物质因素下尖锐化的形象。如果说《老友记》当真是表面drama不断实则的确相亲的关系,那么《小时代》就是表面和和气气实则drama深入骨髓的现代宫斗剧。如果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橄榄型社会——的想象,那么我似乎倾向于认为,此刻连这个想象都并不存在了。
身在人文,我偶尔会困惑为什么金钱条件是一个比较重的欲念对象;即使是擅长并且热衷于创作的人,也很少笃定于此,而是转向了「搞钱」。
这个词能够链接起最大的一批人。不论要用什么方式概称中国,「搞钱」这个词都比富丽堂皇的“主义”(“消费主义”云云)要恰当。因为大家未必那么较真地要得到钱,而就是希望自己在可控地获得一笔看似增长的收入的路上。什么不可控?投稿不可控,朝不保夕的订单不可控,没有晋升空间的打工也不可控。但总的来说这里不存在一个基于大框架下的理性计划(请原谅我使用伯纳德·威廉斯批评理性主义的话,其实“理性”没有这么简单)。
对比一下,或许可以说,还是整个社会过于内收,并不共享国际性的资源。
其实,既然存在这么多政府以及超大型企业,包括家族财富持有者,和他们之间互不相同的利益需求,就存在大量获得资助的空间。当然,这样一套模式如果采用乡土逻辑大概是不买账的,乡土逻辑会倾向于批判这无非是给地主奉令行事,至多不过是师爷罢了。人文或任何类别的创作者,很容易在这种预判下败下阵来。复杂的社会事实给予了大量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是东亚始终的特征。但是创作是不被(主流地)尊重的,它看起来「不着边际」。在海外(甚至东南亚/中欧/东欧/甚至拉丁美洲等),可以说理直气壮去获得资助,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是一个walk of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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