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史》译后序
《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是国人首部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作者为著名医学史家王吉民及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中国医史》分上下两卷，上卷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Art介绍中医上迄伏羲，下至民国的历史，为王吉民先生撰写；下卷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in China则关注西医在中国近代的传入与发展，为伍连德先生所著。
笔者应上海三联书店之邀，翻译了聚焦于传统中医的原著上卷，将于近日出版。
对当代读者来说，这本出版于 1932年的英文《中国医史》读来可能有些“特别”。一方面本书视野极为开阔，将中国医学的历史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所处的传说时代；另一方面，作者又将传说时代的年份精确到个位数（如认为黄帝在位于公元前2698至公元前2598年）。这种将上古传说精确断代的方式虽不合于如今的史学规范，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即用西方近代的史学理念向他们系统介绍中国的医学史，传播自伏羲八卦、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
本书作者王吉民及伍连德先生都是西医大家，却倾注16年心血写就这么一部囊括中国传统医学的著作，支撑他们的是那个动荡年代下强烈的民族自尊。1913年，美国医学史家嘉里逊(F.H.Garrison)出版《医学史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一书。在这部700多页的皇皇巨著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不足一页，且充斥偏见。伍连德致信嘉里逊表示抗议，然而嘉里逊回复：中医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伍连德深受震动，将信转交好友王吉民先生，二人遂以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为念，决意辑录中国医学的发明及史料，写一部英文医学史以填补我国在医史领域的空白。《中国医史》出版后，在国际医史界影响深远，科技史家李约瑟曾盛赞此书“几乎是西方史家所知的唯一作品”。
这本《中国医史》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传承中国千年以来的医学文化；两位作者的贡献，也并不止历史研究，更关乎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国计民生。
王吉民先生虽在香港西医大学堂接受西医教育，但受祖父影响，对中医兴趣斐然，多年来收集中医典籍400余种，更于1938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筹设该馆目的有三：一、收集历代医史文物；二、将所藏之物“供学者研究，藉以考察医学之变迁、治疗之演进”；三、“对学生为有效之教授方法，对民众可作宣传医药常识之利器”。可见王先生研究医史除了个人兴趣外，更希望借此对于社会整体有所贡献。1941年上海落入日寇之手，他不得不将馆藏转移家中保藏，节衣缩食之余，仍与中华医学会同仁们集资收购战乱中流出的珍贵史籍文物。
伍连德先生作为梁启超所谓中国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的世界级公共卫生专家，也为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值称道的是他在1911年解决了东北鼠疫。伍连德发现该鼠疫可通过飞沫传播，因此设计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并租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这些举措使得东北鼠疫在半年内得以控制。伍连德因此在同年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被推选为主席，成为第一个在国际医学卫生会议担任主席的中国人。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不少文章自发地缅怀伍连德先生，称其“国士无双”，信非虚言。
《中国医史》文笔流畅、内容广博，翻译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只是由于上世纪初的学术规范不同，原文引用的一些古文并未点明出处或较为简略，我只能通过英文段落猜测可能的古文，并逆向检索出处。这里耗费了较多精力，不过却也让我更为佩服二位先生，因为他们在战乱年代辑录古籍、爬梳史料的艰辛，要远比电脑前的我困难百倍。
在翻译过程中，我时常感慨两位作者虽然身为著名西医，却能对传统中医作持中之论。他们在序言中肯定传统中医的学者“在传播与继承古典医学为世人所公认的种种美德方面做出了令人赞叹的不懈努力”，也希望西医“不要把古代的经验置若罔闻，而要把旧传统视为当代种种伟大成就所赖以成长的土壤，而非其摒弃对象”。王吉民先生更是著有《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并在自序中写道：（若认为中医）绝无所发明，不值于世界医学史上留一位置，则不可。
如今在国内，中医与西医存在对立化的倾向，不少西医的拥趸自诩进步，给中医贴上了“封建落后”的标签，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并不可取。希望本书的读者不止于医史研究者，对于中医并不了解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学习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作为西医如何运用近代史学、医学、植物学等知识系统化地梳理与定位中国传统医学文化。
本书出版已近百年，难免存在一些不确切之处为后来的学者所修订（如部分断代的时间），但从另一角度，这部《中国医史》本身也成为医学史研究所绕不开的一本重要史料。其中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医学堂、以及民国时期中西医斗争等论述对于相关学者尤其具有研究价值。
比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著史者所传递的精神。王吉民与伍连德在动荡年代，历经16载编纂的这部《中国医史》，承载的不仅是我国的医学历史文化，更是两位学者强烈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自尊。这份拳拳报国之心，不会因史料的修订而褪色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中国医史》，不只是部描绘古代的医学史，也是记载学者爱国情怀的近代史。这部经典在出版近百年后，被回译为中文，足见我国历经千年的中医文化如今仍然绵延不绝。这或许足以让两位先生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