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馮自由的「不自由」

當年國民黨中有一位年輕的「元老」，此人叫馮自由。

最近大陸再版的《革命逸史》三冊，就出自他的手筆；另外還有幾部重要的歷史著述，如《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華僑革命開國史》、《華僑革命組織史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等，對清末民初以來革命黨人暨國民黨的「史事」有翔實記述，一直被認為是國民黨正統的「革命史家」，「黨中每有關於黨史及調查革命同志履歷，必向他咨詢，故老同志們給他的徽號為‘革命通’，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他對於黨史的精熟，同時也可以證明他在黨內的資望了」。不過，馮自由又非一般意義上的「史家」，他系記者出身，又是當年革命親歷者，所見、所聞、所述，或所評，均有出處與立場，盟友章太炎嘗謂「阿私之見少矣」，是對他比較中肯的評價。

馮自由1882年出生在日本橫濱，原名懋龍，字建華。之所以改名「自由」，是因為不滿康有為對「自由」二字的反感。1899年，馮懋龍就讀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梁啓超初為校長，「康有為當時雖不在日本，事事都要干涉箝制，他不滿梁啓超的作法，迫使梁啓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學校校務改派麥孟華代理。麥孟華對康有為唯命是聽，他告訴學生：康先生對清議報上的言論，很不滿意，梁啓超先生的《飲冰室自由書》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兩字！‘獨立’兩字，也不可用，今後大家就用‘自立’兩字代表罷……」馮懋龍聽後十分激憤，「當即起身衝到黑板前，寫下一行大字：馮懋龍即日起改名為‘自由’」，並說「看誰敢侵犯我的自由」。

這一年，馮自由十八歲，對他個人來說，這種「激憤」並不奇怪。早在四年前，即十四歲那年，就在孫文的鼓動之下，寫下盟書加入了「興中會」，成為革命黨人中最年輕的「同志」；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馮自由也是最早的加入者之一，人稱「革命童子」。從清末至民國初年，革命黨人與立憲派人士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水火不能容，既有現實利益的衝突，也有私人恩怨，最根本的分歧還在於政治理念上的「革命還是立憲」。馮自由雖在日本長大，卻自小熟讀《三國演義》之類，孫文在橫濱第一次見到他，發現這個在日本出生的中國孩子「年少志大」，對他灌輸「革命思想」。孫文不愧為革命黨中一流的「鼓動家」，即興把「興中會」比作漢朝的劉備和諸葛亮，滿清政府便成了曹操、司馬懿，他們之所以發動革命欲驅逐滿人，如同孔明六出祁山一樣……正值興中會橫濱分會成立，馮自由父親馮鏡如被推為分會會長。在飯桌上，孫文一再勸說馮鏡如讓「令郎」也加入，從此興中會有了這一對父子兵。惟志學年紀，就加入造反行列，未免太早了一點。

十四歲的馮自由對孫文的「革命」無限嚮往，不滿鄉賢康有為的「保守」，這種激憤不令人感到奇怪。這一年秋天，他與同學鄭貫一、馮斯樂共同創辦《開智錄》雜誌，鼓吹自由平等學說，鄭貫一、馮斯樂二人亦仿效馮自由的做法，前者改名為「自立」，後者改名為「自強」，以示對「革命」的一種信心，故被同學們稱為「三自」；《開智錄》之後，馮自由與沈翔雲、泰力山等人合辦《國民報》，又與李自重、王寵惠等粵籍留學生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仍是一名在校的學生。

光緒二十八年(1902)之後，馮自由先後擔任香港中國日報、美洲大同日報、檀香山新報、新加坡圖南日報等革命宣傳機關之駐日記者，他對文字有特殊的興趣，有論者認為馮自由「最適宜擔當編輯及撰述任務，自由亦早有編撰革命史之抱負」。其間，與張繼、蔣方震等人發起組織「青年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還介紹一位大同校友「蘇子谷」加入，此人就是日後在文學上享有聲名的蘇曼殊，當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曼殊至為樂從，是為曼殊與革命團體發生關係之開始」。

弱冠之年的馮自由對清廷不滿、入盟革命黨，除受黨人的鼓動之外，祖父馮展楊當年在老家南海(今改名佛山)因結交「紅頭賊」(即太平軍)陳金剛等人，被官府逮捕系獄，庚死牢中，迫使其父憤然出走日本，這也是導致他投身革命黨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論是將自己的橫濱寓所提供出來作為「革命黨各方交通線之樞紐」(馮自語)，還是日後為黃花岡一役在加拿大積極籌措經費，皆「革命意識」之必然。

民前六年(1906)8月，香港《中國日報》首度進行改組，其原因有三，一是擔任發行業務的「文裕堂」營業不振，宣告破產；二是股東李紀堂在經濟上出現了問題，資金短絀；三是報社與康黨在香港之訟案中處於劣勢，隨時面臨被拍賣以償訟費的困境。馮自由為輓救報紙，乃洵請岳丈出資五千元，並預先向「文裕堂」購取香港中國日報發行權，終使香港中國日報暫脫險境，「新股東遂推舉馮任社長，兼總編輯，一滌年來之晦氣，重新賦予中國日報以新面貌」，並將報社遷至上環德輔道301號，這是香港《中國日報》第四次遷址。

馮自由繼陳少白主持香港中國日報，不久被推為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這一年，才二十五歲。某些史料披露，當時香港分會會員兩千人之多，正是馮自由開拓「革命事業」最為活躍的幾年。也正因為如此，由於「動靜較大」，引起港府方面的不安，「警方多次傳問調查，勸他自動離境」。馮自由主持下的香港中國日報社，已非僅僅革命黨的宣傳機關，除正常報務外，「尚得顧及黨務、軍務的進行」，這也是當年孫文指示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的重要構想，不排除暴力手段。民前五年(1907)，黨人劉思復擬赴廣州謀炸李准(廣東水師提督)，在報社四樓製造炸彈，未料發生爆炸，其左手五指全廢，報社儼然成了「革命軍之兵工廠矣」。

民前二年(1910)，馮自由不得已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留下妻子李自平獨居港島，以照應來往的革命黨人。據其子馮成仁回憶：母親李自平婚後亦加入同盟會，黃花岡起事所用紅旗乃她親手繪制，並來往於香港、廣州之間，為黨人運送子彈、炸藥和其他武器，可見也是一位對「革命」終生不渝的人。與許多革命黨人一樣，馮自由在加拿大加入洪門的「致公堂」，並成為會黨中高級幹部「草鞋」(將軍)。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前，香港南方支部為籌款一事大費周折，馮自由正在主持《大漢日報》筆政，與《日新報》進行論戰，為幫助孫文、胡漢民等人再次起事，奔走多時，籌得七萬美金，佔此次募款總數的一半，「馮先生費盡腦汁，除了發起僑界捐款外，並且說服僑領們將洪門會所或押、或賣地變換現金，始得達成任務」。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民國肇始，孫文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馮自由作為「旅美華僑革命總代表」，被委任為總統府機要秘書，得以重用。旋即，孫文迫於形勢，很快讓位於袁世凱。袁氏改任馮氏為臨時稽勳局局長(1912年5月7日第181號令)，實際上，是一個閒差，在職十五個月，主要工作是收集各地革命人士的事跡，分別稽核褒獎。也正因為這個工作，馮自由可以接觸到大量的歷史文獻或史料。當二次革命發動時，馮自由以「發還各省復查」為由，預先將稽勳局所收集到的革命黨人事跡檔案，全部運到上海，「托親信妥慎保藏」，說起來，是為防止「袁世凱利用這批資料搜捕革命人士」，但也是為他日後撰寫歷史著述儲備第一手資料。因此，馮氏歷史之著述，除某些意識形態之成分，基本上與史實相距不遠，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馮自由在政治上書生意氣，守正不阿，廉潔自持，「嚴於善惡、是非、忠奸之辯」。民國五年，他當選國會的華僑區參議員，在選舉議長時，有人出大筆錢款幕後賄選，馮自由不僅拒絕受賄，還在選票上大書「三千元」字樣，登上議壇，當場將選票撕毀，撒擲台下。次日，報紙以《馮自由天女散花》為題，報導這件快人快事。可到了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發生一件事，讓這位「革命童子」始料不及，被國民黨中央開除了黨籍。此事源於前一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改組，孫文提出聯俄容共案，馮自由、方瑞麟、黃季陸等「海外代表」力持反對，在提案通過後，還發表激烈言論予以抨擊。孫文大怒，會議閉幕後，把馮自由等人召去狠狠教訓一番，並謂：「我們有我們的外交政策，你們反對聯俄容共，若依俄國人的做法，你們應該被關起來！」於此，馮自由開始遭到國民黨左翼人士的譴責和排擠，一氣之下，離開廣東，去了上海。第二年，孫文北京病故，在政治上失去這把保護傘，馮氏立即被開除了黨籍，「使這位熱心革命大業，奮鬥了三十年的黨中元老，十分痛心」。

無奈之下，馮自由改營實業，轉往東北開墾，至九一八事件發生，才回到上海。1933年，孫文的獨子孫科當選立法院長，馮出任立法委員，黨籍才得以恢復。其間，馮自由應聘友人開設的「新新百貨公司」任總經理，利用業餘時間把早年保存下來的史料，編著成《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這本革命史在當年出版只有上、中兩冊，從結構和內容上講，必定還要有下冊。據著名文獻學家、台大教授楊家駱回憶，當年他曾經親口問過馮自由，為何不繼續出版下冊？馮對他坦言：下冊現在還不方便刊印。個中原因，以馮自由當時的處境，不言自明。《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下冊迄今未見刊行，十分可惜。

雖然當上立法委員，馮自由在國民黨內部已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台灣「國史館」館長黃季陸認為：以馮自由的政治立場，他是第一位因反共而被犧牲的，「我們在西山會議中，都沒有把他納入，當時一般人覺得他沾不得，這是很不應該的心理，實在令馮先生受了極大的委屈」。1943年，馮自由從澳門經廣州來到重慶，被「邊緣化」的滋味使他越發不安。一天，對友人楊家駱抱怨說：國史館都不請我去做事。楊家駱寬慰他：國史館委員都是由國民政府委員兼任的，你不是國府委員，如何能請你？馮自由向楊家駱透露，說這兩天蔣介石就要召見他。這次見蔣，馮直截了當提出希望能進國史館做點事，並說國史館委員若一定要兼「國府委員」的話，自己也願意參加國民政府。蔣介石總算給他一個面子，「未出數日，果然公文送到」，馮畢竟是公認的「革命史家」。不過，這個「國府委員」只當了九十多天，旋被改聘為「國策顧問」。

一個十四歲就跟著革命黨奪江山的「黨中元老」，在政治上的這番遭遇與起伏，「無不使其深受打擊，痛心疾首」。1949年上海被攻佔之後，馮自由遷至香港，撰寫史事文章，多刊於《大風》雜誌。1951年8月，蔣介石邀其前往台灣定居，在政治上卻更加邊緣化，平日只與少數幾位老友如吳敬恆、於右任、李煜瀛、張知本、馬俊超、楊家駱等人交往，寫點文章或詩，以度餘生；後輕度中風，行動不便，與人交往更少。1958年4月6日，馮自由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七歲。馮成仁對父親的評價是「個性剛直，對事情一旦決定，堅持到底，說話更是要講什麼便說什麼，一無顧忌」，如此性格的人，難怪當年會與孫文鬧翻，只是未被關起來，或為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