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败诉”背后：女权主义运动面临的舆论困境

9月14日，“弦子诉朱军案”败诉。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称“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对其进行性骚扰的主张”，驳回弦子的诉讼请求。这距离弦子公开发声指控朱军猥亵性侵，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已然成了一个“罗生门”式的谜团。

尽管各方舆论都在将所谓“真相”作为一种攻伐异己的核心手段，朱军的支持者们声称法律证明了朱军的清白，反对者则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法理，法院给出的仅仅是程序上的“没法100％确定”。

弦子的支持者们认为受害者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站出来自白，由此推论出弦子所说的才是真相，但其中又确实缺乏着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在这种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一旦陷入对“事实究竟如何”的讨论，大概率就会演变成对自身观点有利层面的重复强调、以及情绪的肆意喷发。不论是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将绕着这一无法确定的真相转圈圈，最后搞得晕头转向。

显然，如果你只关注对事件本身的重复讨论，就很容易忽视“弦子事件”作为一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质。支持弦子的女权主义者们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单纯的性侵案件，而是试图借此发出长期被官方有意压制的声音，或者说，她们想要通过这次事件，组织一场又一场具备充足影响力的（现实或网络）游行示威。然而一进入到公共讨论中，为了争取舆论层面的优势，“抗争”和“运动”作为不被公众认可的词语，被偷偷藏了起来，替换成了对事实真相的讨论。

换言之，如果举起女权主义运动的大旗，既会被追求维稳的官方有意压制，又不为普通民众所理解（甚至被反对），因此女权主义者们退而求其次，借助对一个又一个相关事件（弦子是其中之一）的讨论，来达成普及思想的目的。也就是说，先证明朱军是个坏人，然后借助公众对坏人的憎恨，号召大家抵制性侵、并且维护女性权益。我个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曲式女权主义运动”。

在许多事件中，“曲式女权主义运动”帮助女权主义绕过了部分的言论审核、赢得了更多认同、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带入了更加复杂的舆论困境。

女权主义？“是非不分”主义！

大陆网络上对“弦子和她的朋友们”的批评，或者说对于女权主义者们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在于：女权主义者简直是非不分、罔顾事实，只想着宣传自己的理念。

的确，这样的批评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在今年影响力较大的几次事件中，女权主义者们相信并为之呐喊的真相常常与第三方证据发生细节冲突，甚至导致了所谓事实“反转”。

在年初的“货拉拉跳车”事件中，一名女性深夜打车，遇见三次路线偏离导航，于是从车窗跳下身亡。为女性争取权益的言论很快出现在评论中，其中一些对事实做了大胆的推论：

“强奸未遂，施暴致死。驱动汽车，推下女生。”

“是被杀了之后扔下车的”

还有评论直指男性司机，并延伸至类似“男性普遍存在结构性施暴倾向”及“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并不安全”的讨论。很快，此次事件的讨论区也演变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网络游行场所。

但一个月后警方给出了充分的调查细节：

女性死者身上并无搏斗伤痕及猥亵痕迹，致命伤确实为摔伤，两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运输货物的收费问题。

因此，如果说因为男性对女性的恶意才导致这次事件，确实是有些牵强了。

于是，女权主义者们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成为了“是非不分”的证明，反对者们抓住机会，以“事实”来攻击女权主义。至今为止，类似的事件还持续上演着，法院的判决就成为了反对“弦子们”的有力证据。

但就像我在开头所说，如果跳脱出单一的“是”与“非”来看，女权主义者们面临着更深层的舆论困境。她们也想等到事情尘埃落定再进行发声（那明显会更有说服力），但现实并没有给她们这样的从容——她们必须抓住每一次的事件，积极主动地第一时间发声。

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些事件可能就真正被掩埋消声了，她们也会失去来之不易的“游行机会”。

新闻管制下的“焦急”

9月14日的“朱军案”庭审显然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但如果你打开各类社交媒体，却只能看见一些零散无力的讨论。它不会上微博热搜，也很少被正规媒体报道，甚至连零星的讨论也面临着随时被删帖封号的危险。

这不是“弦子事件”的特殊待遇，而是在当下的大陆，几乎所有具备社会影响力的、与女权主义有关的负面事件都面临着这样的处境——受到严格审核限制。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呀，这几年不是一直有类似负面新闻上热搜并且被主流媒体报道吗？像货拉拉女性跳车、阿里高管性侵、网红拉姆被丈夫杀害，不都得到了曝光彻查吗？

恕我直言，发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并不了解当下的新闻现状。其实，正是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是非不分”的追问乃至于辱骂，才使我们能够看到大量负面新闻的冰山一角。

首先，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些“大”事件类似的曝光发酵过程：

第一步：在微博监管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被火速推上热搜

第二步：微博发现后，屏蔽相关热搜和关键词

第三步：发酵几天后，发现事件无法被压制，官媒才向上级请示后，对各个媒体发送通稿（统一口径稿件），进行报道。

以上已经是最理想的舆论发酵过程。更多的情况是一开始就没人关注，或是屏蔽热搜之后不了了之，总之就别想谈第三步了。

因此，单纯拿“是非不分”来批评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实则是忽视了当下糟糕的舆论环境。女权主义者们如果想让事件获得真正的关注，就必须第一时间（哪怕真相并不明朗）将事件推到最高潮，在新闻管制的夹缝中尽可能地让更多人看见，使其不能不了了之。

这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就是先制造一个大坏蛋吗？朱军是坏蛋、高管是坏蛋、货拉拉司机是坏蛋，大家快来打坏蛋啊。一次“曲式女权主义运动”的模型也就此完成了。至于他们到底坏不坏，有多坏，后头再查吧，反正不这样喊上头是不会管的。

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下场确实显而易见。

诸位还记得年初为外卖员发声的“江湖联盟盟主”吗？他被以“寻衅滋事罪”抓进大牢后，至今没有音讯。他的账号和有关网络词条也几乎被抹了个干净。类似的事件太多，这与女权无关，却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新闻管制之下，你我的声音都有可能被轻易掩埋。

如此看来，女权主义者们表现出来的“是非不分”实则是一种焦急，焦急地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她们也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譬如会伤害到无辜的人，也使“女权主义的污名化”日益扩大。而且这种“污名”还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你确确实实做了某种脏事（无论多么有苦衷）。

但无论你对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持何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正时刻盯着这一切，是它把女权主义运动揉捏成今天的样子。

little end：找到了，境外势力就是你！

中国女权主义者们最被诟病的另一点就是“有组织，有纪律”，由此推论可知：一定是境外势力搞的鬼。

这类批评总是让我发笑。

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境外势力想要借女权主义之名，暗中实现其它目的呢？我对此不得而知，但猜想是有的。别说境外势力了，连商家们都想趁着各种主义的东风，利用各种节日的氛围，来达成自己的盈利目的呢。

如果有境外势力这种东西存在，那么他一定也会狡猾地加入到这些运动中去。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陈国师说要防止“拜登打马恩牌”，意思是说要防止境外势力用马克思主义煽动中国人民搞工人运动，争取劳工权益。难道因为其中有境外势力的参与，我们就活该996，活该过劳死吗？

同理，难道女权运动有境外势力煽动，我们就停止为女性发声不成？这明显是可笑的逻辑。

诚然，我也常对她们的“非理智”“被煽动”感到不满，而且这些问题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狠下心来说“你们别闹了”。

毕竟，冒着风险站出来发声的是她们，而不是我。

在弦子庭审的当天，法院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这次不允许再有游行示威，他们只能安静地站着，在心中举起曾经那块“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的简陋纸牌，遥望法庭，默默声援着里头的那场“战争”。

武警站在门前，严密监视着眼前这群人，警告他们不要乱来。

住在周围的老大爷跑过来骂她们，说她们扰乱法庭秩序，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公众与公权力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发声的渠道，哪怕是非不分、群情激愤。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幕场景，正是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