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奥米·沃尔夫：美丽神话

内奥米·沃尔夫/文

王立秋/译

译自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in 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HarperCollins, 2002, pp. 9-19。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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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长期沉默之后，女人上街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女性主义复兴后的二十年激进行动后，西方女人获得了法律的和生育的权利，得到了高等教育，进入了各行各业，并推翻了种种关于她们的社会角色的“古老而可敬的”信念。一代人后，女人感到自由了吗？

第一世界的富有的、受过教育的、解放了的女人，能享受女人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她们却没有感受到她们想要的那种自由。她们不能再把她们的这种感觉——这种自由的缺乏，也和那些看似琐碎的问题有关，虽然实际上，这些东西不应该那么重要——限制在潜意识的范畴了。许多女人耻于承认，这些看似斤斤计较的，与体貌、身体、脸、头发、衣服相关的忧虑，是如此地重要。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羞耻、愧疚和否认，越来越多的女人还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不是她们神经过敏，而是的确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和女性解放与女性的美之间的关系有关。

女人越是突破法律的和物质的障碍，女性美的意象对我们的压迫也就越发地厉害、越发地沉重、越发地残酷。许多女人感到，女人的集体进步停顿了；与早年令人兴奋的动力相比，现在气氛——混乱、分化、犬儒、筋疲力尽——令人沮丧。在多年的奋斗与不被承认后，许多年长的女人觉得累了；而许多多年来，一直视进步之光为理所当然的年轻女人，也没有兴趣再给火炬添火了。

在过去十年里，女人突破权力结构；同时，吃人的紊乱成指数级增长，医美变成了发展最快的医学专业。在过去五年里，消费者的开销增长了一倍；色情变成了主要的媒体类别，相关的产品比合法的电影和唱片加起来还要多；三万三千个美国女人告诉研究者，与实现其他任何目标相比，她们更希望减轻十到十五磅的体重。更多的女人比过去更有钱、更有权、更有眼界也得到了法律更多的承认；但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来看，我们实际上比我们没有得到解放的祖母辈还要糟糕。近来的研究持续地表明，在多数西方克制的、迷人的、成功的工作女人那里，有一种秘密的“私生活”，在毒害我们的自由；这股涌动的暗潮，是灌注了美丽概念的自我厌弃的身体执念、对衰老的恐惧和对失控的担忧。

许多本可以强大的女人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奇怪。我们正遭遇对女性主义的暴力抵抗。女性的美的意象，被当作反对女人的进步的政治武器来使用，因此也就有了美丽神话。它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在起作用的那种社会的本能反应的现代版本。在女人把自己从家庭生活的女性奥秘中解放出来的同时，美丽神话也夺回了它失去的阵地，如其所愿地搞起了社会控制。

当代对女性主义的抵抗是如此地暴力，以至于美的意识形态，是古老的女性意识形态中最后一个还有力量控制那些本可以获得解放的女人的（若非如此，第二波女性主义本可以使这些女人相对地不受控制）：它变得越发强大，接过了关于母职、家庭生活、贞操和被动性的神话不再能够管理的社会强制工作。现在，它正在努力在心理上偷偷摸摸地使女性主义在物质上公开地为女人做的一切好事前功尽弃。

这个反作用力正在西方女人的生活的一切层面上破坏女性主义的遗产。女性主义给了我们反对基于性别的工作歧视的法律；而在英国和美国，马上又出现了建立基于女人外貌的工作歧视的案例法。父权制的宗教衰落了；使用更加古老的崇拜团体和教派的洗脑技艺的、围绕年龄和体重的新的宗教教条又出现了，它们取代传统仪式的功能。受弗里丹启发的女性主义者打破了宣扬女性奥秘的家庭用品广告商对女人的大众媒体的束缚；但同时，饮食和护肤产业又变成了女人的智力空间的新的文化审查员，在它们的压力之下，瘦削的年轻模特取代幸福的家庭主妇成为成功女人的仲裁者。性革命促进了对女性的性的发现；“美丽色情”——在女人的历史上，美丽色情第一次人为地把商品化的“美丽”直接地、明确地与性关联起来——则侵入主流，破坏了女人对性方面的自我价值的新的、脆弱的认识。生育权使西方女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而如今，时尚模特的体重暴跌到正常女人体重的百分之七十七以下，饮食紊乱成指数级增长，大规模焦虑被煽动了起来，这种焦虑用食物和体重来剥夺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女人坚持把健康政治化；新的无处不在、可能致命的医美也迅速发展起来，重新开始了过去各种形式的，对女人的医学控制。

自大约1830年期以来，每一代人都必须与其版本的美丽神话斗争。1855年，参政权活动家露西·斯通就说过，“如果我不能确保我的身体和对我的身体的使用是绝对只属于我的权利的话，那么，投票、财产等的权利对我来说就什么也不是。”八年后，在女人赢得投票权、第一波有组织的女人运动退潮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写到过，还要几十年的时间，女人才能说关于她们的身体的真话。1962年，贝蒂·弗里丹引用过一个掉进女性奥秘陷阱的年轻女人的话：“最近，我会看着镜子里的我，害怕自己变得和我母亲一样。”又八年后，杰梅恩·格里尔描述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美丽的她拥有一切，甚至美丽这个词本身……她是一个玩偶……我为这伪装而感到恶心。”尽管有伟大的第二波女性主义革命，但我们还是不能免于这种刻板印象。现在，我们可以越过被破坏的路障往外看了：一场革命降临到我们头上，改变了它来的路上的一切，从那以后过去的时间足以让婴儿长大成女人，但还有一个最终的权利，没有被完全拿到。

美丽神话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被称为“美”的那个品质是客观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女人必要体现美，男人必要占有体现美的女人。这个体现对女人来说是必须的，对男人来说则不是，而这，是必然且自然的，因为它是生物的、是性的、是进化的：强大的男人为美丽的女人而斗争，美丽的女人在生育上更成功。女人的美与她们的生育能力必然相关，因为这个系统是建立在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不可避免的、不变的。

一派胡言。“美”和金本位一样，是一个货币系统。和一切经济一样，它为政治所决定，并且在现代西方，它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维持男性支配的信念系统。在一个垂直的等级系统中，根据通过文化强加的生理标准，给女人价值——这是对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表达啊！在这种权利关系中，女人必须不自然地，为获得被男人据为己有的资源而争宠。

“美”不是普适或不变的，尽管西方人假装，所有关于女性的美的理想，都源于柏拉图的理想的女人；毛利人以肥大的女阴为美，巴东人则崇尚下垂的乳房。“美”也不是进化的功能：它的理想，比物种的进化变得还要快，达尔文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提出的“美”是偏离自然选择法则的“性选择”的结果的解释；因为女人要通过“美”来和女人竞争，是自然选择影响其他所有哺乳动物的方式相反。人类学已经推翻了为了被男人选择女性必须“美”的观念：伊芙林·里德、埃莱纳·摩尔根等人也驳回了社会生物学关于男性天生多配偶女性天生单配偶的论断。更高级的灵长类动物的雌性反而是性的发起者：她们不但追求、享用多伴侣的性，并且“每个没有怀孕的雌性都会轮流成为群体中最被渴望的那个。只要她还活着，这个循环就不会停止。”男性社会生物学家经常用灵长类动物兴奋时粉红的性器官来类比人类与女性的“美”相关的安排，但事实上，这是灵长类动物雌性具备的一个普适的、不分等级高下的特征。

美丽神话也不总是如此。尽管富有的老男人和“美丽的”年轻女人配对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大约公元前两万五千年到大约公元前七百年间主导地中海地区的母系女神宗教中，情况则截然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女神都有多个情人……明显的模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和一个美丽但可消耗、可被取代的年轻男人——伊什塔尔和塔穆兹、维纳斯和阿多尼斯、西布莉和阿提斯、伊西斯和奥西里斯……他们唯一的功能是为神的‘子宫’服务。”美丽也不是女人只是做、男人只是看的事情：在尼日利亚的沃达贝部落那里，女人掌控经济大权，部落沉迷于男性的美；沃达贝部落的男人会花数小时的时间来化妆，在女人评判的选美比赛中竞争——化上挑逗性的妆，穿上暴露的衣服，扭动臀部，做出引诱的表情。美丽神话没有合法的历史的、或生物学的支持；今天它对女人做的事情，不过是今天的权力结构、经济、和文化反击女人的需要的结果而已。

如果美丽神话不是建立在进化、性、性别、美学、或上帝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它基于什么？美丽神话声称自己关乎亲密与性与生活，是对女性的赞美。但它实际上是由感情距离、政治、金融和性压迫构成的。美丽神话与女人无关。它关乎男人的制度和制度的权力。

一个既定的时期所谓的女人身上的美，不过是这一时期认为可欲的女性行为的象征而已：美丽神话实际上一直在规定行为而非外貌。美丽神话把女人之间的竞争变成它的一部分，这样，它才能分化女人。年轻女人和（直到最近）处女是美的，因为她们代表在经验和性上的无知。衰老的女人“不美”，这既是因为，女人会随时间也就是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强大，也是因为，为了分化女人，必须重新打破不同世代女人之间的关联：让年长的女人害怕年轻女人，年轻女人害怕年长女人，这样美丽神话就可以把不同年龄的女人切成一段一段的了。最关键的是，必须把女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美丽”的前提之上，这样，女人才会一直脆弱，一直渴望外部的认可，把自尊的敏感器官暴露在外。

尽管只要有父权制就会有某种形式的美丽神话，但现代形式的美丽神话，却是一个相当新近的发明。当对女人的物质限制松动——这让一些人感到危险——神话就兴盛起来了。在工业革命之前，对于“美”，一般女人不会有像现代女人那样的感觉，现代女人是在与一种广泛流传的身体理想的持续比较中经验美的。在大规模生产技术（印版照片、相片等等）发展之前，在教堂外，普通女人很少接触到这样的意象。因为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女人的工作补充了男人的工作，所以，只要不是贵族或妓女，女人的价值在于她们的生产技能、经济上的精明、身体上的强壮、和生育能力。生理上的吸引力显然也有其作用；但我们所理解的“美”则不然，对普通女人来说，这个美丽，在婚姻市场上不是什么大问题。现代形式的美丽神话是在工业化的动荡之后兴起的，这时，家庭这个工作单位被摧毁了，城市化和新兴的工厂系统要求当时的社会工程师所谓的家庭生活这个“单独的领域”，来支持白天离家进厂工作的“养家糊口的人”这个新的劳动范畴。中间阶级扩大，生活标准和识字率提高，家庭的规模缩小；一个新的由识字的、没有工作的女人构成的阶级发展起来了，而不断演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系统，取决于她们对强制的家庭生活的服从。我们关于女人一直以来是怎样思考“美”的假设，大多源于不早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家庭生活崇拜第一次得到巩固，而美这个指标，也被发明出来了。

有史以来第一次，新的技术能够以时装样片、银版照片、锡版照片、和凹版印刷的方式复制关于“女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影像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张妓女的裸照出现了；在世纪中期，使用“美丽”女人的影像的广告也第一次出现了。古典艺术品的复制品、交际花和皇室情妇的明信片、柯里尔与艾夫斯公司的印刷品和瓷雕像洪水一样涌入限制中间阶级女人的那个“单独的领域”。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中间阶级女人就一直受各种理想和刻板印象、以及物质限制的控制。这个为这个群体所独有的情况意味着，只有联系她们，追溯“文化阴谋”的分析才站得住脚。美丽神话只是几种新兴的社会虚构中的一种，这些虚构伪装成女性领域的自然成分，以便更好地把女性领域中的女人封在里面。同时兴起的其他此类虚构有：这样一个版本的童年，它要求母亲的持续监管；这样一个女性生物学概念，它要求中间阶级女人扮演歇斯底里患者和疑病患者的角色；这样一种信念，即可敬的女人在性方面是麻木的；和这样一种对女人的工作的定义，它使女人忙于像刺绣和饰带制作那样重复性的、耗时费力的工作。所有像这些东西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都起到了一个双重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它们是作为一种以无害的方式来消耗女性的精力和智力的手段才受到鼓励的，但是，女人却经常用它们来表达真正的创造性与激情。

但是，尽管中间阶级的女人在时尚、刺绣和育儿，以及，在一个世纪后从这些社会功能发展出来的郊区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上有所创造，但是，这些虚构还是起到了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一个半世纪的史无前例的女性主义鼓动过程中，它们有效地抵消了女人的危险的新的闲暇、读写能力、和相对不受物质限制的自由。

尽管这些消耗时间和心力的关于女人的自然角色的虚构，在战后的女性奥秘中又卷土重来了，但是，在第二波女人运动拆解女人杂志所描绘的持家和郊区家庭生活的“浪漫”、“科学”和“奇遇”的时候，它们暂时地失败了。令人腻烦的对“在一起”的家庭虚构失去了它的意义，中间阶级的女人也大量地走出了她们的前门。

但接下来这些虚构要做的，不过是再一次简单地改头换面而已：因为女人的运动成功地拆解了大多数其他关于女性性质的必要虚构，人们需要把一度溢出这些虚构的整个网络的全部社会控制工作，转交给唯一一个不受影响的虚构，结果，这一举措使后者得到了百倍的强化。这个虚构把所有不再有足够效力的限制、禁忌、压迫性法律的惩罚、宗教的命令和生育的束缚，再次强加到被解放的女人的脸和身体上。没完没了的周而复返的美丽活(beauty work)取代了没完没了的周而复返的家务活。在经济、法律、宗教、性习俗、教育和文化被迫开放更加公正地包容女人的时候，一种私人的现实，却殖民了女性的意识。通过使用关于“美”的观念，它重建了另一个有自己的法律、经济、宗教、性、教育和文化的女性世界，并且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元素，都和过去一样地充满了压迫。

既然西方中间阶级的女人在物质上变得更加强大了，那么，在心理上削弱她们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于是，在上一代人那里复现的美丽神话必须诉诸比以往更复杂的技术、诉诸比以往更加反动的狂热。现代神话的武器，是散播当前理想的万千意象；尽管这波输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集体的性幻想，但它事实上和性没有多大关系。它是受女人的自由威胁的男人主导的制度出于政治上的恐惧而召唤出来的，它利用女性对自身解放的愧疚和忧虑——那些潜藏的恐惧，即害怕我们可能太过了。这种意象的幻想的聚合，是一种集体的反动的幻觉，被性关系的剧变震惊并因此感到迷惘的人想要这样的幻觉；它是阻遏变革之潮的壁垒。大众对现代女人的描述——即把现代女人描述为一种“美”——是矛盾的：在现代女人成长、运动和表达她们的个体性的地方，就像神话说的那样，“美”从定义来说，是惰性的、无时间性的、类的。“美”如此直接地与女人的现实处境相悖这点明确证明了，这种幻觉是必需的和蓄意的。

因为现在有意识的市场操纵，这种无意识的幻觉变得更加有影响力，更加无处不在；通过无意识的焦虑积累的资本造就了强大的产业——每年三百三十亿美元的饮食产业，每年两百亿的化妆品产业，每年三千亿美元的医美产业和每年七十亿美元的色情产业——而这些产业反过来又能够通过它们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以一种在经济上螺旋上升的方式使用、刺激、和强化这种幻觉。

这不是阴谋论；没这个必要。和个体与家庭一样，社会也在给自己讲必要的虚构。亨利克·易卜生称之为“生死攸关的谎言”，而心理学家丹尼尔·高曼则是这样描述这些虚构的，他认为这些虚构在社会层面上起到的作用，和它们在家庭中起的作用一样：“共谋是通过使注意力偏离可怕的事实，或通过用可接受的形式来重新包装它，来维持的。”他写道，这些社会盲点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共同幻觉。对女人来说，各种可能性变得如此开放，以至于它们有动摇男性支配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制度的危险，而来自两性的集体的恐慌的反动，则造成了一种对反意象的要求。

结果，对女人来说，幻觉物质化了，变成某种真实的、太过于真实的东西。它不再是观念，它变成了三个维度，把女人的生活方式和非女人的生活方式也包含了进去：它变成了铁处女。原始的铁处女是中世纪德国的刑具，一个身体形状的棺材，上面画着一个可爱的、微笑的年轻女人的肢体和面部特征。不走运的受害者会被慢慢地关进她体内；棺材盖关闭，使受害者动弹不得，后者要么被饿死，要么不那么残忍地，被铁处女体内的金属尖刺刺死。困住女人——她们要么被困、要么自愿被困——的现代幻觉也同样地死板、残酷，人们也用同样委婉的方式来（就像用铁处女这样的词来描绘刑具那样）描绘它。当代文化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铁处女的意象的同时，删剪着真实的女人的脸和身体。

为什么社会秩序会觉得有必要通过回避真实的女人、我们的脸和声音和身体的事实，把女人的意义简化为这些公式化的、无限复制的“美丽的”意象，来保卫自己呢？尽管个人的无意识的焦虑可能是创造生死攸关的谎言的强大力量，但是，实际上保障这些虚构的，却是经济的必要性。依赖奴隶制的经济，必然要宣扬为奴隶制“正名”的奴隶意象。今天，西方经济绝对依赖于在薪酬上对女人的持续打压。这样的经济急需一种让女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意识形态，来抵抗开始让我们感到自己值得更多的女性主义。这不要求什么阴谋；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就够了。如今，当代经济依赖于美丽神话中对女人的再现。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对“那种认为持家是‘更高的使命’的看法的持续存在”提出了一种经济上的解释：他觉得，天然被困于女性奥秘的女人概念“是通俗社会学、杂志、小说为伪装这个事实而强加于我们的，这个事实就是，作为消费者的女人对我们工业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经济理由而必不可少的行为，因此而变成了社会美德。”就在女人的主要社会价值不再被定义为“获得美德的家庭生活”的那一瞬间，美丽神话马上把它重新定义为“获得美德的美丽”。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旧有的虚构失去对新获得解放的女人的掌控的工作场所，换上一个新的消费者命令，和一种新的，对经济不公的辩护。

伴随铁处女的幻觉出现的另一种幻觉是对丑陋的女性主义者的夸张描述，人们复活了这种夸张描述，以扰乱女人的运动的步伐。这种夸张描述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为讥笑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而创造出来的。露西·斯通本人，在支持者看来，是“女人的优雅的原型……如清晨般清爽”，但诋毁者却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者“常见报告”来嘲笑她，说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婆，穿长靴，抽雪茄，和士兵一样满嘴脏话”。就像贝蒂·弗里丹在1960年，甚至在那番古老的夸张描述被翻出来讲之前就已经预见到的那样，“今天女性主义者令人不快的意象不像女性主义者本身，而更像在一个个国家，如此愤怒地反对给女人选举权的势力熏陶出来的意象”。三十年后，她的结论比以往更真实；那重新出现的，力图通过针对她们私人的自我意识来惩罚做出公共行动的女人的夸张描述，变成了世界各地加诸充满渴望的女人的新限制的范式。在女人的第二波运动取得成功之后，美丽神话变得更加完美了，它在个体的女人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维度上制约着她的力量。女性身体上的生命的现代神经症像传染病一样从一个女人传到另一个女人身上。美丽神话正在缓慢地、悄无声息地、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腐蚀力量的情况下，蚕食女人通过长期艰难可敬的斗争争取到的地盘。

今天的美丽神话比以往任何一种女性奥秘更阴险：一个世纪之前，娜拉摔门走出玩偶之家；一代人之前，女人告别了孤零零的、堆满家用电器的家这个消费者天堂；但在今天女人被困的地方，没有门可摔了。当代美丽神话的肆虐正在生理上毁灭女人，并在心理上损耗我们。如果我们要把自己从再一次出自我们的女性性的自重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的，不是选票，不是游说者，也不是海报；而是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