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行动者遭民运人士攻击辱骂,“共同的底线,是让人安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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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运动是整体性的运动,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选择与自由的认知,和这世上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是有关系的”,阿书说,“不是说‘我是一个跨性别活动者,我就只能做跨性别的事情’,我还是一个离散者、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抗争者,这些身份的交叉性,是不可分割的。”

今年六月,两名跨性别行动者在加拿大的一场六四纪念集会中,被民运人士攻击辱骂,至今未获正式道歉。

两名行动者阿书和Erin接受《新新闻》采访称,她们受民运团体邀请,参加于多伦多大学举行的六四35周年纪念会,阿书以跨性别社群工作者的身份演讲,呼吁抵抗集权压迫、消除性别架构下的不公正。二人提供的视频显示,演讲期间,一名手持白花的女士以粗俗语言辱骂阿书和Erin,被工作人员劝阻带离现场。

《新新闻》交叉对比现场视频和社交网络影像,确认该女士为流亡民运人士谷书花,其丈夫是维权活动者董广平,因纪念六四被监禁超过七年。谷书花至今未向阿书和Erin致歉,并在事后转推,暗示自己因触碰性少数议题而成为“政治正确”的牺牲品,暗讽对方“抢占(道德)制高点博同情”。

冲突发生后,联合筹办纪念活动的三家海外民运团体保持沉默,仅有“公民会”发起人杨若晖(兼任“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站的“组织部长”)公开表示加入民阵的“独立调查组”,并于7月10日发布“调查报告”称,谷书花对现场人员的人身攻击,无法判定是否针对跨性别者,因此无法要求她向跨性别群体道歉,或将其开除民阵。

此前,监察民运圈暴力和父权压迫的账号“声而平等 自由新声”发布联署声明,批评民运团体持续“隐身”,指责“由被指控者来调查指控者”的程序,成为对当事人“新一轮的压迫”。声明要求对歧视与暴力“零容忍”,构建社运里包容平等的空间。逾80名个人和团体参与联署,包括女权行动者、多元性别行动者以及“白纸运动”后鹊起的社运人士。

“当下社运中的议题是越发多元的,各种思想交锋非常剧烈,我们应该遵守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让人安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阿书说。

“跨性别运动是整体性的运动,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选择与自由的认知,和这世上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是有关系的”,阿书说,“不是说‘我是一个跨性别活动者,我就只能做跨性别的事情’,我还是一个离散者、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抗争者,这些身份的交叉性,是不可分割的。”

“不只是性少数,中国有无数边缘群体被忽视、被镇压”,Erin说,“离开了对边缘群体的关注,我们又何谈民主?离开了民主,我们又何谈让边缘群体照在阳光下?”


跨性别社群:自己选择的家人

阿书和Erin相识于去年11月纪念逝去的跨性别同伴的活动。她们是多伦多地区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士社群的成员,隶属非盈利组织One Among Us Transgender Support (OAUTS),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资源支持、非在籍移民签证援助等等。社群有共享资源列表,彼此接济跨性别术后照护所需的医疗物品。Erin曾在阿书提及身体护理情况后,送了她一箱润滑液,作为医疗器械使用。

日常生活中,本地20多个活跃成员也常常约饭、二手交易、帮忙拿东西。“都是家常便饭的东西,我们也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Erin说。

“很多跨性别者被原生家庭抛弃,来到异国他乡,需要建立自己新的家庭、新的社会联结,而对于跨性别平权运动者、异见者、反抗者,更是如此,”阿书说,“建立社群是所有事情开始的第一步。”

阿书说,妈妈和她断绝了关系,社群里的伙伴就像她自己找到的家人。

阿书自我认同为跨性别女性,使用she/they人称代词。今年25岁的她在加拿大读博,之前在国内读大学时,被佳士工运中岳昕和沈梦雨等女性抗争者触动,带给她性别和政治的双重觉醒。

在国内以跨性别身份生活并不容易。阿书在上海旅行时,碰到警察上民宿查房,看了看她身份证,调侃道:“你打扮得像个小姑娘的样子啊,我一个男的看了都把持不住。”

Erin自我认同为非二元性别,使用she/they人称代词,今年26岁的她在加拿大做IT自由职业者。青春期时,她意识到自己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性别框架感到陌生,但保守的环境令她无法自由表达性别认同,直到去美国读大学后才逐渐完成性别跨越。

她向家里出了柜,但父母假装这件事不存在,“左耳进右耳出”,看到她非二元的形象,就说:“哎呀,反正韩国男的也是这个样子。”


政治行动:用我们的身份,结合你们的议题

除了跨性别平权,阿书和Erin都参与了公民政治运动。阿书曾在国内声援佳士工人声援团,在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和宣判时到法院门口支持;Erin曾在美国校园张贴“我不同意”的海报,反对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也在乌鲁木齐大火后参加烛光悼念,是海外白纸运动遍地开花的一枝。

王丹性骚扰事件曝光后,“新老社运世代之争”被运动者广泛讨论。阿书和Erin回忆和“老民运”接触时,部分经历令她们不适。有些民运人士不理解她们关注的议题,也不认为年轻人的议题和自己的议题同样重要,有时甚至以长辈“居高临下”的长辈姿态来交流。

但她们也遇到过不少善意。Erin回忆,六四纪念活动冲突发生后,几个花白头发的人士上前关心她,友善地询问,“你背后披的旗子是什么意思呀”、“你的议题和六四活动的关系是什么”。她详细解释后,对方笑着说,谢谢她的解答。

“有些人觉得,某个运动是一块蛋糕,有人切走了一块,蛋糕就少了”,Erin说,“我们真的会因某个群体表达自己的权益,就让其他议题所占的空间变小吗?还是我们能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呢?”

六四后的35年里,中国民主运动的议题在纵向上与时俱进、在横向上扩展外延。如今的六四纪念现场,常飘扬着雪山狮子旗、蓝底星月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彩虹旗、跨性别旗、以及漫天雪花般的白纸。

“没有人能垄断六四的纪念权,也没有人能决定谁代表中国民主运动”,阿书说,“六四、民主自由、跨性别平权,是融贯在一起的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结合,相反,不结合才是需要被询问的。”

阿书说,她希望更多人在不同持份者参加的社运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多元性别身份,提高多元性别群体的能见度。“用我们自己的身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参与结合你们的议题。”她说。

Erin反问:“如果永远不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活生生存在的人、不让他们了解我们同伴在中国遭遇的苦难,他们怎么会转变意识,支持我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呢?”

她们回忆,自己刚来到海外时,遇到的第一批抗争者,就是六四运动者和流亡民运人士。虽然存在观念、思维方式和年龄差异,但仍希望双方增进了解。

“我们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阿书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一起活着抗争下去,直到乌云散尽的那天。”Erin说。


注:由于阿书和Erin参与的公民政治运动和性别平权运动可能给其带来人身安全风险,《新新闻》不呈现两人真实姓名。两人对现场冲突的叙述,可被多个视频交叉印证。《新新闻》在合理的证明义务下保证信息真实可信,并判定匿名不会对内容真实性产生实质影响。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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