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元钧：体谅检方未认定王丹强暴未遂，“愿意相信部分事实，这就够了”

公开指控王丹性骚扰近一年后，李元钧收到了检察院的“不起诉”通知书。

“当然离我的预期有落差，可是真的没办法，我手头上的证据不足以起诉他”，李元钧接受《新新闻》采访说，“但检察官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有发生，我觉得就够了，至少不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

台北地方检察署《不起诉处分书》显示，检察官综合考虑李元钧的证词、案发后向人讲述被强吻的聊天记录、每年六四前后带有创伤情绪的Facebook贴文，认为“可以认定王丹强吻的行为确实发生”，因此涉嫌“强制猥亵罪”；然而，由于该罪名对非中华民国国籍人士在异国涉嫌犯罪的行为不具有管辖权，最终决定不起诉。

2023年6月2日，受台湾#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钧公开指控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性骚扰，点燃了中国民运圈#MeToo的星星之火，引发对民运群体内部父权制和厌女文化的批判。面对指控和起诉，王丹回应性骚扰“完全不存在”，并高调表示将对薄公堂。

如今，面对“不起诉”决定，李元钧的落差并非源于“缺乏管辖权而不起诉”，而是检察官并未按照他原本提出的“强制性交罪”起诉王丹。这背后的逻辑是，司法机关只认定存在强吻行为，但并未认定王丹涉嫌性器官插入未遂。检方给出“涉嫌强制猥亵罪但缺乏管辖权”的结论，与李元钧想以“涉嫌强制性交罪未遂”提告的诉求，存在差异。

“检察官有自己的判断，硬是要TA们用一个法官很可能不认同的罪名去起诉，不现实”，李元钧说，“我如果钻牛角尖，执着地要求大家认定王丹试图强暴我，我会永远走不出这个坎。”

“我全部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没有落下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在哪个地方避重就轻，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他说。

除了检视李元钧的证词，检察官还在《不起诉处分书》中判定，王丹的证词及证人“不可采纳为利于王丹的证据”。然而，纵使检方不采信王丹，王丹仍发表声明称，“收到了检察官以‘证据不足’等理由签发的‘不起诉’通知书” —— 回避检方对自己证据的驳斥，指向对方证据不足。

虽然声明强硬，王丹仍多次申请加李元钧好友，被后者公开揶揄，“王丹先生，就此别过吧，别再来加我脸书好友了”。

一年前，李元钧在公开讲述中回忆，王丹在酒店里从身后用力抱住他，强吻，然后将他推倒在床，并开始解开自己衣裤。他情急之下称刚做完肛门手术，请王丹不要继续侵犯他。从此，每年六四前后，“看到王丹的脸、说话的方式，再对应他对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恶心，感到呼吸困难。”

一年里，李元钧从“看到王丹回台湾应诉的消息而在列车上浑身发抖”，到“可以平静地阅读对方如何在诉状里自辩”；从站在聚光等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到走在街上不被路人认出。他说，喜欢现在普通而平静的生活。

“今天，我可以放下这件事，继续面对我新的人生了”，他写道。

以下是《新新闻》与李元钧的对话：

新新闻：检察官只认定了强吻事实，没有认定强暴未遂，你有什么想法？

李元钧：我提供证据，没有刻意想哪些能证明他试图强暴我，只是把我的经历说出来。收到这个结果，我其实不知道是要开心还是难过，但说明至少有一部分事实是大家愿意相信的，整件事不是我凭空妄想的，这就够了。

检察官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起诉王丹，但还是特意写了一段，确认王丹强吻我的行为有发生。本来检察官是不需要写这一段的，但她还是强调了这个点。虽然是文邹邹的法律语言，“或可认被告确有违反告诉人意愿进而强吻之举”，但大家能明白，检察官是相信性骚扰事实存在的。

新新闻：司法机关的认可，比起公众的认可，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李元钧：有点像被“定锚”下来，由独立的、第三方的、公共的、权威的机构去检视和验证，认定这件事情确实有发生，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讲述了，而是对方也无法逃避的事实。

新新闻：但检察官只认可了你提出的部分事实，会觉得无奈和遗憾吗？

李元钧：我更多的还是体谅TA们吧。我知道要TA们认定强暴未遂很困难，因为我手头上没有相应的证据。我很感谢每位调查人员，尤其后来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性骚扰案件，还牵扯上了民运人士、中共等政治因素。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也相信大家都尽力了。

新新闻：你作为受害者和申诉人，还去体谅检察院？

李元钧：这是我比较糟糕的个性啦。我不太喜欢为难别人，甚至对于王丹，一开始我只是要他私下道歉而已，因为我体谅他没有出柜、我体谅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分量在。即使他是侵害我的人，我也在帮他考虑。我一开始有给他台阶下，他自己不下，那我也没办法。

新新闻：由于缺乏证据，检察院无法认定您提出的强暴未遂的事实。缺乏证据不是你的问题，却要你来承担这个后果。你怎么看这个悖论？

李元钧：性骚扰就像一个黑箱，这个黑箱要怎么打破，我也没什么办法。很难要求受害者随身携带录音笔，随时准备留存证据；被侵害后，本能的逃避机制，也让受害者未必能马上报警，而是往往放在内心深处不愿想起。只是因为我的侵害者刚好每年在某个日子被纪念，所以我开玩笑说会“定期发病”。

至于如何弥补司法上难以认定缺少证据的事实，台湾不同机构也有性骚扰申诉和审查机制。我的案子里，国立清华大学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包括双方质证等程序，并且有罚款等强制惩罚机制。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公正性。

新新闻：走完司法程序，你有什么感受？

李元钧：现在有很多人担心被诬告性骚扰，但我想用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指控一个人、尤其是地位名声比自己大得多的人，真的很难。你要准备多少证据材料、和多少人反反复复陈述自己的遭遇、面对机构对你的审查、面临公众对你的质疑和攻击，这件事真的没那么easy。

新新闻：这一年你的生活怎么样？

李元钧：我公开指控王丹后的两个月非常混乱，很多人关注这个案子，我也受到很多攻击，说我是中共派来的间谍。但我起诉后，议论就慢慢减少了，我本身也不愿把“指控王丹性骚扰的人”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光环。

后来我就回归了平常的生活，在平静的生活里做自己。我没有因此而不敢在公共场合活动，在立法院前抗议时我是全露脸的。我站在宣传车上发言，有几个人好像认出了我，但也没发生什么。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一般人。

（注：本文在维持原意的前提下，引述法律文件原文时，将文言文转为白话文，以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