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集體哀悼的文化

6月2日，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發生命案，兩名女子被患有精神病的疑兇持刀斬殺。凶案發生以後，全城嘩然，一則引起部分市民的恐慌與困擾，但與此同時，自案發起有市民陸續到現場附近獻花悼念。

一石激起千重浪

或許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且案情慘烈，遠遠在一般人的理解與想像以外，命案發生以後，隨即惹來各方的熱議與猜度。有網民指出，警方在初步調查後，隨即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疑兇患有精神病，彷彿解釋了這件轟動全城的命案之謎底，但基於一般人對精神病患者容易犯罪的偏見，容易令市民聯想到疑兇的殺人動機與精神病有必然關係。

事實上，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最近便指出，有留意到案發後網上標籤精神病人的情況加劇，將精神病與暴力掛鈎，歧視或標籤只會「火上加油」。

雖然疑兇的殺人動機與精神病是否有關暫無定案，但案件卻進一步引起各方對本港精神健康支援等「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便在立法會大會上就精神健康支援問題提出緊急口頭質詢。

他指出，本港精神健康支援服務長期不足，最近更接連發生慘劇，所以希望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討人手配置，並理順醫社合作關係，從而具體改善本地精神健康的支援服務。

所謂「一石激起千重浪」，表面看來，荷里活廣場命案只是個體之間的犯罪行為，但挖掘下去，卻發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是醫療與社福政策、社會、文化等等眾多盤根交錯的問題的結點。

對「陌生人」的集體哀悼

經初步調查，警方相信疑兇與兩名死者並不認識。若他們並不認識，為什麼當天疑兇會在大庭廣眾下斬殺兩名路過的不知名女子？這大概是其中一名死者的母親，也是不少香港市民心裏的巨大疑問。類似地，連日來已有不少市民陸續來到凶案現場附近獻花悼念，他們大部分大概也跟兩名死者並不認識，那麼是什麼促使了他們為兩名死者獻上百多束鮮花，表達悼念？

事實上，香港人並不是首次對沒有親屬關係的不認識者表達出集體哀悼之情，由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主動要求搶救病人而殉職的謝婉雯醫生、因為長時間受情緒困擾而跳樓自殺的歌手張國榮、2010年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到2012年南丫海難，甚至去年英女皇的逝世，不一而足。

美國著名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便曾經在《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一書中指出，雖然在這個仍舊充滿暴力與衝突的世界中，盡力捍衞脆弱不安的個體生命，免遭他人暴力與不公的對待，乃應有之義；但必須同時承認的是，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是孤立的個體，我們都是同一個命運共同體裏相互依存與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我們甚至可以說，個體與個體的相互依存構成了我之為我的關鍵元素，而個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正正造就了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狀態。但反過來說，巴特勒認為，也正正因為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與易受傷害的感覺，令人更有欲望發現與加強彼此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鞏固人們所共屬但又不斷生成變化的命運共同體。

可以這麼說，無論是謝婉雯醫生的殉職、張國榮跳樓自殺、南丫海難，還是最近的荷里活廣場命案，我們除了因為人類所共有的同理心，對生命的脆弱與易逝感到惋惜外，我們也因為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狀態，感到自己的生命若有所失，並以集體哀悼的儀式，撫平那份若有所失的感覺，重新確認我們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命運共同感。

不過，巴特勒也指出，在一個講求普世人權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個體或群體（例如性少數群體）均能得到同等份量的公平對待。《脆弱不安的生命》是「9．11事件」之後巴特勒的回應之作，她在該書中便尖銳地指出，向來號稱開放自由的美國公共領域也並不見得可容納任何哀悼之聲。相對於9．11事件之後對在紐約雙子大廈倒塌中慘死的美國公民鋪天蓋地的集體哀悼，在美國公共媒體上卻鮮有見到任何為美國反恐軍事行動中無辜慘死的平民的哀悼。

雖然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狀態，在遇上社會重大事件上，讓我們能夠以集體哀悼的儀式連結在一起，但始終每一次的集體哀悼都有其複雜與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因素，也不是每一件社會事件都能勾起集體的傷痛與憐憫。或許，每一次的集體哀悼都是個別事件，同時也是冰山一角，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從集體的哀傷情感出發，一窺一時一地的人們的集體存在狀態。